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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

时间:2009-8-8 16:36:48  来源:不详
其实,就先秦儒书以外的文献记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虞代来判断,东夷族可能已经在夏代之前建立过一个初型的国家,只是由于自然灾害,使得东夷民族所创造的这个虞代初型国家没有很好地发展下来。但是在五帝时代,东夷民族在中华民族历史舞台上是一个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主角,确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在中原而在山东。然而,这个历史事实却在中原夏商周王朝政治中心的影响下,在周公、孔子整理六经时的“夷夏之辨”思想的指导下,被人为地改造了,而这种改造又经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史记》作系统总结,而在之后二千余年的中国正史中一直处于正统地位而深入人心。因此,为了还一个历史的本来面貌,我们必须借助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对先秦秦汉有关文献进行合理的辨析。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中国上古文明史的认识,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五帝时代前期:少昊、太昊、蚩尤。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吴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杜预注:穷桑地在鲁北)《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大路……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墟。”《国语 楚语》、《山海经 海内经》也有少昊的记载。

再看太昊。《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吴,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杜预注:任,今任城县,颛臾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须句在东北须昌县西北。四国封近于济,故世祀之)《左传》昭公十七年:“太昊氏以龙纪官,故为龙师而龙名。……陈,太昊之虚也。”就以上资料可知,少昊氏发源于山东曲阜。曲阜原称穷桑或空桑,到商代则为奄国所在。关于少昊与太吴孰先孰后,过去学术界有争论。或以为太昊先于少昊(如傅斯年说)[21]。其实,应该是少吴先,太吴后。正如徐中舒先生所指出:“所谓大夏、小夏,太吴、少昊,大雅、小雅,大月氏、小月氏的大小,都是指不同的地区,新旧的民族而言。新发现的较远的地区称大,故地或较近的地区称小;民族的本支称小,分支称大。”[23]太吴是从少吴中发展而来,所以《左传》僖公二十一年称其本地在济水流域,正在鲁国曲阜的西北向。后来太昊族向西南发展到了河南的淮阳一带,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称“陈,太吴之虚也。”

以上材料中,关于少昊、太吴的记载尚没有文化偏见,郯子说起自己的祖先少昊,还十分自豪,将少昊与黄帝、炎帝等并称。以下叙蚩尤更具有民族英雄色彩。《逸周书 尝麦解》:“昔天之初,……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说“蚩尤宇于少吴”即指蚩尤活动于原来的少昊活动区域内。又《逸周书 尝麦解》:“蚩尤乃逐(炎)帝,争于涿鹿之河(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这里的“赤帝”即炎帝。涿鹿的地望说法不一。吕思勉《先秦史》据《帝王世纪》引《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而推测在今徐州境内。联系炎帝的居地“陈”(淮阳)在徐州之西南,而蚩尤的居地(“宇于少吴的曲阜”)在徐州之东北,正好在一条斜角线上,可见涿鹿在徐州说较合理。涿鹿之战以蚩尤族获胜炎帝族挫败而告终。炎帝族于是又求助于兄弟族黄帝。《逸周书 尝麦解》接着说:“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这里的“中冀”或即“冀中”之倒。有关这场战争,又见于《山海经 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这里的“冀州之野”大概在今河北的中南部与河南北部。 蚩尤族先是向西南方向“逐”炎帝族,接着又西北向“伐”黄帝族。可见东夷民族在蚩尤领导下的对外扩张势力曾经很猛。再联系上文的少昊、太昊,可知在五帝时代的前期,东夷民族在黄河流域是一支实力强大的民族,其势力足以与中原炎、黄族抗衡,甚至有超过炎、黄之处。这与考古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先进于中原文化是一致的。

五帝时代后期:虞舜、皋陶、伯益

五帝时代后期,东夷各族更加强盛发展。同时,中原地区的诸夏民族也开始发展强大起来。于是东夷各部落与中原诸夏部落首先建立起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在这个联盟组织中,东夷族首领虞舜、皋陶、伯益与中原诸夏的唐尧、夏禹、夏启共同轮流执政,这就是历史上艳称的英雄禅让制时代。

就较早的文献看,虞舜为东夷人。《孟子 离娄上》明确指出:“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汉代赵岐注曰:“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具体地说,“诸冯”在菏泽境内,“负夏”在兖州境内,“鸣条”在河南封丘境内,均在鲁西、豫东一带。《孟子 公孙丑上》、《墨子 尚贤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说明舜为东夷族首领应该没有问题。

《墨子 尚贤中》说:“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据《尚书 尧典》可知,舜是由部落联盟议事会民主推选出来与尧共同执掌联盟大事的:“帝(尧)曰:‘咨,四岳。朕在位十七年,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试哉。’”“四岳”“师”都是各氏族酋长,在部落联盟大会上担任委员。在部落联盟大会委员之上还有两位最高执行长官,所谓二头首领。五帝时代后期,原来这二头首领是挚与尧。当挚死了之后,就由尧向大会提出补任挚位的候选人。结果是大家推选舜。据《尚书 舜典》可知,舜被选出后第三年始涉帝位,与尧共同主持部落联盟事务二十八年之后,尧才死。

由舜与尧共同主持联盟大会可知,东夷族在当时黄河流域的重要地位。以舜为代表的东夷族与以尧为首领的华夏族,既有联合,也有斗争。《韩非子 说难》说“舜逼尧”,暗示东夷族的力量曾超过华夏族。张学海先生指出:“尧舜的斗争,实质上是华夏和东夷集团的斗争,是昔日以炎、黄与蚩尤所代表的这两大族团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演。”其结果“是东夷势力集团的胜利”[24]。

尧死之后,夷夏联盟集团的最高权力实际由舜所掌握。按照当时联盟的传统,仍需由舜来主持联盟议事会,推选继尧的人,与舜共同执政。结果是推出了禹来。《尚书 舜典》:“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史记 五帝本纪》曰:“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可见,舜与禹还共同执政了十七年。

舜死之后,禹又主持联盟大会,推选东夷人皋陶来继任,但由于皋陶早卒,于是禹又推荐东夷人伯益继皋陶之位。《夏本纪》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结果伯益又与禹共政十年。《夏本纪》说“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

皋陶与伯益都是东夷人,古文献也有明确记载。《史记 夏本纪》正文引《帝王世纪》曰:“皋陶生于曲阜。”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皋(陶)、(伯)益,同族而异支。”

总之,在五帝时代后期,虞舜、皋陶、伯益曾先后与中原各部落结成联盟,并在联盟议事会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再联系五帝前期少昊、太昊、蚩尤的地域扩张,说明在整个五帝时代,东夷民族确实是实力强大,影响深远,在中华古文明起源过程中,担任了主要角色,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先秦六经之外的文献里,曾记载夏代之前有个虞代。把东夷族虞舜及其皋陶、伯益等,专列为一代。《墨子 所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其它文献也有相同记载,《韩非子 显学》:“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国语 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韩诗外传》:“虞、夏有传政,不如商、周之察也。”由此看来,夏代以前东夷族确曾进入文明时代,建立过初步的文明国家虞代。

然而,这一历史事实,在周公、孔子的“六经”直至司马迁的《史记》里,没有能够得到客观的反映。在《尚书》里,是将尧舜禹作为中心来叙述的,皋陶与伯益仅仅以配角出现。《韩诗外传》的“虞、夏有传政,不若商、周之察也”这一事实,在儒书《荀子 非相》里却说成是“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没有了虞代。在《大戴礼记 五帝德》、《史记 五帝本纪》里,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其中黄帝、颛顼、尧、禹全为中原部落首领,舜因为曾经建立过虞代,才勉强进入五帝系统(帝喾在神话传说中实与帝舜为一人)。至于东夷部族的少昊、太昊、蚩尤、皋陶、伯益全被排除在外。这是极不公正的。

因为在五帝时代,东夷集团一直处于生产力最发达、文化最先进的地位,甚至还建立过一个虞代。所以,当中原夏部落建立王朝,破坏了部落联盟禅让制后,东夷民族一直不甘于这个现实,于是有了以下两项历史事件。

1.东夷伯益与夏启的斗争

按照民主禅让制,当禹死后,应当由东夷族的伯益来主持部落联盟议事会推举补禹之缺的首领。然而,历史在此时却发生了深刻变化。禹启父子要求变革以民主选举为实质的禅让制,实行以财产私有为实质的父子世袭制。《韩非子 外储说》对此有所交待:“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舜明矣。”禹的做法是不符合当时的传统习惯的,因此,只能暗暗进行,这便是表面“传天下于益”,而实质上“势重尽在启”的原因。这之间肯定是伴随着一场血腥斗争的,所以说“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当然,东夷族伯益也不会轻易罢休。《天问》与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了益与启的斗争过程。《天问》说:“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当“启代益作后”时,益也起来斗争,把启拘禁起来,使启“卒然离孽”(遭受灾害),益还对启施行射革巫术,这就是“皆归射箱”“后益作革”。当然最终还是启成功了,所以说“无害厥躬”“而禹播降”。古本《竹书纪年》则将这整个过程概括为“益干启位,启杀之”。

以上《韩非子》、《天问》、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有关益启相争的过程应是事实。然而儒书《孟子 万章》却对此进行了西周礼仪伦理化的改造:“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益启之间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一场血腥斗争,就这样被孟子用礼仪的温纱遮盖起来了。而《史记 夏本纪》则完全继承了《孟子》的儒学思想,也把益启之争说成是益的自愿推让:“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这完全是改造失实了。

2.东夷后羿、寒浞与夏太康、仲康、相、少康的斗争

益启之争虽以益的失败而告终,但斗争并未结束。到了启的儿子太康时,东夷族又在后羿与寒浞的带领下,西进推翻了夏太康的盟主地位,历夏仲康、相,直到少康,前后长达40年时间,史称“羿浞代夏”。

羿原是东夷部落中有穷氏族的首领,《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说:“帝羿有穷氏”,“穷”字繁体“窮”,从“弓”得声兼得义,与“夷”字从人从弓同。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指出其居地在曲阜一带:“少昊之虚在今曲阜。而曲阜古名穷桑或空桑,有穷的名或与穷桑有关。”作为一个氏族,有穷后羿起源很早,在帝俊、帝尧时就已很活跃了。《山海经 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增,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淮南子 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尧乃使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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