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族后羿与寒浞代夏事，实际说明从夏代建国之初的益、启之争后，直到夏代前期，东夷族的实力仍然强大到足以推翻夏族的部落联盟盟主地位的程度。这正是东夷民族文明程度居于先进地位的又一实证。

然而在《左传》襄公四年与哀公元年的这两则材料里，却是站在中原夏民族的立场来叙写的，所以把后羿与寒浞都当作反面角色来看待。关于这一点，傅斯年先生已经注意到了。他在《夷夏东西说》里指出：“《左传》之神话故事已很伦理化，……其立足点是偏于西国夏周之正统传说，所以说羿浇甚不好。”不仅如此，在以中原华夏为中心的儒书里，还把“羿浞代夏”这段历史淡化，甚至删除。《尚书 五子之歌》的序里只说“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史记 夏本纪》只言“太康崩，弟中康立”，“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而根本不提“羿浞代夏”事。这是司马迁坚持周公、孔子六经中“夷夏之辨”的原则，因而叙述先秦文明史时有失公允的一个典型例子。

但是，在中原儒书以外的文献里，对于“羿浞代夏”事不仅有记录，而且还评价很高。前引《山海经 海内经》说羿是“帝俊”所指派到人间的神。在《山海经 海内西经》里还说羿是“仁羿”，具有巫术功能，能上天人地：“海内昆仑之虚……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非仁羿莫能上岗之岩。”在《楚辞 天问》里，羿也是上帝所指派，而且对“羿浞代夏”事还记载完整：“羿焉弹日，鸟焉解羽?……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狶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女歧缝裳，而馆回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汤(疑为“浇”之误)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对于上述《山海经》、《天问》的记载，傅斯年先生有很好的分析：“《山海经》之为书，虽已系统化，尚未伦理化，且记东方的帝系较多。这部书所举夷羿事，很足以表现战国时羿浇的传说尚甚盛。《山海经》与《天问》互相发明处甚多，《天问》称羿之重要全与《山海经》合。所谓‘羿焉弹日’，正在《天问》中论创世纪一节中，则羿本是天神。所谓‘帝降夷羿’者，正《山海经》所谓‘帝俊赐羿素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恤下地之百艰。’《天问》一篇，本颇有次序，王逸以为不次序者，乃由于不知《天问》所陈是流行神话故事之次序，不与汉代人之古史传说同，故不能解。”[22]

《山海经》与《天问》都是楚地的作品。童书业先生认为，《左传》襄公四年与哀公元年中有关“羿浞代夏”的故事正是采自楚地作品者。他说：“吾人观察左氏襄四年及哀元年本节事，觉其文字颇古，不类汉人之作。且其中多有神话残迹，且有可以印证氏族制之处，……可能此类故事本为楚地传说，有神话及史事流传于楚地而为《左传》作者所采，加以增饰，而成今左氏中此两段文字。至于先秦两汉书所以极少言此故事，则因三代史事多为‘邹鲁捂绅先生’所传，楚地传说为其所忽略。”[25]

以上傅斯年先生与童书业先生关于《天问》、《山海经》所载“羿浞代夏”事为可信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现代考古学正为“羿浞代夏”事提供了实物证据。这就是二里头文化。考古工作者都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王朝时期的夏族文化。李伯谦先生进一步认为，二里头文化“很有可能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的夏文化”，因为“从文化特征分析，二里头类型早期的许多因素虽与(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相同或相似，但也有不少因素与东方关系密切，可在东方找到‘渊源’。”李伯谦先生举例指出：“二里头类型墓葬的随葬陶器组合中常见的觚、鬻、盂等酒器和三足盘、平底盘、豆等盛食器，在王湾三期文化墓葬中较为罕见，而在山东龙山文化的墓葬中却常可见到。这正说明二里头类型居民所使用的某些礼制以及风俗习惯是由东方，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传来的。”据此，李伯谦先生认为：“文化的传播往往是与族的迁徙相联系的，族的迁徙又常常由战争所引起。而考察夏代早期的历史，东方因素向中原大量渗入和传播，却是只有在‘太康失国’‘后羿代夏’这一夷夏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时期才有可能的。”[26]考古材料再次证明，历史上确实出现过“羿浞代夏”事件，《楚辞》、《山海经》的记载是可信的，而中原儒书对此事却有意删除。这提醒我们对先秦秦汉文献必须以考古材料为依据，进行具体分析与批判。

现在，我们可以将前面的讨论作一简单回顾。我们发现，从五帝时代直到夏代中期，夷夏两族一直处于彼此强胜、共同联盟执政的状态之中：

在中华上古文明史上，两族关系保持如此长时期的联盟交往，大概除了夷夏之外，没有其它的事例。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古文明现象，尤其是这一现象在先秦秦汉儒家文献中有所歪曲失实的时候。

上面的讨论提示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即从五帝时代到夏代，东夷民族所创造的古文明，实际是中华古文明从起源到早期发展过程中最先进最重要的一支区域文明，因此，要全面而深刻了解中国古文明，必须高度重视这支区域文明。然而，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先秦两汉文献，为了体现“夷夏之辨”的中原正统文化观念，对东夷民族所创造的这支重要区域文明或者不给予公允评价，或者不给予记录，从而给后人造成了从五帝到夏代的中原文明才是中华文明主流的误解。

可喜的是，我们有消除这种误解的两种条件。条件之一是如上述的有关东夷地区或者叫海岱地区的大量考古材料。这些从司马迁到王国维等历史学家都不曾见过的考古材料，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向世人展示了东夷民族所创造的灿烂辉煌的区域文化。条件之二是古已有之的儒家经典之外的其它先秦两汉文献，诸如《山海经》、《楚辞》、古本《竹书纪年》等等。这些曾被司马迁斥为“捂绅先生难言之”的“不雅驯”之辞，实际上保存了最真实、最原始的古史记录，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工作中，我们应当破除传统观念，给予这些文献一个正确的位置，并很好地研究利用这些文献。以上两个条件正好可以补充中原正统文献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古文明的不足，纠正中原正统文献反映中国古文明的观念偏见。

我们要特别感谢二十世纪历史学家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蒙文通《古史甄微》、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等从古文献角度所作的考辨工作，指出东夷民族在五帝时代的重要地位。我们也要感谢建国后的一些著名考古学家，如苏秉琦、李学勤、严文明、李伯谦、张学海、高广仁、邵望平等先生，他们从地下出土资料研究人手，对东夷民族所创造的古文化进行了深入总结。他们的研究虽然各有侧重，但都以实物资料印证了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等先生的文献研究之可信，从而进一步向世人展示，东夷区域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以上我们以东夷民族所创造的海岱区域文化为例，证明五帝时代中国古文明的重心不在中原而在东方。其实，考古发现所见区域文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是多方面的。例如，考古发现所见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也为我们展示了许多以往所不清楚的有关五帝时代到虞夏商周时期中国古文明的某些面貌。如前所说，中原所传经孔子删定的《诗经》，只有《商颂》、《周颂》、《鲁颂》和《大雅》、《小雅》，却没有《虞颂》、《夏颂》乃至更前的《五帝颂》。“颂”原是民族史诗，民族史诗一般都是从宇宙开辟谈起，然后再叙山川神怪，在此基础上再叙祖先的图腾起源，以及列祖列宗英雄事迹。《诗经》中所见的商周民族史诗，不见宇宙生成、山川神怪的内容，只从祖先的图腾起源谈起。显然，《诗经》所传的民族史诗是不完整的。而考古所见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太一出行图》、长沙子弹库战国帛画《人物驭龙图》与帛书《宇宙篇》、《天象篇》、《月忌篇》、长沙陈家山战国帛画《人物龙凤图》、荆门郭店战国竹简《太一生水》篇与《老子》甲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容成氏》、《彭祖》、《恒先》、《子羔》、《鲁邦大旱》，等等，所提供的宇宙生成论、山川神怪图，正可以与楚地传世文献《天问》、《九歌》、《山海经》、《老子》、《庄子》互相印证，再经过综合研究，我们可以整理出一篇包括宇宙生成篇、山川神怪篇、五帝英雄篇、虞颂、夏颂、商颂、周颂、楚颂等内容较为完备的中华民族史诗来。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振奋的文化盛事啊!

再如，传世先秦两汉文献有关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文化，虽然比较详备，但有关三代周边地区各方国、各诸侯的情况，仍有许多不足。对于这些不足，我们也只有通过考古发现所提供的资料，尤其是文字资料加以弥补。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只举山东地区的两例。其一，就是本栏目李学勤先生与李光雨先生文所介绍研究的枣庄山亭东江村出土的小邾国铜器铭文资料。现在我们根据这批铜器铭文，不仅知道小邾国就是倪国，而且可以排出小邾国建国以来的四代世系，其中第三代世系是不见于任何传世文献的。其二，根据胶东地区不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资料，现在我们不仅对长期以来*[已+其]国与纪国的关系纠葛可以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对夏商周以来在胶东地区所活动的莱国、过国、牟国的起源与发展乃至衰落可以梳理出一个线索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有关胶东古国的铜器铭文资料，我们还可知道这些古国与商周王朝的关系，甚至周王朝前后征荆楚、征淮夷、周代的乡遂制度等等，都可以从这些铭文中得到传世文献所不见录的信息。由此，我们若能把考古所见全国各区域文化做出全面细致的清理与研究，那么，我们在本文前面所指出的“传世先秦秦汉文献不能反映中国上古文明的全貌”这一缺憾，便能够得到较为满意的弥补了。本文的讨论正是基于这样的愿望，抛砖引玉，期望学界有更多的讨论。

[参考文献]

[1]江林昌．周公与六经，待刊．

[2]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30．

[3]高亨．周易古经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6—8．

[4]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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