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具体说作为“儒家文化区”的东亚，传统文化对这个地域的政治发生何种作用？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政治特质，既被经济形态决定，又被文化形态决定。通常讨论多的是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近年来东亚经济进退涨跌，戏剧性地影响着“亚洲价值”的荣辱浮沉。然而，同样是“亚洲价值”，制造与维护着一个怎样的政治模式？文化与政体的关系如何？直面这个问题，将使我们对东亚传统有一个建筑在合理基础上的新认识。
日本战前尊奉“儒教”与国学，这些学说加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制造出日本近代“超国家主义”、“全体主义”的专制帝国。这是战前日本思想界一个受约束的话题，战时更噤若寒蝉。而当日本战败之后，学者们终于得到一个难得的自由言说的空间。在丸山真男的首创带动下，一股“日本政治思想研究”的学术风潮席地而起。 这是一个史学思潮、社会思想思潮，就其本质而言，更可以说是重新认识儒学、国学及一切国粹的反思思潮。参与其中的包括松本三之介等一批比较年轻，堪称丸山弟子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都在说明，日本现代的专制政治与传统文化及对待它的态度有关。
松本三之介写有《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叙说》一书。本书内容最初发表于《国家学会杂志》。当时有一个题目是《近世日本国学的政治课题以及它的展开——关于幕末国学的考察》。 认识松本学术，或可对上面说的那个史潮的观点理路有一个大致了解，提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吸收与阐扬是对的，而另一方面，又要对其内在的非合理的“前现代”因素有所警戒与克服。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训最深重，因此松本等人开展传统研究所得的有益结论也最值得中国学界留意。
一、国学研究的前提，对朱子学的理解
日本江户时代堪称理学时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牢固占领思想领地，开展日本精神史研究无法绕开历史上着实存在过的硕大理学世界，更何况它至今还在发挥影响。任何一个学术思想都不孤立存在，而与周围思想环境密切联系。尽管各学术派别的代表常会否定这种联系，甚而对相关派别不惜诋毁。然而“联系”的存在终究无法否定。再则，开展比较是进行思想研究的重要方法，既然国学与理学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将它们做并列比较也就很有必要。也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松本先去理学世界做一番巡游，化不少笔墨，阐述对理学的理解。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基本特质是“政治哲学”那么到了宋明以后，儒家思想则由于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在阐述原有政治原理的同时，更加深对心灵世界的注目，精神内容由此改观与扩大。 松本说，为理解朱子学的政治思想，当先窥探朱子学的人生奥里。朱子在论证人生观时，表现出来的重要特点是突出人性论与宇宙论的连贯性与一体性。宇宙具万物本原即“理”。由此本原，产生“气”。理乃“绝对”，气则回流不停，创造宇宙万物的特殊群像与个别特征。理与气合，以成世界。 作者引用江户时代著名理学家林罗山的话说，天地未开，只是一个“理”，理为“太极”，一切由理而生，生于太极。
人既有作为理的善的一面，又有附着于形的，以气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恶的一面。什么是理，什么是气呢？依林罗山的解释：理的表现形态是仁义礼智等行为规范。气与其相反，大体与理不合。理表现为道德原则，又可以说是善。善为一气质，恶也为一气质，气质可以转换，唯一途径是对理的理解与服从。
因有气的存在，引出“物欲”。如朱子论：人有本来的善良心性，只因物欲的蒙蔽，各向君子与小人的不同方向发展。人们只有依照四端与五伦的要求，对气质做不断的改造，将蒙蔽善良之心的物欲逐渐去掉，方有可能恢复善良本心，成为君子。
松本在进行国学研究的同时，开展理学思想研究是有原因的。松本在他的另一本书《天皇制国家与政治思想》中曾提出过“公的世界”与“私的世界”这样两个命题。公的世界在意义界定上说是区别于个人世界的政治社会。“私的世界”则强调个人利益，是具有独立价值判断的，自然、自立与自由的“个人世界”。
松本多年来在思考着：“公私未分”的前近代的社会，“私的世界”，即“个人的世界”被压抑与泯灭。他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私的世界从“公”的世界——政治与社会的世界里分离出来，具有独有的价值与思考样式。现代性社会的一大特点是人的“自然、自立的个人世界”的建立。一个社会倘若组成它的“个人”还没有建立这样的“私的世界”，这个社会不配为现代社会。
天皇制国家强调“灭私奉公”，“公的社会”（政治社会）建立在“灭私”，即消灭“个人”利益与个人自觉的价值体系之上。人们的私人世界被充分淡化与否定，而成为徒有其名的子虚乌有。因此，一旦日本战败，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当务之急就是全力建立起与西方价值衔接的，个人的，独立与自由的“私的世界”。就象一个新建筑的矗立，要有支撑它的新地基，现代性民主社会的建立急迫等待广大人民全新意义上的“私的世界”的竣工。
战后的日本能否建立起这样的“私的世界”？面对这样的问题，松本思想的深处存在着疑虑。总体上说，战后日本人确实得到了解放，日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此进入民主社会。然而面对社会“公”的激变，日本人“私”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同时“解放”，发生变化呢？抑或以不变应万变，以小变应大变？在松本看来，日本人经过长期的封建教育，对于他们来说在长时间的中世纪岁月里，已经建构出一个“否定私”的“私”的世界。让日本人的思想真正获得解放，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一段时间，曾积极吸取西学，西方价值观进入日本人民的心扉。然而当 19 世纪80 年代后，国粹主义盛行，日本逐渐走上“超国家主义”、“绝对主义”、“全体主义”的道路。如果说“超国家主义”这个概念表达日本专制主义政治结构的特点，那么“绝对主义”与“全体主义”则强制个人对“全体”（“国家”）的“绝对”尊崇、“全体”（“国家”）对个人的“绝对”支配。
我们要继续研究的是日本人何以被“教化”出集体的“无私”的 “世界”？回答是在整个的德川时代，朱熹的理学思想全然占领了精神领域。 朱熹的“灭人欲存天理”的教条成为束缚日本人思想的紧箍咒。日本人的私欲受到封建伦理力量的严苛压抑，而无“私”可言，绝对服从纲常礼教的失去个体灵魂的躯壳。应该说松本在研究国学与政治关系的同时，对理学思想做深刻剖析，对日本“无私”的“私人的世界”作实质性揭示，客观上促使日本人从自我限制的思想牢笼中挣脱出来，为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及早实现人的现代化。
二、松本的国学比较论与日本古代政治特质论
国学是江户时代的学派。其主要学术特点在于观摩古典，提倡古道，探究由阐发民族精神。18 世纪有契冲、下河边长流等人倡言此学，力主更新理念，发掘《万叶集》等古典的特殊价值，从中领会日本精神的固有内涵。荷田春满进一步发展这样的学术思想，并糅入神道思想。贺茂真渊则说明古代精神乃日本之道，比儒学更加优越，主张恢复日本古代精神。本居宣长著有《古事记传》，集复古思想之大成。平田笃胤继承宣长古道观，强化了神道与国粹色彩。明治维新时期，国学鼓吹尊王攘夷，成为维新的精神引导。
松本对幕末国学作了评价：国学发展到幕末，原有注重民间生活的思想进一步充实，而具“实用、实事、实德、实学”的特色。成员组成中的社会层面也在逐次下降，武士成分慢慢减少，如宣长门下武士只占百分之十四。学术界有“草莽的国学”的称呼。国学倡“家职勤勉论”，劝导人民用勤敬的心情从事耕作、负担租税、整齐家事与维持村落生活，显示倾心民间道德教育的思想趋向。
松本感到国学思想中有着明晰的政治论。在宣长那里政治就是“事君”，换言之是“臣的服从”。宣长说：为君者，重要的事是祭神，大臣的责任则在于服务天皇，“奉天皇之大命”，各司其职。 宣长论列他的“服务政治论”，强调对“支配”概念理解的重要：“支配”由两个要素组成：“命令与服从”。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讨论支配者的意志，而在于强调被支配者必须以支配者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这样天皇的“大御心”就是“被支配者”的绝对行为原理。不可将天皇的 “大御心”说成是“命令”，“命令”由上而下，毕竟是客观理念，接受命令难免有被动心态，因此应将原本是“命令”的天皇的“大御心” 视为从天皇那里领悟到的“心”，以天皇之心为本人之心。
松本将国学与理学做对比说：理学在论说“士”的精神构造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宣长突出的不是这些，是以绝对服从为基干的“被治者”（被支配者）的心情构造。理学与国学的区别、国学的特殊“实践意义”在这里被明白突现出来。宣长塑造的是“天皇观的政治理念”。天皇有绝对的权威，政权担当非天皇莫属。一切胜利与光荣属于天皇。一切失败与缺陷与天皇无关，也与“为政者”无关。失败与“缺陷”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被支配者那里出了问题。 宣长还论证神道与理学的区别。理学强调教诲，神道不轻言“教”，而重视“事实”，主张以事说理。笃胤将“事实”说成“意识表现下的显在化”，“事实才是真实的道”。宣长与笃胤思想一致，都主张以神道为依据的“无规范性格”，把理学贬斥为远离“事实”的“空言”。宣长认为理学的空言作风其实也在违背孔子的教诲：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总之神道是在说明一种“非规范的规范性、非政治的政治性”。它的出现与儒家思想比较，更具有政治实践意义，与日本的政治国情况更加贴近。
在对日本政治所起的作用方面，儒学与国学仿佛各自有着自己的不同位置与分工。就象前文说的那样，理学特别关心人的内心世界，要人从内心深处产生变化，驱逐于“公”（国家与天皇）不利的私心杂念。在治心与治人两个方面，理学看重治“心”，可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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