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日本的国学者看来仅仅依靠理学思想还无法使日本长治久安。国学大学问家本居宣长在议论到国学的研究对象时说，国学的研究领域具体可以分为“道学、有职学、史学、歌学”。其中他特别重视“道学”。然而他又坚决反对将道理解为中国的“儒佛之道”。他说道是一种特别的“古意”，为日本所独具。它不来自儒经与佛典，而出于《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这样两部日本最有名的历史典籍。他要求人们在读这两部书的时候特别留意神代史部分的叙述与思想。其中传播着天皇是神的皇国史观，反映了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中心意义，说明了神道就是“天照大御神的道，天皇总揽天下的道”。这样，国学的特殊地位就被突出起来。

    与中国相比较，日本与中国皇帝（天皇）处境不同。中国自汤武革命以降，皇帝无道，可以通过“革命”驱逐下台，从而皇运隆替，新朝开启。日本不然，天皇“万世一系”，推崇天皇是日本必须遵守的政治准则。这样日本不仅要有理学来管理人民的思想，还要有一个学问来确立天皇无可侵犯的至尊地位，认定天皇神圣转世的天道神统，编制天皇至高无上的秩序法则。这些理学做不到，国学的诞生与兴隆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理学的本质是“心灵学”，国学名称的出现不仅是为了区别于“汉学”与“中华学”。从内涵意义理解还因为它是“国体学”与“国家政治学”。

    确实，日本近世以来最大的学术为儒学与国学，两学并存，为日本封建统治的稳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松本三之介双管齐下，对理学与国学做并列的批判，可以说是揭示了日本封建政治的本质要害。

 三、与丸山学术的关系

    《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叙说》共分三章：第一章、国学政治思想理解的前提。第二章、国学政治思想的性质与课题。第三章、幕末国学思想。作者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要通过对国学的研究寻找日本政治思想特质，及其形成的原因。应该承认，无论古代与近现代，一国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展开都与该国政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也不例外，因此要对日本历史特质有所了解，就要对日本政治思想特质有所了解。而在松本看来，要了解日本政治思想的特质，必须追根求源地对日本政治思想形成的特殊前提与原因作认真研究。自然，这样的原因与前提可以从日本的社会中去寻找，然而也可以从相关的日本传统思想境界中去寻找，松本所做的工作是跋涉日本国学的精神原野，探寻本国政治思想的意识源头，换言之，由观察日本国学的思想特质性，管窥日本广义政治思想史的特殊存在。松本的国学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进行的。

    松本从事国学研究之前，学界已经有了不少国学研究的成果。这包括：明治30 年的中野虎山的《国学三迁史》、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十讲》（明治32年）与《国学史概论》（明治33年）、村冈典嗣博士的《本居宣长》（明治44年初版、昭和3年增补改订）等。如果说以上的研究仅局限在资料建设方面，津田左右吉博士的《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大正5——10年）则指示了研究的新动向：注目国学与国民思想及社会状况的互动关系。 这给松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并启发他将这项工作继续开展下去。

   可以说，松本在本书中所作的努力，就是实践志愿，将国学研究与社会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开拓日本政治思想史学研究的新视角，获得新发现。其实，受到津田左右吉影响的不仅是松本先生。家永三郎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时也说，年轻时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津田左右吉，从他对《记》、《纪》的批判与思想史的研究中获益非浅。特别是在毕业后读到他的 《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受到的思想冲击更为笔墨所难以形容，“由此世界的景色为此一变”。
       
    松本的研究还与丸山真男有着密切的关系。《序言》说：自己刚开始从事国学研究的时候，还是一个研究生，论文都是在丸山真男的指导下写作的，时间是昭和23年（1948年）及以后的2 年。他对丸山真男教授表示特别的感谢：如果没有丸山的指导启发，论文难以完成，观点上的暧昧也无法克服。 松本研究与丸山真男所做的工作有着许多内在联系，都注重运用“以思想证思想”的方法，通过对日本儒学、神道、国学等思想史的研究，做日本思想探源的工作，以寻找日本政治思想的精神源头。丸山真男刊《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年），松本则有《国学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相近的书题，说明相近的研究志趣与问题意识，也说明他们在学术界的师承关系。《序言》他还对远山茂树等学者表示谢意。因远山茂树的介绍认识国学研究家伊东多三郎，受到多方面教诲；又因东京大学法学部明治报章杂志文库的帮助，有机会查阅资料，看到许多明治初年的报纸。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丸山真男的国学、理学比较论与松本三之介发生了共鸣。丸山说：勃兴期的国学，总是作为“儒学者的对立者”来确定自己的地位特征。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它竭力否定儒学对国学体系形成的影响。国学自称是“古学”，因此它也必然要否定自己是“来源于儒学的古学派”。国学家总是强调如何与“儒家的古学派”没有联系，与此同时，对儒学思想展开批判，以期从积极意义上与儒学划清界限，进而提高自己的地位。 松本在他著作中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丸山真男于1952年出版《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该书所讨论的主题是日本江户时代在儒学乃至国学的思维结构中，随着历史的推移，近代意识如何突破前近代框架而“从内部”成熟。丸山认为所回答的问题，不是分散片断的“近代性”，而是在思想系统之中前后相续的近代意识的成长。丸山真男的视线从日本朱子学到徂徕学再到本居宣长的国学，试图在这些通常被视为两极对立的思想家中寻找逐渐成长、变形但又具有内在联系的近代思想因素。 他从传统思想内部寻找既有的现代性成分，对世俗的“西方（欧洲）中心说”有所突破，从而显示他的思想存在。20世纪中叶之后，东亚的各国都在重新思考与确认现代化的思路，而丸山学术的价值就在于为这样的“思考”与“确认”，提供建设性意见。松本承认自己是丸山的学生，他从事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选从国学一门进入，窥探日本“前现代”学术原野中的“现代”根芽，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研究松本与丸山的关系可以说明：战后确有一个最重要的史学团体结集成阵，他们运用思想史学的批判武器，揭发明治以来日本专制主义的传统文化根源，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余言：从国学到国粹学的思考

    从松本对国学的研究使我们想到与国学有关系的日本国粹学说在现代的命运。当国学热潮过后，日本在19 世纪末又出现国粹主义思潮。国粹学者考量的最大问题，乃是如何认识本国文化，导引国人尊敬民族传统，激发爱国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与国粹学在具有相近似的存在价值。与国学思想相同，国粹主义也是日本民族主义在文化观上的折射。

    凡一个后进民族（笔者给予密切关心的是东亚诸民族）走向现代化，必须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双重关怀。现代化思想无非是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合理配伍。从文化视角看问题，一个国家民族主义“过量”，很可能走上狭隘“自恋”，拒绝开放学习的道路；反之将国际主义做不恰当的理解，又常使一个民族盲目虚无，全盘欧化（西化）。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日本国粹主义思潮曾是克服“全盘欧化”思想的良药。然而，国粹主义发展到后来，出现与国际主义相违的倾向，导致日本产生狭隘民族主义。而狭隘民族主义勃兴又必然导致国内“超国家主义”与“绝对主义”等专制思潮泛滥与对外扩张欲念的膨胀。这一切都值得人们去深思回味。时代在进步着，然而许多历史课题，既促使19世纪的知识分子做出必要的回应，也同样困扰当代的人们。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思考，有些看来是“历史的”提问，是否竟是“永恒的”课题。

    桥川文三在《昭和超国家主义的诸相》一文表达以下的观点：日本近代史上象德国与意大利那样明显的“法西斯运动”是没有的，也可以说日本的超国家主义是渐进式的发生的，因此要找到一个日本超国家主义诞生的契机式的标志很困难。他说在这个方面丸山真男有很好的说法：
  
    对于日本来说在什么时候，突然发生了超国家主义是说不上来的。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有着渐进式的特点，它的形成与前代传统有着极大的联系。

    还是这位桥川文三先生要我们去注意丸山真男的一篇文章即《超国家主义的论理与心理》。因为在这篇文章中，丸山明确的说：要高度注意日本超国家主义与传统关系的问题，当对这个问题要做最认真的分析。 

    松本三之介的研究成果发表于上世纪中叶，当时大战结束，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西方思想一时又成为蔓延日本的精神主潮。松本注目本国传统的挖掘与梳理，给予必要的评判，对避免可能出现的新时期的又一轮民族虚无主义的发生，有其历史效果。而更重要的是，书中论述儒学与国学的思想特征，对日本专制思想本原鞭辟入里，注意到日本超国家主义“与前代传统有着极大的联系”，回应了“传统究竟给亚洲的政治带来了什么”这个极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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