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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从底层书写到性别话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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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7: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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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关键 词］ 梅娘；底层；性别话语；家庭伦理；小说叙事
［论文内容摘要］ 通过聚焦与解读梅娘在东北沦陷区文坛上留下的小说文本，我们可以还原出梅娘小说叙事主题的两重基调：对于底层民生的关注与书写；对于女性命运的体察与刻画。这两项主题在她创作的初期就彰显出来，并在随后保持交错演进，共生互渗的形态，协力传达出梅娘人文关怀、女性关怀的文学追求。
近十年来，随着梅娘（1920～）作品的重新出版，关于她小说创作的探讨也掀起了数次热潮，而女性主义的解读路径几乎成了这其中的主流方法。检视梅娘在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坛留下的全部作品，我们不妨将其小说创作依作品结集情况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学时代——《小姐集》（1936）；留日时代——《第二代》（1940）；北平时代——《鱼》（1943）、《蟹》（1944）以及未完成的长篇《小妇人》《夜合花开》。目前学界关注的目光多集中于梅娘的“北平时代”，就这一时段的创作而言，的确是梅娘女性意识日渐彰显、个人风格趋向稳定的黄金期，对《鱼》《蟹》等所做的文本剖析也的确能够标识出梅娘鲜明的创作个性和以女性关怀为核心的审美追求，但这似乎还不足以囊括其小说创作的全部文本内涵。刊行于东北的《小姐集》已经散佚不可寻得，而《第二代》作为文丛刊行会①文艺丛书之一，其中的11篇作品在以往研究论著里鲜有提及。
通过对目前可见的梅娘在东北、华北沦陷区的小说作品加以整体观照，我们可以还原出梅娘小说叙事主题的两大走向：对于底层民生的关注与书写；对于女性命运的体察与刻画。前者在《第二代》中显示为主导倾向，并延续到《鱼》《蟹》中的某些篇章，例如《侏儒》《行路难》。而在梅娘明确自己的文学追求的过程中，又寻找到了后者为立脚点和侧重点，完成了一系列带有个人和时代印记的女性叙事作品。在这里，我们以梅娘在东北沦陷区的小说创作为缘起，对其作品的意涵进行追溯与分析，试图把关于文本的历时性寻绎与共时性解读结合起来，从而重新走近梅娘以及她曾经身处的那种文学场阈。
对于梅娘七十年前初登文坛的情景，在时人的评论文章尚可寻得线索：“时间在一九三五年前后，那已经是满洲文学转向后的年代了，枪刀在闪亮铿锵着，人们所憧憬所赞美的光，因为太遥远，不足以把全国的青年兴奋起来，那时一般人所希冀的力，反射得太微弱了。所以在满洲的从文者，暂时曾投笔跼蹐于灰暗的角落里，诗人们也只有停住美丽的歌音而呜咽着了……就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梅娘出现了。”②梅娘最初奉献给文坛并得到好评的是她的中学习作集《小姐集》。对于这本湮没在岁月风沙中的试笔之作，与梅娘同时代的女作家吴瑛的评价是“虽然讴吟着新文学温暖的羽翼，发现自身的安乐的性格，但那正是代表当时文坛情势，尤其是出自女作家的笔下，更感到那是一册代表彼时女性思潮的倾向之作品”③。尽管梅娘尚显稚嫩的作品不免有着浓厚的“温室意味”，但已充分表现了“其磅礴的文力”，梅娘也立意“让《小姐集》来做我努力的开始”。随后，她由“小儿女的爱与憎”起步，在三四年的创作实践中跃出闺阁，搏击现实，静听城市贫民们的哀叹和呻吟，感应社会底层真实的挣扎与痛苦，写出了一些在生活重荷下的卑微小人物的命运和病态社会中物质与精神匮乏的悲剧，逐渐显露出“横透着大众的时代的气息”。
当这种“气息”汇合于1940年的《第二代》中，“底层书写”也在此开始显示为梅娘自觉的小说叙事走向，奠定下了她日后创作的第一重基调。这部作品集“脱离了过去的《小姐集》的没有方向的文学气氛”“磅礴着作者的热情与哀悯的情绪，去描绘了没有阶级的人们（大人与幼童）的苦难的生活的情形”④，笔锋所向主要是北地都市里那些在生与死、血与泪的赤贫边缘挣扎着的被压迫者、被践踏者。鸦片瘾中毒的夫妻（《最后的求诊者》）、感染性病的瓦匠（《花柳病患者》）、生死两难的烟妓（《追》）、粗鄙强横的铁匠（《六月的夜风》）这些正被黑暗社会吞噬的生命，以近乎非人的状态匍匐在都市的底层角落，在巨大的生存压力倾轧之下，无力的维护着自己最微末的尊严。梅娘为这些全无言说能力的草芥之民传达出了一种生命的危机感、毁灭感。
虽是生长在长春的巨室豪门，但梅娘对沦陷区社会现实、人间坎坷和民生疾苦却有着敏锐的洞察力，留日期间所受的进步文艺思潮的影响又赋予她回望、审视故土的理解力。所以，作为一个怀着悲悯之心的知识女性，她首先触碰到了底层民众在现实重压下的悲剧人生，将所感受到的生存困厄、命运艰难记录下来，而她所写的不是为着展示苦难，也不是为着居高临下的俯视弱者，而是为着正视殖民地社会中生命的真实，为着对世间一切受难者的关怀。
梅娘还选择了一群生活在贫民院落里讨饭、拾荒、学徒的幼童和少年作为她小说的描写对象，或者直接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的儿童视角去打量这混沌的世界。小三子、小铁、金姬们是苦力、车夫、暗娼、剃头匠的儿女，他们生来注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父母争吵、债主索债、掌柜打骂中长大，见惯了富人的骄奢、穷人的卑微，也学着按照世态炎凉的规则去谋生存，在浑浑噩噩中被这社会抛出了生存的轨道，碾压成尸骸。这些“第二代”很难代表民族的未来与希望，而是最易受侵害的弱势群体，由他们的视角看取的沦陷区社会实景也是阴郁动荡的。因为儿童作为个体的初长阶段，似乎很难被视为独立的完整的“人”，尤其是处于贫民阶层家庭中那些缺衣少食、懵懂无知的孩子们，对于这世界而言命如草芥，生死无异，常常是被成人和作家们忽略的对象。梅娘的年龄优势和“赤子之心”则使她能与她的人物实现内在情感的交流，从而逼进那个被漠视的童心世界，感应到处于底层之底层的儿童的境遇，再现他们的褴褛生活与心灵悸动。其中比较成功的是《在雨的冲击中》将同处一条街上但分属不同阶级的三群孩子互相对照，探索阶级差异在天真无邪的儿童身上造成的影响。
梅娘这些典型化的沦陷区人间写真所表现的不止是对城市贫民困苦生活的简单描摹和由此引发的不平、悲愤，她关注现实，珍视爱与生命的人文关怀精神已经开始显露。承续“底层书写”的基调，梅娘在40年代继续开拓出《侏儒》《行路难》等现实关怀的题材，她那种融女性的纤巧细腻与悲天悯人于一炉，结合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倾诉对弱小者、苦难者同情的作品风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如果说人文关怀或社会关怀的立场并不是梅娘表达自己最有优势的角度，那么《第二代》中的《时代姑娘》《落雁》则是她在明确个性化创作追求的过程中比较成功的转悷点。她由朦胧的女性意识出发，思考着职业女性的婚恋问题和社会处境，这种思考既面向着时代也同样是面向着她自身的困境，而她日后作品最重要的主题走向——女性关怀也由此明朗化。《时代姑娘》讲述的是职业女性华小姐的爱情憧憬和青春苦闷。她一面享受着同事杨先生的追求带来的甜蜜，一面很清楚自己“这爱决敌不过长期困在封建家庭中的懦弱的素质”。贫贱夫妻的生活被她视为畏途，而嫁入李氏豪门正是她的目标，但她最终选择的李公子却并没有属意于她。在华小姐的婚恋观中，女性合理的生命欲求和女性身躯自愿承载着的男性中心法则发生了价值错位，作为职业女性“走出家门”反而给她带来了更大的矛盾和迷失，心理上她又退回“父之女”名下，自愿将追求幸福与父母之命的婚姻等同起来。看来，与祥林嫂式的传统女性相比，都市职业女性受到的来自社会制度、传统文化、经济层面甚至她们自身意识的束缚钳制依然难以挣脱。《落雁》里梅娘开始大胆触及女性的肉体欲望。在小学教员李雁身上，历来被伦理规范漠视的女性的原始性冲动上演了一次悲剧式的爆发与寂灭。李雁的爱情幻想燃起了她“被残余在社会上的一点封建遗毒压下去的，可珍贵却又胆怯的处女底热情”，她因灵与肉双重欲望而焦灼变形，只有在受到醉酒的同事侵犯时才得到肉体的些许满足。爱情不止是精神需求，身体的渴望也应该得到正名，但女性从精神到肉体来确立自我的要求，对于现实而言显得太过奢侈，李雁逾越了传统规范的本能欲望就即刻遭到了毁谤和惩戒。梅娘为这个弱者中的弱者书写着不平和愤懑，也注意到女性除了自身价值的困惑，其生存环境中依然充斥着来自舆论、“众数”的非议，来自传统规范的打压，这使女性“内外交困”的樊笼牢不可破，在解放自身的道路上危机重重。联系梅娘在华北沦陷区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她没有让李雁的悲剧在后期的女性叙事中重演，她笔下的梅丽、芬一定程度上做了正视个人的原始性欲，跃出贞操观念，追求情感与情欲满足的反抗者。尽管她们的反抗依旧不成功，却在追寻女性本质的迷城中更加接近了自己。
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梅娘1941年发表在《新满洲》三卷六号上而未收入小说单行本的《侨民》。作品以大阪开往神户的电车为背景，对身处宗主国日本的朝、满“侨民”的精神状态进行速写。“我”是靠公务员的微薄薪水度日的异国女子（读者很容易想到她的“满洲”身份），和一对朝鲜夫妻在电车里相遇，“我”看到朝鲜男人驱遣着自己的妻子为衣着稍好的“我”让座，又在下车前吆喝命令她整理包袱，“脸上摆着竭力装成的高贵人常有的不怒自威的样子”，而朝鲜妻子只能在惶惑不安中怯怯听命，受到她的“同胞”——丈夫的驱使与轻视，比屈身于宗主国的男性“侨民”承担了更深一层的苦难。这使“我”原本对他们的卑微处境的同感和同情转而变作“无端地对他起了憎怒……我想上去撕破他那木板似的领子”。这怒火是因民族意识与女性意识而燃起，“我”憎恨的是作为“侨民”的殖民地民众被动和主动形成的奴性，要爆发的是对被压迫者自我奴役、自我规训的愤怒，想报复的不止是这女人的丈夫，而是同民族压迫一起并更直接作用于女性的男权中心社会的性别压迫。在此，梅娘的民族意识糅合在自身的性别经验和殖民地日常生活经验中，传达出了女性作家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家国之思。
梅娘曾说过：“文学就是说人间事”。为着这种“说人间事”的艺术追求，梅娘的笔触由底层贫民、两性家庭而延及国家社会。立足于东北文坛的时期，除了文本中朦胧的女性关怀立场，梅娘主要是以怜惜同情的柔肠抒写着沦陷区社会的灰色人生，为那些遭受无情践踏、摧残，失去了人的尊严价值乃至生存权利的弱小者低吟着悲歌，张扬一种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学者张中行这样评价梅娘：“作者其时是个大姑娘，而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我一向认为，走文学的路，面貌可以万端，底子却要是这个，她有这个，所以作品的成就高，经历的时间长仍然站得住。”⑤就更广阔的背景来讲，在新文学传统中，贫穷和底层生活从来不仅仅是一个阶层或一些个体的命运，而是整个国家民族悲剧历史的投射，每一个底层百姓的命运都是中国命运的象征。而女性的生存境遇也代表着个[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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