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学艺术 弃妇形象 思想文化 艺术表现
　　摘 要：中国文学弃妇形象不绝如缕，而在西方文学中虽有亮相，但呈不平衡和淡化的态势，还时常出现“缺失”的情况。这种差异可以到社会思想文化方面去探寻根因。中西方在男女不平等问题上的现实差异、在思想情感解放上的差异以及文学表达方式上的差异，是造成弃妇形象“在场”与“缺失”的重要因素。
　　
　　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弃妇形象就连绵不断，在诗词、传奇、戏曲、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中，一群群“弃妇”形象接踵而至，如唐宋传奇《霍小玉传》里的霍小玉、元代戏剧《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清代戏曲《秦香莲》中的秦香莲、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窦氏等等。这还仅是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弃妇形象，若要一一列出，队伍委实壮观！
　　与此相反，西方文学虽也有弃妇形象的亮相，但数量无法与中国文学比肩，而且呈现不平衡和淡化的态势。产生于古希腊罗马文学基础上的欧洲文学思潮流派纷呈，发展的阶段脉络分明，而在其发展进程中，弃妇形象的多与寡、隐和显是不平衡的，它们主要集中在古希腊罗马文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阶段，其他阶段则往往呈弃妇形象“缺失”的状况。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西方文学这种“在场”与“缺失”的差异呢？
　　
　　中西社会在男女不平等问题上的现实差异
　　
　　男女不平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母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女性的一个历史性失败。但若稍加比较，不难发现中西方社会在男女不平等问题整体一致上的程度差异：在过去的中国社会（甚至东方），女性比西方女性地位更底下、境遇更可悲、苦难更深重、受难历程更漫长。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西方女性还是拥有一定的诸如追求个人恋爱自由的权利，她们在婚恋上不会有中国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中国即使有个别男女偷偷相爱，私订终身，但终得找个媒人以明媒正娶，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得不到认可。《诗经·氓》中氓妇情形就是如此。中国女性有一系列繁琐的礼法制度的严格约束，她们不得不背上“三从”“四德”的沉重枷锁。“纳妾”“典妻”“一夫多妻”的存在，让中国妇女处于完全从属的地位，随时有被抛弃的危险，从根本上抹杀了妇女的独立和人格。西方不然，“西方文化向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较松散的家庭和经济结构，使得西方女子的整体境遇优于中国女子。她们做人的权力尚未被剥夺净尽，而且西方自古希腊、罗马开始，就实行着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这种法律化了的婚姻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妇女地位的下落。较宽松的生存环境，使得西方女子的自我尊严和自我意识尚存”①。
　　将中国同其他国家妇女地位作比较研究的美国学者帕·伊伯丽(Patricia Ebrey)论述说：“社会形式在西方常常剧烈地变更，但在中国则好像数千年原封不动”，“中国妇女的状况最可怜”，“使多数西方的著作家感到悲哀”②。中国妇女不但地位低，而且呈现每况愈下的态势，“中国妇女地位虽有波浪型起伏（如唐朝妇女地位相对较高），但大体上日益走向谷底”③。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对妇女的禁忌还相对为少，她们还有一定的自由度，一到封建社会时期，礼法约束就开始往女性身上套，到了封建社会成熟时期，礼法更加严厉繁琐，唐朝稍为宽松，到封建后期的明清，理学盛行，“存天理，灭人欲”、“女子无才便是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甚至贞节牌坊的出现，裹脚缠足的兴起等等，妇女地位到了谷底。过去中国妇女这种令人“可怜”和“悲哀”的悲惨遭遇造成了无数个秦香莲式的“弃妇”。这种独特的“弃妇”现象必然在文学上得到反映。所以有人总结说：“在中国妇女文学史上，便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有不少弃妇诗或同情弃妇的诗篇。”④
　　西方女性地位与中国恰呈相反的走向。西方早期妇女地位同样低下，加上柏拉图和早期基督教等禁欲主义思想的影响，女性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亦被视作“祸水”。荷马史诗中，关键问题总是因女人惹起：要么是三个女神争夺金苹果；要么是对美妙绝伦的艳后海伦的争夺；要么是阿基琉斯因漂亮女俘被夺而发怒。但这种歧视女性的状况后来得到了扭转，古希腊时期的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等大哲学家大同小异地主张：肉体的快乐和感官的快乐是一切快乐的起源和基础；如果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抽掉爱情的快乐和视觉听觉的快乐，那么“善”的概念就无法想象。而女性往往是爱与美的化身，她们理应得到爱和尊重。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代，不像中国封建社会那样推出严格的礼法制度限制女性的身心自由，使妇女地位每况愈下，而是出现了以尊重妇女为内容之一的骑士精神(chivalry)，他们重视名誉，爱慕和崇拜贵妇人，为博取所爱贵妇人的欢心甘愿冒险。中世纪宗教文化占据精神的绝对主导地位，而宗教推崇“仁慈”“宽恕”和“爱”的思想，男女夫妻之间也应该具有这种精神，这极有利于男女在现实中平等的实现。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发展，启蒙运动之后进一步确立，“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思想深入人心，这都为男女平等的现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性别歧视与压迫得到了很好的抑制。
　　
　　中西社会在思想情感解放上的差异
　　
　　社会现实现象往往可从思想精神方面找到根源。中国弃妇现象的大量涌现，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道德的约束。同样西方弃妇现象的淡化、不平衡和“缺失”现象，也可由此找到答案。
　　古希腊文明是一种海洋文明，其思想精神体现为个体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有很强的自由意志和主体意识，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尊严与独立。在这种文化精神的作用下，古希腊虽也有男女不平等的情况，也有个别弃妇现象，但敢于追求、同命运抗争的女性大有人在。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等文学中，这些各具风采而又充满活力的女性形象得到了展现：地母该亚、天后赫拉、农神德墨忒尔、美神阿弗洛狄忒、智慧女神雅典娜、月神阿尔忒弥斯，还有文艺女神、命运女神、复仇女神等等，形成了丰富而生动的女神世界。她们往往依照生命本能的呼唤，率性而为，不掩饰自己的情欲追求，如阿弗洛狄忒，她是工匠神的妻子，又是太阳神的情人，还为人间的美男子阿都尼而销魂。不伪装自己的嫉妒，如赫拉，其妒火将欧罗巴、卡利斯等与宙斯有染的美女燃烧。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既不像中国女神的单薄零散，更没有中国女神的深沉、凝重。
　　西方文学弃妇形象的“缺失”，主要集中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前后，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文艺复兴时的人性解放与张扬，反对禁欲主义、封建等级和教会的精神樊篱，使得人道主义精神在西方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男性要个性自由与解放，女性也有同样的权利。西方妇女地位此时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启蒙运动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继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西方资产阶级树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旗帜，人们的思想空前的解放与活跃，男女自由与平等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而女权运动接踵登上政治舞台，更使西方妇女地位呈直线上升趋势。因此在古希腊的《美狄亚》之后，人们在西方文学中较难看到“弃妇”形象的出现，看到的倒是为争取人格尊严和精神独立而反叛和抗争的女性。弃妇形象不仅不符合生活实际，还有悖于时代精神。这应该是弃妇形象“缺失”的重要原因。
　　还是来看看弃妇形象“缺失”中的西方文学现实。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从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重新打量和认识自我，女性也在人文精神的复兴中确认了自我。她们同男性一样，享有个人自由与幸福的权利。在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巨笔下，我们都可以看到对女性美的讴歌和女性主体性的表现。彼特拉克《歌集》中的劳拉不但具有外在的人体美，更具有内在的精神美，这位“桂冠诗人”无限深情地抒发了对她的一往深情。莎士比亚的喜剧中，一个个优美绝伦的女性形象焕发出明媚艳丽的光彩。“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形象刻画生动，她们天生丽质，感情纯真，心地善良，才思敏捷，热情活跃，意志坚强。如聪明机智、幽默风趣的鲍西娅，能言善辩、利嘴如刀的贝特丽丝，活泼开朗、调皮狡黠的罗瑟琳，善良无私、坚毅忍耐的薇奥拉，还有感情真挚、追求执著的奥丽维娅等等。在她们身上，‘天赋的灵奇’和‘绝色的仙姿’，达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因此，人们步入莎士比亚喜剧的女性画廊，顿觉春风扑面，彩蝶绕身，如行百花丛中。”⑤古典主义文学时期，不少作家的作品，同样闪耀着熠熠生辉的女性光彩，她们既有传统女性的韵味，又有现代女性的风范，显示出自我尊严和独立，像拉辛悲剧《安德洛玛克》中的女主人公安德洛玛克机智勇敢，富有高度理性，最后既保住了自己的节操，又保存了复仇的根苗。莫里哀《伪君子》中的女仆桃丽娜，具有可贵的独立意志和抗争精神，她最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最早识破了伪君子的嘴脸，她不顾地位低微，坚决抵撞奥尔贡要把女儿许配给答尔丢夫的愚蠢行为，机智灵活，出谋划策，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她对儿女婚事的理解有真知灼见，“爱情这种事是不能由别人强作主的”，她对主人的顶撞义正词严：“谁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一个她所厌恶的男子，那么她将来所犯的过失，在上帝面前是该由做父亲的负责的。”她对夫妻关系的理解富有独见：“一个女人结了婚能不能规规矩矩过日子，那全得看她所配的丈夫的人品是怎样的人品。所配的丈夫若是到处受人指责，那么做妻子的往往也就变成我们所常见的那种坏女人了。有些丈夫，按照他们的为人，委实是很难对他们不生外心的。”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