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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颓废的现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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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8: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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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颓废 颓废主义 现代性
[论文摘要]颓废，作为19世纪文化艺术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理性主义暴政下的现代文化危机。它是一种艺术风格，也是一种生活姿态。它是艺术家借以逃避现代生活的矛盾、痛苦和精神荒芜的解救之道，客观上体现了艺术家在现代性语境中对抗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审美立场。无论是作为一种美学理想，还是作为一种文化样态，颓废概念都无法回避其现代性的实质。
颓废（decadence），就其深深植根于时间的破坏性、存在的有限性以及几乎与生俱来的死亡意识之中而言，是人类社会生活所无法回避的一个方面，几乎所有的古代民族都熟悉这种或那种形式的颓废神话。然而，尽管颓废的概念相当古老，与颓废有关的词语在欧洲语言中的流行，却是1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
在现代文艺批评中，最先对艺术上的“颓废风格”（style of decadence）予以描述和界定的，是法国反浪漫派的保守批评家德西雷·尼扎尔。在《关于颓废时期拉丁诗人道德与批评的研究》（1834）一书中，尼扎尔表面上论述的是罗马颓废时期的诗歌，但他批评的实际目标却无疑是当时的浪漫主义思潮。而且，在《1836年的M· 维克多·雨果》一文中，尼扎尔也曾明确谈到这位浪漫主义作家作品中的颓废特征:
在他那里，想象力取代了一切；只有想象力在运思和表演：它是一位统治着不受约束之物的女皇。在他的作品中理性无立足之地。没有实际的或可运用的概念，没有或近乎没有现实生活；没有哲学，没有道德。[1] (P172)
尼扎尔的观点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后来者关于颓废的界说。1868年，戈蒂耶在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这部现代颓废派的“圣经”——所写的序言里，对颓废风格做出了更为经典的论述：
被不恰当地称为颓废的风格无非是艺术达到了极端成熟的地步，这种成熟乃老迈文明西斜的太阳所致：一种精细复杂的风格，充满着细微变化和研究探索，不断将言语的边界向后推，借用所有的技术词汇，从所有的色盘中着色并在所有的键盘上获取音符，奋力呈现思想中不可表现、形式轮廓中模糊而难以把捉的东西，凝神谛听以传译出神经官能症的幽微密语，腐朽激情的临终表白，以及正在走向疯狂的强迫症的幻觉。[1] (P176)
在这里，戈蒂耶不仅对艺术中的颓废风格进行了描述和界定，还特别强调了艺术上的颓废风格与文明的过度成熟乃至衰落之间的关系。他已隐约地意识到波德莱尔的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崭新的美学元素——即致力于表现意识的幽深、感官的细微、激情的风暴乃至幻觉的错乱颠倒等等——与西方社会和文明的现代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80年代，有相当一部分诗人、作家自觉追随颓废风格，法国诗人魏尔伦的十四行诗《衰竭》（1883） 是这一时期颓废诗歌的代表作。诗人对颓废概念也曾作过一段迷乱而又精彩的描绘：
我喜欢颓废这个词，它闪耀着姹紫澄金的微光。它表达了最高的文明的种种精细思想，它是高超的文学化，是一个可以感受深刻欢乐的灵魂。它摆脱了喷吐的烈焰和熠熠生辉的宝石，使人联想起妓女的胭脂红，想起马戏团的杂耍，想起气喘吁吁的古代斗士，想起野兽的窜跳，想起赛马会上人们消耗的热情，这种热情在渴求自身的迸发，这种负荷把热情消耗殆尽，正如入侵之敌吹响的号角。”[2] (P166)
魏尔伦的概念，更多地着眼于颓废文艺的内容层面。从上述描绘可以见出，颓废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官能快感的耽迷沉沦所产生的令人亢奋、五彩斑斓的样式。或者反过来说，官能快感的耽迷沉沦在世纪末的特殊语境中，被诗人赋予了一种审美化的奇异色彩。
1884年，法国作家于斯曼发表了著名的颓废主义小说《逆流》。这部小说被认为是一部“关于颓废趣味和癖好的百科全书”。小说的主人公让·弗洛雷萨·德·艾散特是一位“西方没落的虚构的——神秘的——英雄”。他资质聪敏，但在经过早年的放荡生活之后，却对生活中普通的娱乐失去了兴趣，并和当时由日益上升的资产阶级所主宰的社会格格不入。德·艾散特断定文明的本质就在于永远远离自然和现实生活，他受着各种违反自然的、新异的美的吸引，他的想象力和幻觉力发达得近乎病态。基于主人公这种反常的感知模式，书中对种种细节的描绘，充满了各种病态的感官印象的恣意堆砌、交叉和幻化。随着《逆流》的出版，当时法国文坛上的颓废欣快症一时达于极端，一场名为“颓废主义”的文艺运动，以1886年安纳托尔·巴茹创办《颓废者》杂志为标志，在欧洲展开。
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与这场颓废主义运动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不仅是法国颓废主义思潮传入英国的直接媒介之一，而且是英国颓废主义的最重要代表。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在王尔德周围形成了包括欧内斯特·道森、奥布里·比亚兹莱、阿瑟·西蒙斯、乔治·摩尔等人在内的颓废主义的文艺圈子。对于颓废派来说，颓废的概念不仅意味着艺术上的颓废风格，还意味着一种纵恣沉沦的非理性生活姿态。波德莱尔的放浪生活是人所共知的，魏尔伦、兰波、王尔德等人更是任凭自己沉迷于各种放纵、危险乃至邪恶的人生冒险之中去。艺术家在创作中对于各种颓废形式的探索，与他们对生活世界的感受和把握以及生活态度是密切相关的。其实，现代文艺中的颓废主义运动所暴露出来的，乃是现代西方文化的衰颓、矛盾、病症和问题。
不仅戈蒂耶与布尔热从不同的侧面论及颓废的现代性问题，颓废派自身对此也有着相当自觉的认识。如波德莱尔认为：“晚期拉丁颓废”是“惟一适合于表现现代诗歌世界所理解并感觉到的那种激情”。[1] （P176）巴茹在《颓废者》杂志的宣言中则声称：“不承认我们处身其中的颓废状态将是迟钝至极的……宗教，习俗，正义，样样都在衰朽……在一种衰落文明的腐蚀活动之下，社会分崩离析……”[1](P188) 巴茹也意识到，这种文化的衰朽与科学的进步又是并行不悖的。颓废的文学即是与文化的衰朽与科学的进步这种时代的双面效应相协调的文学，而“颓废不过是对现代性的意识和对它的接受。”龚古尔兄弟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即被视为颓废者。他们也曾在《日记》中揭示进步与神经官能症的同一性：
自人类存在以来，它的进步、它的成就一直同感觉相类似。每一天，它都变得神经质，变得歇斯底里。而关于这种活动……你能肯定现代的忧郁不是源自于它？何以见得这个世纪的疯狂不是源于过度工作、运动、巨大努力和剧烈劳动，源于它的理智力量紧张得几近暴裂，源于每一领域中的过度生产？[1] (P180)
作为英国颓废主义的主要成员之一，阿瑟·西蒙斯在《文学中的颓废运动》（1893） 一文中，通过将古典艺术与现代文学加以对比指出：颓废乃是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颓废，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一种无穷的探求的好奇，一种精致之上的过分精致，一种精神和道德上的反常。如果我们称为古典的艺术——它们具有完美的淳朴、完美的健全、完美的适度等品质——的确是优越的艺术，那么，能够代表今天的、有趣的、美的、新颖的文学，却确实是一种新的、美的、有趣的病。我们不再能吁求健康，而且健康本身也不希望被思虑。[3] (P64)
由上述引文可以见出，进步的事实没有被否认，但敏感的诗人却怀着一种痛苦的失落、绝望和异化感来经验进步的后果，“高度的技术发展同一种深刻的颓废感显得极其融洽。”[1] （P167） 而颓废，在颓废派那里已经被作为现代美学的当然的理想模式；要深入揭示此种美学理想与现代性的关系，还有必要引入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观点。
尼采是19世纪真正从文化、哲学层面探讨颓废概念的一位关键人物。尼采认为，现代文化的症结就在于生命本能的衰竭或者说生活意志的丧失，这种“现代衰弱症”即是“颓废”。尼采认为，西方的宗教、道德和哲学等都是人的颓废形式；与这种种颓废形式相反的运动则是艺术。[4] (P348) 按照尼采的观点推论，西方文明的颓废过程早在希腊时代即已开始：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的知识学和理性哲学在希腊文明中取得了胜利，审美的原则也被确立为“理解然后美”。[4](P54) 由此，科学的精神毁灭了神话，放逐了音乐、诗和艺术，它以一种理念上的乐观主义，即相信人的理智万能，来否定生存意志中的恐惧和悲悯，否定生存意志本身。现代理性主义的绝对优势就是上述思想传统在西方文明中长期发展的结果。然而，也正是现代理性主义的绝对优势导致了文化的颓废、生命的蜕化。在《瓦格纳事件》中，尼采写道： 最使我殚精竭虑的问题，事实上就是颓废问题——我有这样做的理由。“善与恶”不过是这一问题的变种。只要看一看衰退的征象，就可以理解道德——就可以理解在它最神圣的名称和价值公式下面隐藏着什么：蜕化的生命，求毁灭的意志，极度的疲惫。 [4] (P281-282)
尼采对价值的重估、对道德的否定，很大程度上即基于上述思想。尼采的理论不仅为考察颓废问题的哲学文化根源提供了深广的理论背景，同时也使我们进一步见出，现代颓废现象与颓废主义文艺运动的实质，乃是理性主义暴政下现代文化危机的反映。
的确，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即援引希腊文化资源对抗那贬抑、牺牲人的自然天性的基督教文化，强调恢复人性、肉体、感觉、心灵和智慧的地位。这一时期对人的价值和此岸生活的肯定，激发了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涌现出达芬奇、米开朗其罗、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一大批巨人。但是，随着理性主义精神在自然科学领域大获成功并取得哲学上的有力支持，审美感性因素在随后的17-18世纪却曾经遭到长时期的抑制和忽视。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启蒙理性的强光扫除了一切暧昧的、超验的、昏暗神秘的东西。“人类应当研究的是人”，[5] (P3) 哲学的深邃目光重新转向了对此在和此岸的探询。此种“世俗哲学”渗透在一般文化的各个领域里，使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宗教、政治和科学研究等活动所塑成的世俗人生观的诸特征得以充分实现，现代的社会质态和社会结构也由此基本生成。另一方面，启蒙运动又在世界图景和生活态度的合理化、世俗化建构的过程（即韦伯所谓的“脱魅”的过程）中，暴露出种种问题，如信仰的丧失、道德的堕落、商业的欺诈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技术理性对人性的普遍压迫等等，使人们对启蒙主义所许诺的自由、幸福和充满爱的“理性王国”产生了种种疑虑。卢梭，从启蒙主义阵营的内部，率先洞见了时代的最不利的弊端和最令人悲痛的迷途。他指出：纯粹理性的启蒙运动听不见或窒息了天然感情的声音，因而达到它的无神论和利己主义的道德；知识的增长、[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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