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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与接受:鲁迅与胡适对梅兰芳的文化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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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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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关系本阶级存亡的关键问题上，却一致采取了掩盖人生和社会缺陷的 态度。这便是中国戏曲“大团圆”模式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中国的文人这种很喜欢 团圆的心理，必然要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他们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万事闭着眼睛，聊以 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3〕(P252)这种“大团圆”模式的戏曲，在 他们的手里则变成了瞒和骗的文艺。
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对中国旧戏总是美满的团圆结局也进行了尖锐 地批判。“现今戏园里唱完戏时总有一男一女出来一拜，叫做团圆。这便是中国人的团圆迷 信的绝妙代表。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 不与贾宝玉团圆，如《桃花扇》的侯朝宗不与李香君团圆；但是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 许的，于是有《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起来好同贾宝玉团圆 ；于是有顾天石的《南桃花扇》使侯公子与李香君当场团圆”！〔9〕(P122)胡适团 圆观念的否定，是因为他深谙团圆观念的弊病，他说：“这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 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 ，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 ，他闭着 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下的颠倒惨剧，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 心，这便是说谎文学。”〔9〕(P122)
二、鲁迅和胡适对梅兰芳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
鲁迅与梅兰芳，共同在北京生活有14年之久，在上海有4年左右，在18年左右的时间里 ，有记载的交往只有1933年在上海一起接待英国大戏剧家萧伯纳的一次。鲁迅与梅兰芳虽然 交往极少，但鲁迅在批判中国旧戏时多次论及梅兰芳，《鲁迅全集》涉及梅兰芳的评论文字 有10多处。梅兰芳在20世纪20年代就享誉海内外，但鲁迅一直对梅兰芳没有多少好感。在谈 到中国戏时往往会将梅兰芳顺便批评一番，晚年还写过两篇专门讨论梅兰芳的文章。不管鲁 迅研究者如何辩解“鲁迅未骂梅兰芳”，〔11〕(P93)客观的效果却是，“鲁迅对梅 兰芳本 人的批评、讽刺和挖苦，远远超过了对京剧的褒贬本身”。〔12〕令人惊讶的是，我 们看到的只是鲁迅对梅兰芳的单向批评，看不到梅兰芳应有的回应。鲁迅批评梅兰芳主要有 三点：一是“男人扮女人”，二是被士大夫“篡改”，“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 ，三是“为艺术而艺术”，是一个“第三种人”。
鲁迅对梅兰芳所谓中国戏是象征主义的说法极为反感，他在几篇文章中都进行了冷嘲热 讽，《谁在没落》中有专门的论述。作为学术讨论，本无可厚非，但是鲁迅在《拿来主义》 一文中却把梅兰芳与象征主义联系起来，并予以强烈地讽刺：“……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 博士到苏联去，以促进象征主义，此后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 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是显出一点进步了。”〔13〕 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里，鲁迅批评梅兰芳“为艺术而艺术”，死抱“象征主 义”，执意到苏联去“奏艺”……“但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剧本的字句 要雅一些，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2〕
客观地讲，鲁迅对中国“旧戏”日益脱离现实社会和苦难人生，日渐衰落是十分关切和 忧虑的，表现了一个具有强烈责任感的艺术批评家对中国戏曲发展的远见卓识。但是鲁迅对 戏曲的批评，夹杂着过多的个人批评成分，用语诙谐，极尽讽刺，甚至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 畴，一般人是难以接受的，试想，当年盛名海内外的梅兰芳读后会作何种感想呢？
与鲁迅的待人之道截然不同，胡适在批判中国“旧戏”时，从不涉及个人。相反，胡适 对梅兰芳的京剧艺术还十分欣赏。胡适在《梅兰芳和中国戏剧》中，多次称赞梅兰芳“是一 位受过中国旧剧最彻底训练的艺术家”，“是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一向显示要学习的强烈愿 望”。他特别指出，梅兰芳周围的一些朋友，近年来为他“创作不少以他为主角的皮黄剧目 ”，如《千金一笑》《木兰从军》等，从而“他的一些新剧使研究戏剧发展的人士感到兴趣 ”。〔14〕(P5)胡适不仅熟悉梅兰芳以及他的一些朋友，熟悉他上演的一些新剧目， 也与梅兰芳有一定的交往，这在他的日记有确切的记载。 1928—1930年，在上海近三年间，胡适与梅兰芳多有来往。《胡适的日记》记载：1928 年12月16日梅兰芳来谈，三年不见他，稍见老了。〔15〕1930年7月至8月梅兰芳为了 准备赴美 演出，两次造访胡适，专程向他讨教有关赴美演出事宜。对于如何征服美国观众，他心里没 底，请求胡适为他选戏目，在内容旨趣、艺术风格上为他做指导。据《胡适之晚年谈话录》 记载：“当年梅兰芳要到美国表演之前，他每晚很卖力气的唱两出戏，招待我们几个人去听 ，给他选戏。那时一连看了好多夜。梅兰芳卸装之后，很谦虚，也很可爱。”〔16〕(P 144)足见梅兰 芳对胡适的信任。出于对梅兰芳赴美演出的关切和支持，胡适还亲自写了《梅兰芳和中国戏 剧》英文稿进行了宣传。梅兰芳一行在上海码头登船时，他欣然前往参加了各界人士欢送会 ；梅兰芳访美载誉归来时，又亲自参加了各界人士欢迎会。1930年上半年，梅兰芳在美国纽 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夏威夷等城市共演出70多场，受到各地盛大欢迎和热情接待 ，获得了极大成功。梅兰芳将中国京剧艺术传播到西方，让美国社会各界人士观赏到京剧艺 术的博大精美，也让美国人民认识了梅兰芳这位年轻俊美、技艺精湛的艺术家。因此，梅兰 芳回国不久，就专程拜访具体帮助和支持过他的朋友胡适，也让他分享其中的喜悦。梅兰芳 访美演出之后，打算赴欧洲和苏联演出，也曾向胡适求教。经过几年准备，梅兰芳于1935年 初到前苏联访问演出半个月；然后他和余上沅教授前往波兰、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 和英国进行戏剧考查，又一次获得成功。
同为“旧戏”批判，不同的批评方式，给我们留下太多值得反思的话题。作为被批判 的中国“旧戏”代表人物梅兰芳，他对鲁迅和胡适的批判到底有什么反应呢？
鲁迅与梅兰芳除了1933年在上海共同出席过一次欢迎英国文豪萧伯纳的聚会外，一直 没有过什么接触与交往，个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建国后，梅兰芳被鲁迅批评过于高雅的 剧目，如《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等，也修改或停演。20世纪50年代，有心人注意到， 在北京举办的纪念鲁迅生辰和忌辰的活动中，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的梅兰芳不仅从不讲话， 而且很少出席，勉强来了，也往往是迟到和早退。〔17〕显然，鉴于鲁迅在文坛上的 “圣人”地位，梅兰芳是以迟到、早退或无言来表示心中对鲁迅的不满。
而梅兰芳对胡适的态度就不同了。他十分敬佩胡适，信任胡适，心存感激。20世纪30年代， 胡 适几次因公到上海，梅兰芳闻讯后，无不登门拜访并深切致意。1936年7月14日凌晨，胡适 要上船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梅兰芳得知后特地赶来送行，对此，胡适深为感动。 这种交谊一直持续到胡适离开大陆。
鲁迅和胡适对梅兰芳的态度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呢？
这是性格使然。鲁迅愤世嫉俗，刚正峻急，不避锋芒；胡适爱热闹，广交友，宽容平和 ，待人留有余地。鲁迅对中国传统旧文化、窒息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对帮闲文人等进行了 不遗余力的抨击，其笔锋似投枪，像匕首，毫无顾及，因而落得了好“骂人”的名声。综观 现代文坛，被鲁迅“骂”过的文化名人可以罗列一大批：胡适、陈西滢、郭沫若、田汉、徐 懋庸、林纾、梅光迪、李四光、徐志摩、丁西林、周作人、林语堂、高长虹、郑振铎、成仿 吾、冯乃超、李初梨、郭沫若、阿英、潘汉年、蒋光慈、梁实秋、叶灵凤、刘大杰、胡秋原 、戴望舒、施蛰存、沈从文、廖沫沙、田汉、魏金枝、周扬、章士钊、杨荫榆、高长虹、吴 宓、夏衍、梅兰芳等。鲁迅就是鲁迅，他批判的名流远非一个梅兰芳。鲁迅杂文多文明批评 和社会批评，有关梅兰芳的批评同样如此，其中既批评了病态社会的病态人生，也体现着鲁 迅关于传统文化艺术现代化的理性思考。鲁迅的批评注重对大众娱乐心理的解剖，揭示其病 态，探讨其根源，其目的在于社会改革和国民精神改造。当时社会上对梅兰芳的无聊吹捧与 崇拜，以及梅兰芳在梨园的商业价值，艺术界充斥着低级庸俗气息。在这种氛围中，鲁迅对 梅兰芳自然难有恭维之词。在这些批评中，虽然体现了鲁迅对传统戏曲艺术及其艺术家的现 实命运的关切，但不容讳言，鲁迅的批评也存在着一些偏见，尤其是对一直从内容到形式不 断尝试京剧改革、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梅兰芳先生来说，不够客观公正。
为人温文尔雅，宽容大度，平正谦和，是学界对胡适的普遍看法，胡适一生为中国现代 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不少开风气之先的贡献，为实现思想自由、人权平等的理想孜孜以求， 从不懈怠。无论是振聋发聩之声，还是偏执一端之见，其背后都曾有过反对、批判甚至攻讦 。对此，胡适总是表现出温文尔雅、宽容大度的绅士风度，不予争辩，不予答理。胡适认为 ，讨论问题，主张可以趋于极端，但议论须平心静气。胡适对鲁迅的态度就是这样。当年胡 适退出《新青年》，号召青年踱进研究室，鲁迅对此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表示不同意见，文 中虽未点名批评胡适，但已暗含对他的不满；当鲁迅与梁实秋展开关于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 论争之时，鲁迅的文章中也对胡适稍有批评；“九•一八”事变后，胡适晋见溥仪、晋见蒋 介石，对蒋政权“忠言极谏”，倡导“不倚傍任何党派”的“独立精神”，进而与中国民权 保障同盟对立等等。鲁迅由此发表了多篇文章公开点名尖锐批判胡适，其时长达五、六年之 久。胡适对鲁迅的全部批评和批判并不接受，却从未写过一文进行辩解。由此，我们看到了 一个既有伟人胸襟，又能隐忍于心的胡适。尽管他表层面的温和、容忍、执着，甚至具有孤 傲的一面，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一个现代学人气宇度量宽和的品格。 作为中国现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鲁迅和胡适对中国“旧戏” 有较多的批评，或平正，或偏颇，或精辟，或谬误，完全出于他们各自的文艺观和审美情趣 。但是在批判的方式上，“鲁迅的文章以忌刻尖酸名世，所谓‘师爷’、‘刀笔’都是指此 而言；胡适的文章也有刻薄的一面，然而，胡适的刻薄有不同于鲁迅的地方：胡适的刻薄很 少表现在个人的批评上，而鲁迅的刻薄却在个人的批评上，表现得特别突出。”〔18〕 (P32)台湾学 者周质平先生的评价未必十分恰切，但是，也很能说明问题，由于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 、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心理情感、地域空间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及他们自身的经历和接 受文化质料的不同，决定了他们截然不同的文化选择。而不同的文化性格，自然决定了他们 对梅兰芳的不同态度。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7)［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鲁迅.鲁迅全集(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鲁迅.鲁迅全集(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胡适.胡适文集(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鲁迅.鲁迅全集(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鲁迅.鲁迅全集(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8〕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9〕胡适.胡适文集(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0〕鲁迅.鲁迅全集(9)［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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