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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创作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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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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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应该提到的有这样一批小说：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和《天下财富》、陆天明的《木凸》、张宏森的《车间主任》、刘醒龙的《生命是劳动和仁慈》和《寂寞歌唱》、毕淑敏的《红处方》、王蒙的《踌躇的季节》、柯云路的《东方的故事》等。周梅森和陆天明是96、97年文坛比较活跃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们都对现实社会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保持了浓厚的兴趣和书写的热情。《人间正道》是周梅森在徐州市挂职深入生活两年之后的呕心沥血之作。他以平州市90年代所创出的人间奇迹为宏阔背景，谱写了一曲当代中国艰难起飞的悲壮凯歌。周梅森以他一贯的磅礴大气和充沛激情，有力地打消了由部分作家所带来的对于现实主义道路广阔性的种种疑虑，接续上了80年代《沉重的翅膀》、《新星》等作品形成的新社会历史学长篇小说的优良传统，将90年代的改革文学推进到了一个新境地。陆天明的《苍天在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曾经成为轰动一时的热点，1996年他又推出了《木凸》。《木凸》和陆天明之前的作品相比，有较大改变，明显可以看出作者有意淡化历史主义的色彩，而比较着重于揭示人的性格、精神和心态对自己与周围人们生活的影响，努力在故事的框架中融入寓言的内涵。表面上看《木凸》并没有多少寓言意味，但认真分析又会发现作者绝不只是着力讲述上海巨商世家谭家的男人总是或不过52岁之类的神秘故事。对谭宗三这个人物心理与精神的变异，以及他成为谭家掌门人后的行为的描写，明显表现了作者于故事中融入寓意的意象和追求，显示出了写实主义作家们不断的艺术追求，刘醒龙的《生命是劳动和仁慈》虽然表现了地方国有企业和个体企业及乡镇企业的矛盾，写到了城乡差别，但作者尽量写得轻松，也让读者觉得轻松。其中有阴谋与攻讦，也有温情和仗义，有私欲也有公理，有鄙俗也有崇高。对刘醒龙这种创作上的变化，或许人们会有不同的评价，但他在努力寻找把握和表现生活的新方式，却是不争的事实。在现实主义描写中融入其它艺术形式的表现方法已成为很多此类作家的明智之举。张宏森的《车间主任》用一种朴素的笔触和平民化的艺术视角写了车间、家庭、个人遭遇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将普通人的生活情绪表现得生动感人。在写法上，吸取了“新写实”描写生活“原生态”的写法，但避免了“新写实”的“零度叙述”，体现出一种温柔的人道主义精神。毕淑敏的《红处方》，柯云路的《东方的故事》以及王蒙《踌躇的季节》，则采取了对社会生活痛苦而执著的艺术表达，极力寻找到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协调。把对人的热情关怀与悲悯同冷静客观的叙述笔调结合起来，小说内在的潜意韵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问题小说，具有较大的涵盖面和抽象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逐步确立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城市化的步伐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快。新的生活催生了崭新的题材，所以以城市化为背景，反映新生的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生活的长篇小说成为96、97年文坛特有的现象。 城市小说的兴趣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带来一种全新的社会描述——物化主题及其现实表现。生产力的飞跃同时带来巨大的物质增长，于是对物的占有欲和追逐以及这种欲望和追逐本身所固有的对人自身完整性的挑战、破坏及考验，变成了相当部分城市长篇小说的叙事动力。96、97年出现的有关作品，如邱华栋的《城市战车》，王刚的《在男人的背上舞蹈》，林哲的《晚安，北京》，何顿的《喜马拉雅山》，文夕的《罂粟花》，矫健的《红印花》都是比较优秀的作品。邱华栋的《城市战车》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城市战车》在喧嚣、沸腾的欲望之都的背景下，为我们描绘了一批世纪末时代感极强的人物形象，他们大多是精神文化富有而物质相对匮乏的拉斯蒂涅一样“用青春赌明天”的青年。然而，他们很快发现，既创建了辉煌的文明又培植了丑恶和腐朽的现代大都市对他们要么是熟视无睹、不屑一顾，要么是表现出一种虚伪的矫情。他们根本不可能真正的进入城市生活，但他们又不甘心命运的任意捉弄，于是就有了《城市战车》中主人公们对欲望化都市的迷乱性的反抗。何顿的《喜马拉雅山》在他之前的疯狂的欲望叙事之后突然固执的强化主人公罗定对精神的迷恋，似乎是在暗示某种精神深度的存在。小说中有一个相当精彩的细节，罗定在一次醉酒之后终于和丑元元发生了肉体的结合。在高亢热烈的欢乐场景中，罗定突然被一种精神的力量唤醒，“我看到我在这个空气污浊的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时代里，变成一个没有信仰和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人”。这一种自省的力量迫使他必须与做爱的对方达到共同的精神高度，直到双方都认同这样一种境界——到世界的屋脊喜马拉雅山去看一看——通过喜马拉雅山来象征人性的终极向往，他们才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进入了高潮。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构想，喜马拉雅山蕴含的精神魅力是那么令人神往，罗定葬身于喜马拉雅山雪崩，这与其说是罗定现实的悲剧，不如说是罗定精神的超升。罗定终于抵达了他灵魂的归宿，他与他心向往之的精神境界合二为一，他以肉体的消失赢得了诗意的栖居。何顿的幻想是美好的，然而在他的小说无处不在的欲望化叙事的背景上，喜马拉雅山的出现无论如何让人怀疑，罗定注定是虚构中的人物。现实中的人们早已丢失回到灵魂的道路，甚至仰望的资格，这一点何顿也应该清楚。也许《喜马拉雅山》只是他精神发展过程中和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自我安慰。而稍有不同的是王刚笔下的贝宁，《晚安，北京》中的百灵，《罂粟花》中的霜儿则是凭借女性的独特优势——“在男人背上舞蹈”来谋求生存和予以无可奈何的抗争，最终在不知所终的欲望的舞蹈中，连她们自己也不清楚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其实何止是外省人，即便是《拒绝浪漫》(杨东明)和《找不着北》(赵强、郭桐文)中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在世纪末极端物欲化的都市文明的挣扎中，也付出了“异化”的沉重代价。《拒绝浪漫》中的儒商楚枫，《找不着北》中的两位昔日京城名记者，因此也沦变为由现代都市文明所培育出的“恶之花”。要言之，此类题材的长篇小说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都市文明的愤激和否定，而是在社会转型、时代转变、经济转轨、文化转折的大背景、大思路下去凝视并剖析“都市”，进而表现作者们的一种精神追问和文化省视的态度。但大多因为创作者生活积累的苍白和精神资源的匮乏，往往使主体性的光照无法穿越事件和物象联手垒筑的高墙，文本简单的成为表象的堆积和欲望的舞蹈，而心灵就只能被放逐到作品的边界之外，或不幸被作品所埋葬了。此类小说虽然有广阔的书写背景，但要达到成熟可能还要假以时日。
在96、97两年还有比较让人感到温暖的描写城市生活的长篇小说，他们看重的是城市中市井市民的世态生活。主人公虽陷于物质和文化素养的双重贫困，但却基本上都是安守本份、知足常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描红般的对日常生活的描绘中让人们似乎在静静地感受着清新的“城市民谣”，少却了很多迷乱的欲望横流，虽不真实却充满诗意。此类代表作品有范小青《城市民谣》、刘庆《风过白榆》、苏童《菩萨蛮》、鲁彦周《双凤楼》等。比如《城市民谣》描述的是—个具有古典情韵的江南小城，小说的主人公钱梅子也是一个随处可见的“小市民”妇女。作品一开头便写到她的“下岗”待业，而她在“下岗”后没有大悲，只是惘然若失，直到最后在初恋的情人支撑下办起钱氏饭店后已无大喜，仿佛本来就是如此。小说涉及到当今社会的下岗、炒股、经商等热门现象，然而作者在娓娓的叙说中有意无意地将读者带回到悠悠“历史”。于是一切都稀释化解在对“历史”的话语讲述中，“历史”在小说文本中营构出一种文化氛围，一种人文情调。下岗待业也好，经商炒股也罢，都在这种氛围和情调中失去了可感性，而变得无所谓。唯独那负载着“历史”含义的古老长街、向家府宅、默默流淌的悠悠小河作为有灵性的诗意存在，给这首“城市民谣”增添了韵致和风味。从审美感情上，这些城市小说更能给人以亲切和温馨感。但因为创作源远流长，因此人们见惯不惊。
历史母题在长篇小说中的屡次出现也是90年代文坛比较突出的现象。96、97年以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为数不少，二月河的《乾隆皇帝》、霍达的《补天裂》、刘斯奋的《鸡鸣风雨》等长篇小说都曾引起较大反响。另外，叶文玲的《秋瑾》、唐敏的《红瘦》等也是比较优秀的历史小说。小说家们似乎已经习惯借历史发言，在历史的深沉反思中达到对当下的一种参照。霍达的《补天裂》通过京师爱国举人易君恕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香港的坎坷人生经历，正面展现了“香港租界”那一页惨痛历史的前前后后，真实地描绘了1898至1900年风云变幻的动荡社会以及新安县爱国志士联合十万民众奋起抗英保土斗争而惨遭血腥镇压的悲壮义举，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抵御外强，宁死不屈的慷慨悲歌，读后使人不禁气血翻涌。二月河的《乾隆皇帝》则继承此前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的路数，艺术手法更显老道与成熟，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对人物的艺术点化，对情节的合理结构，对故事的精心编织穿插融合，使之浑然一体。二月河极其善于发挥小说的叙事功能，讲究对情节、场面、画面及至细节的精雕细刻，注重对人物神韵的传达。它的历史小说真正达到了赏心悦目的境界，趋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在与历史人物共呼吸中达到一种想象性的满足，这也是二月河的绝大部分历史小说都搬上荧屏并深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新历史主义小说”在96、97年也出现了长篇小说的尝试，叶兆言《1937年的爱情》和李冯《孔子》即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些作品似乎不再对历史保持谦卑，作家轻而易举地进入历史，从容展开想象，“历史”充当的不过是一种缺乏“所指”意义的书写格式，表意工具和策略格式，他们不过是划着“历史”这根火柴去点燃自己的烟卷，即从“现实”逃向“历史”，以精致的故事和大胆的想象去表达一个人生命题或文化哲学思考。叶兆言在写作《1937年的爱情》之前，原想把它写成一部古都南京的1937年的编年史，然而全书结束时却变得面目全非。历史一点点被消解，最终写成了一个感伤的爱情故事，虽然历史的印痕依稀可辨，亦即那时期南京的情状描写。丁问渔、任雨缓、余克润这些卷在感情漩涡中的角色却处在历史漩涡的边缘，“历史”始终处于他们的意识之外，读者绝无可能从中找到历史的关照点。这部小说中的历史叙述与个人叙述的本身在各自的背景下也正执行着消解的职能，前者在消解“正史”的神话，后者则消解着“爱情”的神话。叶兆言对“历史的规律”，“历史的逻辑”这一类的概念压根儿就表示怀疑，于是，在他试图完成一部编年史的过程中，一种艺术的直觉，把它对历史的感应、理解、困惑以某种他始料未及的方式渗透到他的写作中，并且在他的“言情”之际也顽强地体现出来。这也许代表了当代很多小说家对历史的态度。李冯的历史小说坚持着既有现实主义方向又有后现代主义的意味。这些历史故事文本和人物主要依靠对原有故事文本和人物的反悖而生成。反悖是违反现实逻辑和故事文本自身逻辑的叙述手法。由于李冯小说反悖形式的故事结局彻底的出乎人们的阅读预料，他们在探求现实方向时就有一种令人惊异的效果。长篇小说《孔子》事实上是中国古代最为权威的经典文本《论语》的重写，提示了一种对中国古代文化资源的创造性“发现”及对汉语文学的思考与另辟蹊径。《孔子》的被述对象是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的段落，在李冯笔下，这场著名的旅行，在中途便失落了其寻找乐士、以实践“仁政”的政治理想的目的，沦落为一次狼狈不堪的流浪，一场遥无归期的流亡。文本始终弥散的是无处不在的痛切感与迷惘，是一份现代人——“先验的无家可归者”的艰难的身份体认，而原初的历史意味在李冯机智、调侃的语言中早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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