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创作情况
    小说如人，也有它的性格和情绪。短篇小说在小说家族中性情最为敏感、多变，它往往是作者现实感受的迅速表达者，也就能够较及时地体现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
    短篇小说的景观常常是一年一个样。
    进入90年代后，短篇小说的变化加快了，1992年应该被看做是一个关节点。这一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震动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领域，对文艺原有的生存状态、组织方式以及供需格局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波。作为反应，小说中的情节和情境因素得到加强，这是伴随竞争加剧、生活戏剧化、社会矛盾及人物关系的复杂化而来的变化，毕淑敏的《女人之约》、薛冰的《花落谁家》、孙颙的《摊牌》等是典型的作品。1993年，社会题材创作内容继续深化，陈世旭的《北京面的1818》、王矩的《你死我活》、陶然的《10000元》等揭示了在市场竞争的规则尚未完善、“厚黑”之风兴起的一部分社会现状。到1994年，文学体制自身的“生活”已受到压力，于是，“文学革新”的号角吹响，以短篇创作为基地，“新体验”、“新感觉”、“新状态”、“文化关怀”等旗号纷纷树起，创作方法上也转向彻底的写实。数年里表现知识分子和文化“边缘化”、力求“精神持守”的作品不绝如缕，刘心武的《画墨与我》、刘震云的《冰凉的包子》、刘嘉陵的《焚书》、残雪《夹公文包的人》、徐坤的《鸟粪》等一脉相承。到1995年，都市小说兴盛，更年轻的一代作者登场，开始对市场经济中的弄潮儿正面铺写，展现了新的生活局面，同时也意味着作家群对现实的合理性的认可。
    这样看下来，1996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已有了新的特点。在短篇小说领域，回归的现实主义主要不再是社会的现实主义，而是人生的现实主义；主要不再是批判的现实主义，而是认同的现实主义；主要不再是激烈的现实主义，而是温和的、宽容的现实主义。
    1996年，国内社会形势较为稳定，社会矛盾有所缓解，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对于小说的情绪显然不无影响。
    更重要的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一种保守的、改良的、渐进的社会文化思潮已逐渐占据上风，人们不再以历史形成的理想主义和过激主义态度看待现实，只是把现实视为历史必然进程的一部分，于是，在文学的市场上，社会性的矛盾消解为人生的矛盾，小说的焦点也由现实关系转归人的本体。
    表现“人间情怀”或人生哲理何申的《乡间往事六题》〔1〕为佼佼者，六题分别为“喝粥”、“勒狗”、“吃羊”、“杀鸡”、“斗猫”、“打拼”，叙述知青下乡年代一组生活画面，颇具情趣。那时的农民固穷，穷的活法既窘迫又技巧。小说中描绘队上的人分粥时勺子下沉漂起的动作，集体吃羊时群情振奋的场面，知青与狗、与鸡、与猫为生存展开的一次次格斗和周旋，生动地再现了人处在那般境况下生长的各种生活能力，实则人也像动物一样在四处觅食。事过境迁，作者写这些往事已没有多少批判极左路线的意思，主要写人在环境中的生存，因而可能获得长久的魅力。
    史铁生回顾病退回城后在街道生产组的一段经历时也有相似的旨趣。小说题目叫《老屋小记》〔2〕，老屋就是生产组所在地。作品中最鲜明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青年D，善于学唱当时放映的几部外国影片的插曲，引用其中的台词，以独特的方式排遣与生命俱来的压抑。另一个是中年妇女U，外表一副劳动人民打扮，偶尔问起却会外语，记得很熟练。去过她家的人惊讶于她家里的旗袍、字画和瓷器。D和U等人出身、年龄、经历不同，却都被送到不该呆的地方。时过境迁，作者同样无意于批判历史，而是通过人物的行为验证人的生命底蕴。史铁生已45岁，对23岁时的经历投去的眼光更复杂和富于哲理色彩。他说，对年龄可以用乘法，你走过的每一年都存在于你此后所有的日子里，在那儿不断地被重新发现、重新理解，不断地改变模样，比如23岁，你对它有多少次新的发现和理解你就有多少个23岁。这番话对创意作了最好的诠释。
    两篇小说都近似随笔，事先没有特别的构思，只是随感所至，信笔写来，是真正的写实。
    林斤澜先生的《门》〔3〕颇有意境，全篇分“命门”、“敲门”、“幽门”、“锁门”四部分，都与神秘的“门”有关，门在此处暗指某种人生的奥秘，所以仍是哲理小说，主人公设定为一位“退休诗人”，由他去体会各种生命的关节，进退取舍，耐人寻味，作品字里行间潜藏着幽默和调侃，仿佛能听见作者躲在背后嘿嘿地笑，读过令人叫绝。这种小说多少有些玄机，但与冒充“现代派”和“后现代”的某些故弄玄虚之作不同，前者有真意，后者只是矫情。
    与林斤澜相呼应，汪曾祺近年来专门致力于描写人间性态的短篇创作，1996年又有《小孃孃》〔4〕发表。小说写大户谢家少爷谢普天与姑姑谢淑媛的恋情，谢淑媛小他3岁，是嫡亲，但两人从小相处，不禁冒犯天伦，汪曾祺的文学总像陈年老酒一样散发醇香，且味道纯正，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他专注于人的情感，而不搀杂其它社会性的情绪，这种方式正被越来越多的创作仿效。
    刘庆邦的《心事》〔5〕、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6〕、李宁武的《车伙》〔7〕、王洪江的《吉祥》〔8〕等也可视为同类创作。
    宽容的、温和的现实主义创作
    在重新审视生活的基础上，对世事和各色人等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这就形成了重写旧人物的潮流。
    陈世旭的《镇长之死》〔9〕为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中的镇长曾是《小镇上的将军》中恶势力的代表，但在新作中，作者开始为他说话，认为：倘若不是因为镇长当时的处境，小说作者肯定不会把反面人物安排成“镇长”，就是说，作者认为当时镇长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而社会角色不等于人物，作为人物的镇长存在更复杂的性格特征。于是，在《镇长之死》中，作者着力挖掘了他在文革中暗中保护女知青等一些鲜为人知的善行，从而揭示了人与环境之间互相制约的对应关系，恢复了人的本来概念。这篇小说既是为镇长做些翻案工作，又表明了作者创作态度的变化。
    小说中，“无商不奸，无官不贪”常是惯用的公式，如今商和官的形象也开始各个赋予区别，商的形象在都市小说中有的极富有情味，而官的形象也逐渐变得切实，有了不同的秉性。魏润身的《风骨》〔10〕中，刻画了一个三星上将的心理世界：此人住胡同里的小红门，门旁有车库，坐三排座黑奔驰。平素勤务兵伺候，有一天，忽然退休，独自从红门里走出来，到居委会要求工作。此后组织街道上的人开展各种活动，获得一致好评，临终时，他拒绝了所有的荣誉，坦言说自己无非是指挥惯了，想继续指挥，如此而已。他的直率反而赢得人们的敬意。
    谈歌的《城市票友》〔11〕的主人公是一位市委副书记，过去好唱京剧。一天因车抛锚，走进公园，在票友们自拉自唱的地方过了会儿瘾，从此下班不坐车而成为公园里的常客。此举惊动了市里和家庭，导致公园的票友被驱散，京剧团的琴师被请到家里来为他伴奏，鼓掌叫好的是妻子和司机。他自觉无趣，把献媚者都赶走，保持了无奈的孤寂。
    两篇作品都把官作为现实人来剖析，而不仅仅把他们视为社会学的对象，也体现了新现实主义的态度。
    力求在冲突中展现人的精神状态
    1996年里社会小说数量减少，一方面是社会相对稳定的反映，另一方面大概也是作者们觉得这种小说写多了没意思所致。新的揭示社会矛盾的作品大都不局限于社会问题本身。
    尤凤伟的《幸存者》〔12〕故事发生在一处山区，山里鸡吃虫子，肉质好，炭火炖出鸡来更香，常惹得上面人为吃这一口下来视察工作。于是村长要求各户轮流摊鸡，村民无话可说，但有一天出了个古老汉，不舍得把他叫做“拾米”的鸡送出去，拒绝了村长，还说要给拾米养老送终，就此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抗争。实际上村长对他并无动作，他自己则做好应付各种不测的精神准备，直到将拾米托孤。小说的重点不在设置双方你来我往的交锋，而是着力考验那个敢于说“不”的古老汉的承受能力，定位准且深刻。
    陈应松的《乌鸦》〔13〕写村里叫罗志七的富裕户，这些年来他常把自己和解放初被镇压的地主肖老六暗中相比。他承包果园发了财，精神上却一刻不得安宁，想尽办法笼络乡亲们，出钱请大家看戏，扶老携幼请人入座，临了还是被人在电线上做手脚出了事故。他认为“穷的穷、富的富，总有一天要出事”，其想法折射出某种社会气氛。
    关仁山的《民间新戏》〔14〕写镇上文化站辛辛苦苦筹措资金排练新戏，结果被镇长利用来为家里办丧事唱堂会，反映部分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为财势、权势所左右的状况。聂鑫森的《工友二题》〔16〕反映了工人中的一部分在现实压力下陷入的生存危机。其中宋劳模偷偷拾破烂，不愿给工人阶级抹黑，反又被农民雇去打短工，其命运引人同情。林深的《老本》〔17〕写北海舰队某司令员的警卫员退伍后立刻被任用为副经理，不知不觉间牵连到司令员本人都被商家利用来套取物资，揭示了商品大潮中无孔不入的利益关系。王莞的《姜片》〔17〕通过初涉商海的女孩子的经历探索了女人在商业活动中的位置，石钟山的《守夜人》〔18〕通过下岗的一个工人和他的领导被老板雇佣后的不同表现，剖析了不同人格在社会变动中的适应性。这些作品更多地揭示了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
    总的看来，1996年的短篇创作透示出小说家们新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他们笔下的人物大都为现实的生存者，虽然显得少了些理想的光辉，只是从作者到人物都承认现实，承认个人和历史的局限，更善于从人生的恒久的矛盾冲突上看待眼前的世界，因而也就更容易唤起普遍的共鸣。
    1997年创作情况
    1997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总体上仍然是进步的，不像有些论家认为的那样悲观。一年里，短篇创作上流行的风尚是丰富、细腻、含蓄、精巧，在表现人的主观情感方面尤为着力。
    相对于前些年短篇小说重在反映外部现实的变化，这一年的短篇作品中许多是以反映人的情感现实的变化取胜，从中折射外部世界的发展，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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