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红楼梦》第一回里，曹雪芹自叹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将此诗看做鲁迅对《阿Ｑ正传》的自叹，也不无道理。《阿Ｑ正传》无疑是《红楼梦》之后，中国文学中蕴藉最为深厚的伟大作品，问世七十多年来，经无数代研究家的无数次解读，似乎仍未‘解其中味’。”〔１〕其实，现在看来有些文章非但未解“其中味”，反倒离其本味愈来愈远了，其中“对假洋鬼子”这一形象的读解即是一例。
自《阿Ｑ正传》问世以来，研究者们对阿Ｑ这一形象作了各种各样的分析解说，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方式。但在“假洋鬼子”的问题上研究者们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都认为“假洋鬼子”是一个毫无疑问应该加以批判的形象。造成这样一种看法的原因很多，其中周作人和毛泽东对“假洋鬼子”的反感和批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阿Ｑ正传》发表后，周作人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道：
《正传》里所写的人物，除了静修庵的尼姑，管土谷祠的老头子，三两个没有什么表现的之外，大都是鲁迅所谓呆而且坏的人，但其中又有个区别，大多数都是旧式的，新式的人物只有一个，这即是假洋鬼子，却是特别的讨人厌。著者大概在这里要罄吐一下对于这一种人的反感，虽然也未能详说，但主意总是表白出来了。照道理讲，这应该是速成学生，头上顶着“富士山”的，不会得去混过几个月却把辫子剪了，以致做不成大官，如他的母亲所说。不过若是“富士山”，那么回乡之后，便又可将辫子拖了下来，不可能成为假洋鬼子，这一面可以免于阿Ｑ等人的笑骂，但是一面也就没有了权威，后来不容易有挂银桃子的机会了。著者说他当初剪了辫，后来留起了一尺多长的头发披在背上，像是一个刘海仙，这是一种补充的说法，也仿佛可以看出他当初辫子并不是那么爽快的剪掉。〔２〕
按理说作为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分析应该是较为可信也较有说服力的，他的一些关于鲁迅的文章也的确成为后世鲁迅研究者的一些重要材料和证据。但在此处，我们却不能不指出他对“假洋鬼子”的分析和定位显然偏离了作者的原意，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研究者对“假洋鬼子”这一形象的理解和把握。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后面加以分析。
如果说周作人是以鲁迅的弟弟，并且以和鲁迅同时代而且思想有过深入交流的现代文学大家的身份写这段文字，所以能够对后世研究者的研究思路产生一种束缚的话，毛泽东则是以其无与伦比的政治思想权威的身份，影响了鲁迅研究的走向。毛说：“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了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Ｑ革命。其实阿Ｑ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３〕从那以后，“假洋鬼子”不准劳动者革命的罪名便铁板钉钉了。此后许多研究者便把不准平民革命作为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进行探究的结果之一。比如有的研究者就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资产阶级根本不敢动员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也不打算去动摇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他们要农民按照他们划定的‘秩序革命’、‘文明革命’的框框行事，农民斗争一旦突破了这些框框，他们便借口‘行动越轨’，狂暴地压制农民的革命要求。”〔４〕这样一种论调其实只是对毛泽东论断的重述和回应。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支克坚先生的文章是有着突破性贡献的。他在《关于阿Ｑ的“革命”问题》一文中，非常精辟且富有说服力地指出，其实鲁迅也是不赞成阿Ｑ革命的。这样就对“假洋鬼子”压迫下层人民革命的罪名进行了有力的消解。然而遗憾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支先生并没有进一步对“假洋鬼子”的被误读进行辨析。那么，“假洋鬼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我们应该站在一种什么立场上去认识和把握这一形象呢？
现在，当人们一提起“假洋鬼子”如何如何的时候，其实已经预先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在里面了。在潜意识层面，“假洋鬼子”已经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形象。一提起他，读者立刻会联想到一个披头散发，提着文明棍，高谈阔论并且时不时蹦出几个英文词，对下层劳动人民不屑一顾，而且常常会用手中那根“哭丧棒”虐待贫苦百姓如阿Ｑ的一个恶少形象。其实，这完全是对《阿Ｑ正传》的一种误读。事实上，当我们不假思索地随意运用“假洋鬼子”这个词去称呼那位钱大公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背离了鲁迅的原意。在小说中，阿Ｑ之所以对钱大公子深恶痛绝，鄙视地称他“假洋鬼子”，无非是因为这位钱大公子上过洋学堂，而且去东洋留了半年学，回来后“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于是有了“里通外国”的嫌疑。当然阿Ｑ更为痛恨的是他那一条假辫子，以为“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可见，去东洋留过学和剪掉了辫子是阿Ｑ将钱大公子斥为“假洋鬼子”的主要原因。因而，当我们随着阿Ｑ一样称呼他“假洋鬼子”并且咬牙切齿充满厌恶的时候，我们也就不自觉地做了阿Ｑ的同党。我想这是鲁迅的一种悲哀。周作人曾经提到，鲁迅“在小说和散文中有不少自述的部分”。其实在这篇小说中，“假洋鬼子”一词也包含了鲁迅的一种充满辛酸和悲凉的自况，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早年曾经辱骂过自己的阿Ｑ们的一种复仇的讽刺。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以及《头发的故事》里的Ｎ先生一样，《阿Ｑ正传》里的“假洋鬼子”，也有着鲁迅自己的影子〔５〕。
纵观鲁迅的一生，剪辫之祸在他心底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及此事，愤懑之情溢于言表。１９０２年鲁迅去日本后不久就把辫子剪掉了，并且照相留念，题诗明志。他把剪掉辫子当作自己迈向新的人生道路的第一步。然而没有料到这竟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照片寄到国内，首先让家里人大吃一惊。据周建人回忆，当时“我们一看，都一呆，原来他把辫子剪掉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家乡还不曾见到过哩！他去日本留学，冷言冷语已经不少，怎么竟把辫子剪掉了呢？”自己家的人虽然吃惊倒也不算什么，可是三台门里的亲属就不一样了，“子传奶奶看到了这照片，人都酥去了，半晌，才说：‘阿樟怎么把辫子剪了？宜少奶奶，你怎么也不管管他？’”〔６〕
虽然他剪掉辫子的事在家乡族人中引起了很大的波澜，然而此时鲁迅尚在日本，并没有亲身感受到。直到１９０３年８月，鲁迅回国探亲，才亲身感受到了短发给他带来的巨大痛苦。周建人在他的回忆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虽然这段话很长，但是为了保持原貌，还是把原文照抄在这里：
大哥到家的那天，我正好在家里，我只看见一个外国人，从黄门熟门熟路地进来，短头发，一身旅行装束，脚穿高帮皮靴，裤脚扣紧，背着背包，拎着行李，精神饱满，生机勃勃，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的大哥呀！
他见过祖父、祖母、潘庶祖母、母亲，家里人倒也不说什么，没觉得这短头发有什么不好，可是台门里一听见大哥回来了，第一件要紧的事，便是来围观他的头发，好像看希奇的动物，那眼神真有形容不出的味道。等他们走后，大哥说，在上海，倒还不感觉什么。人家分不清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可是他想到，在杭州、绍兴恐怕大家不习惯，所以就花了二元钱买了一条假辫子。
第二天，他便穿上衣衫，戴上假辫。这样该好了吧，但还是不行。台门里知道我大哥回来的人更多了，无论台门里的族人或出去碰到的路人，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发现它是假的，就一声冷笑；听说伯文叔还准备去告官呢！我大哥并不怕，戴了假辫子去看望过寿老先生和别人。
假辫子既然要给人看出是假辫，那就不如显出真面目来得直截爽快。我大哥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和我一起到大街去，他照例要上街买些纸和笔。
这可不得了了，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这冒失鬼”、“假洋鬼子”。我听了也很气愤，然而寡不敌众，只好当作不听见。
于是，他不穿西装，改穿大衫，又和我一起到大街去。一路上，人们骂得更凶了：“这人一定犯了法！”
“说不定给人捉奸捉住，本夫剪了他的辫子呢！”
“这缺德鬼！” 我大哥试来试去，都找不出一个好办法，以后就索性在家里，不出去了。〔７〕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剪掉辫子给鲁迅带来了多大的压力和屈辱！直到１９０９年，鲁迅结束留学生涯回国以后，他还不得不承受着没有辫子而带来的屈辱，一回上海便买了一条假辫子装上。装了一个多月，因为老是担心掉下来或是被人拉下来，于是“索性不装了”，但是又遭到辱骂。所以鲁迅满怀悲愤地写道：“我想，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辫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８〕其实我们还应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头发的故事》中的主人公“Ｎ先生”——其实也就是鲁迅自己的化身，由于屡屡被骂为“冒失鬼”、“假洋鬼子”，他也终于开始反抗了：“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地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地方还是骂……”〔９〕这里的“Ｎ先生”不正是《阿Ｑ正传》里的“假洋鬼子”吗？这手杖不就是阿Ｑ所谓的“哭丧棒”吗？而被打的，不就是那些阿Ｑ们吗？这便是《阿Ｑ正传》中“假洋鬼子”棒打阿Ｑ一节的由来。
《头发的故事》写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发表在当年１０月１０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而《阿Ｑ正传》则是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４日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至次年的２月１２日全部载完。两篇小说的发表相距仅一年的时间，此时已经步入中年的鲁迅早已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了。我们可以肯定，在这一年之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应该是有着内在的延续性的。在《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对于那位Ｎ先生——“假洋鬼子”怀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因为他就是鲁迅自己的化身，难道一年之后到了《阿Ｑ正传》中，鲁迅的思想就来了个大转弯，转而尖刻地揶揄、嘲弄，以为他“特别的讨人厌”吗？
剪掉辫子给鲁迅带来的痛苦之所以刻骨铭心，原因之一就是被人追骂“假洋鬼子”给他带来了巨大伤害。虽然鲁迅在决意剪辫子前对于可能遭遇的麻烦已经有所估计，并且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但是回到绍兴后所遇到的种种侮辱嘲骂仍然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只好“呆在家里，不出去了”。当然，在这之前他也许曾经“横眉冷对千夫指”，甚至手中添出一根手杖向嘲骂者们拼命还击了几回，但是最终，在周围万千阿Ｑ们的嘲骂声中，他还是选择了“呆在家里”，选择了退却。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丝毫无损于鲁迅的形象。他回国后的第二年在绍兴中学做学监，对于学生剪辫的要求他还进行了劝阻。《病后杂谈之余》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这时“学生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有很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１０〕。鲁迅当然知道没有辫子好，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个没有辫子的“新党”。但是鉴于自己剪去辫子后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他还是恳切地劝告自己的学生暂时不要把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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