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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互动的宁馨儿——四十年代小说的新面貌

时间:2009-8-8 16:40:29  来源:不详
趣味,在技巧上布局严谨,注重心理分析,娴熟运用象征与移情,景物描写出神入化,谴词造句优雅含蓄……书中仿佛有徐志摩、冰心之影,朱自清、施蛰存之魂。可以说,这是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世界文学艺术熏陶和现代高等人文科学教育分不开的,将它们置于现代浪漫主义小说、心理小说或现代主义小说的家族序列中一并考察,也是名正言顺的,它们有资格列入广义的高雅小说。
    然而这枚“硬币”尚有另一面。它们所挖掘的人性、追觅的哲理,严格说来,都是浅尝辄止,并非作品主旨,而只是使作品增值的一种内在因素,就像有的封建家庭父母让女儿读几年书、学点钢琴、英语,并非意在让她做学问或干事业,而不过是抬高身价,充作“精神嫁妆”的一种手段。徐訏、无名氏之作的经济效益果然好,《风萧萧》1943年被列为“全国畅销书之首”,有人甚至称这一年为“徐訏年”,无名氏的作品也一版再版,风靡整个国统区。此中锁钥在于他们掌握了“现代化”的通俗秘诀。
    世俗是不断演进的,俗人们的文化水平和艺术胃口也日益提高,楚人养狙式的花样已被许多现代读者看破和厌倦,这便逼使现代通俗小说常常要以“超俗”面目出现。徐訏@①、无名氏的作品正是“超俗”到了“圣洁”的地步。故事是超俗的,革命、牺牲、抗日、救亡,一般人想做而不敢。人物是超俗的,男人是哲学家、音乐家、高僧、隐士、民族英雄,女人则个个具有惊人的美艳和不可抵抗的魅力,令男人觉得“死在你枪下是我光荣的事”[(11)],一般人想做而不配。情节是超俗的,散戏走在街头,忽被绝色佳人拥吻;看似仆人的来客,竟是最优秀的提琴大师;互相拆台的美女,原来都是反法西斯同盟的特工;堂堂的海盗首领,却在工厂上班,一般人想沾边而不遇。情调也是超俗的,大悲、大喜,绝险、绝艳,一般人只能过屠门而大嚼。而这种种“超俗”,其实正是迎合了现代读者大众企图摆脱现实烦恼和欠缺的乌托邦心理,是与现代读者“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真正“通俗”。这些作品的真正重心乃在于扑朔迷离、既出乎意料又有情理可循的情节,截然远离现实社会的幻境,艳而不淫的健康刺激。凡此皆是“鸳蝴礼拜六”派通俗小说的“法统”。一朝艳遇,十年哀痛,回避性描写,专门制造感伤氛围,诱发起欲望再以高尚名目节制之,写意为主的异域情调,一男多女的恋爱模式,充满装饰美的华词丽句,真是一席丰盛而漂亮的现代精神酒宴。因此,比较起来,赵树理是外俗内雅,而徐訏、无名氏是外雅内俗。这是由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差异巨大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真正严肃地在小说这一文学形式中探讨形而上的哲理,对于20世纪的中国也许尚操之过急。所以,徐訏、无名氏能以一定深度的人性和哲理探讨提高了现代通俗小说的审美品位,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他们的作品可列入广义的高雅小说,但更属于广义的通俗小说。而且,越早日明确地肯定这一点,就越说明我们的雅、俗小说都有了质的飞跃。
    如果说解放区的赵树理是雅俗对半,国统区的徐訏、无名氏是以小雅掩大俗,那么沦陷区的张爱玲则让人觉得俗是俗了点,可是瑕不掩瑜,俗不遮雅,她的作品具有一种令所有雅人俗人都不得不心悦诚服的高贵的雍容。有人说张爱玲是“新鸳鸯蝴蝶派”,张爱玲对此从无避讳。她坦然言道:“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12)],“我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13)],“我是熟读《红楼梦》,但是我同时也曾熟读《老残游记》,《醒世姻缘》,《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二马》,《离婚》,《日出》。有时套用《红楼梦》的句法,借一点旧时代的气氛,但那也要看适用与否”[(14)]。“我一直就想以写小说为职业。从初识字的时候起,尝试过各种不同体裁的小说,如‘今古奇观’体,演义体,笔记体,鸳蝴派,正统新文艺派等等”[(15)]。张爱玲从小的习作就是不避俗的,章回体的《摩登红楼梦》完全是游戏文学,《霸王别姬》“末一幕太像好莱坞电影的作风了”[(16)]。她的成名作——《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便是在鸳蝴派期刊《紫罗兰》上发表的,并由鸳蝴派五虎上将之一周瘦鹃在卷头语中用1000余字向读者大力推荐。从关系上看,张爱玲无疑是离旧文学近,离新文学远的。当年的《万象》主编柯灵回顾说:

   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断了,……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17)]
    张爱玲的确“俗”,不是把俗当作一种手段,也不是用雅去把它包装起来,而是俗得本色,俗得坦荡自然。她笔下的世界,无非是俗人、俗务、俗欲、俗情。“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18)]。于是,她想方设法把普通的日常生活编排成曲折的故事,贾平凹说她“是一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想听,是会说是非的女狐子”[(19)]。可以想象,假如王熙凤具备林黛玉的文化水平,那便是一个活脱脱的张爱玲。她的叙事视角很低,往往沉溺在故事的迷宫里。当年傅雷曾批评她的《连环套》“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20)]。她去世后,海外学者李渝评论道:“作为叙述者,张爱玲从来不曾,从来不想,从堕落中自拔出来,升越在题材之上,促生出叙述的高度。……缺乏萧红的清新现代感……”[(21)]这也许有些苛责,但张爱玲俗趣颇深是不假的,专在饮食男女的“鸡蛋”里挑出新奇别致的“骨头”,语言也不时露出甜腻的旧小说俗套,有的情节和对话就是从旧小说上活剥下来的,至于一些屡被激赏的“蒙太奇”式段落,对于40年代的上海洋场来说,也已是司空见惯的好莱坞把戏,仿佛是优美而准确的镜头解说词而已。这些,使张爱玲迷住了千万个“张迷”。
    然而,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却不在“俗”上。她爱讲故事,但她的故事密度并不大,速度是慢的,宛若秦淮河上的画舫,曲曲弯弯却不弄险玩玄。她更着意的是故事的意境,视角虽低却看得极深极透,刻划出一个苍凉的彻悟的人生境界。她不讲形而上的哲理,而只是从切肤的生命体验中去玩味人性,然后用丰富的意象、繁复的色彩、天才的妙喻表达出来,构描出一幅幅浑成的诗意。陈思和论道:“她的作品在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上都是旧派小说不可望其肩项的”,又说:
    比起那种专写亭子间嫂嫂、白相人阿哥、拆白党、姨太太等等城市丑恶大展览的石库门风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磅礴大气;比起那些专写咖啡馆、跳舞场、以及霓虹灯下头晕目眩的新感觉小说,显得充满历史感的深沉;比起老舍张恨水笔下的相对静止的旧式市民社会写真,又拥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代都市特征。[(22)]
    可以说,张爱玲不但是雅的,而且是大雅。王德威说她是一个强烈意识到“现代性”的作家,“时间快速的劫毁,人事播迁的无常,是她念兹在兹的主题”[(23)]。在看似琐屑的平凡中,张爱玲写出了永恒的人性。
    下面以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为例,分析一下张爱玲作品的雅俗构成。
    《金锁记》的开头一段颇为不俗,把一轮30年前的月亮写得出神入化,并为全篇奠定了一个伤感的基调。它让人想起老舍《月牙儿》的第一段,也是清雅、伤感,充满才情,引人爱读。所不同的是,《月牙儿》开头便给人清寒之感,而《金锁记》开头则透出几分古雅。接下来的不同则非常明显。《月牙儿》迅速进入了人物命运的激流跳跃——一段一段悲惨伤痛的诗。而《金锁记》却是没完没了没句没读的俗事:丫头起夜,议论主人,飞短流长;主妇起床,妯娌斗口,唇枪舌剑。剥核桃、看指甲、搬弄是非、叔嫂调情、娘家人打秋风。一早晨的流水帐就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十年之后分了家,又是叔嫂调情翻了脸,全家上下吸鸦片,婆婆折磨儿媳,破坏女儿婚姻,结尾又回到30年前的月亮,似乎那月亮是装着这些故事的录像带。作者却说:“然而30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俗人俗事是《金锁记》的骨肉,除了少爷小姐,就是丫环奶妈,主要人物都在一张亲戚网中,连七巧的女儿长安的男朋友童世舫,“仔细攀认起来,与姜家还沾着点老亲。”所叙无非婚丧嫁娶和旧家庭内部的勾心斗角,不但俗,而且琐碎,比如:
    ……众人连忙扯扯衣襟,摸摸鬓脚,打帘子进隔壁房里去,请了安,伺侯老太太吃早饭。婆子们端着托盘从起坐间穿了过去,里面的丫头接过碗碟,婆子们依旧退到外间来守候着。里面静悄悄的,难得有人说句把话,只听见银筷子头上的细银链条xī@②sū@③颤动。老太太信佛,饭后照例要做两个时辰的功课,众人退了出来……
    这种从《红楼梦》一类旧小说上扒下来的零碎俯拾皆是。丫环们的伶牙利齿,男主人们的败家不争气,女主人们的合纵连横,都分明是大观园的祖传。曹七巧的出场,乖张恣睢,很像王熙凤的出场。而她痛骂娘家兄嫂把她送进火坑所说的“头一缩,死活随我去”,与《红楼梦》中鸳鸯骂她嫂子所说的“你们把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去!”简直一模一样。按照文学史惯例,如此模仿颇犯婢学夫人之忌,本希望成为杰作的,而《金锁记》不但成为杰作,还被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盛赞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奥秘在于《金锁记》的俗人俗事中蕴含了极其不俗的人生韵味和真缔。正像老舍“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24)],张爱玲善于点铁成金,把俗人俗事的雅味烧了出来。她模仿的不仅仅是《红楼梦》的“四体妍蚩”,而是把“传神写照币惭У搅* 家。
    这“传神写照”的最重要表现在于,《金锁记》中的俗人俗事既构成了故事情节,同时又常3角榻诙晌庀蟆@绮芷咔上蛐∈遄咏驹笄闼哒媲槭* 的一段:
    她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脸枕着袖子,听不见她哭,只看见发髻上插的风凉针,针头上的一粒钻石的光,闪闪掣动着。发髻的心子里扎着一小截粉红丝线,反映在金刚钻微红的光焰里。她的背影一挫一挫,俯伏了下去。她不象在哭,简直象在翻肠搅胃地呕吐。
    这个索菲娅·罗兰式的镜头,充分传达出人物心底的伤痛。那一闪一闪的钻石光,隐喻着她心灵的颤动,那是一种美好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在呜咽挣扎,在渴求疼爱与尊重。而钻石的另一端是“风凉针”,则隐喻着挣扎与渴求的无望,以及绝望将会带来的扎人肺腑的凶兆。哀与艳,凄凉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细节很多,足够研究者们不重样地举例,可以看出作者对电影手法的借鉴比穆时英们远为娴熟。读者对这些镜头可以一掠而过,只去关注叔嫂调情,闺房内幕一类俗趣,这便构成小说的通俗层面,它是自足的、完整的,具有娱乐消遣的可读性。而小说的高雅层面其实也隐身在这通俗层面中,它需要读者透过俗趣,发现真情,从超越情节的意象中悟出金钱对自由的扼杀、欲望对人性的摧残,悟出作者那“美丽的苍凉”的人生手势。这是一种高级的雅俗结合,既非以俗卖雅,亦非以雅卖俗,它的雅和俗都是真诚的。俗,来自真实的生活记忆;雅,来自真切的人生体验。它把生活的原味烧出来,读者依凭自己的修养、境界,各取或兼取其雅俗。这,正是杰出艺术的境界。《红楼梦》的文本就蕴含着丰富的雅俗层面,伟大的艺术应该能够让各个文化层次的人皆有所获。《金锁记》的份量当然远不敌《红楼梦》,但它继承了这样的艺术追求。
    严家炎高度评价张爱玲在“运用娴熟的民族形式去表现现代派的思想内容方面,取得了创记录的成功”[(25)]。《金锁记》除对俗人俗事的点铁成金之外,将新文学的先锋技巧融入传统叙事,也是其过人之处。尤其是意识流一类的现代派技法,在《金锁记》中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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