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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互动的宁馨儿——四十年代小说的新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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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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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它们的单独展示，但又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它们的影子。如：
玻璃窗的上角隐隐约约反映出弄堂里一个巡警的缩小的影子，晃着膀子踱过去。一辆黄包车静静在巡警身旁辗过。小孩把袍子掖在裤腰里，一路踢着球，奔出玻璃的边缘。绿色的邮差骑着自行车，复印在巡警身上，一溜烟撩过。都是些鬼，多年前的鬼，多年后的没投胎的鬼……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这些神来之笔，不留痕迹地将“意识流”溶解在“叙述流”中，既是画面，具有悦目的观赏性，又是心理，具有深度的可分析性。谁都可以读懂，但懂的深度不同。雅的糖块溶解在不透明的俗的咖啡中，这里已经分不清是谁征服了谁，可以说是雅文学的胜利，也可以说是俗文学的再生。如果注意到《金锁记》是在没有理论指导、没有集团的约束的状态下问世的这一点，则似乎可以说明，新文学的小说和通俗小说发展到各自的成熟期，二者在艺术上的结合，产生一批超越性的杰作，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五四以来的雅俗对立格局，正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张爱玲的雅和俗如同薪与火、刀与锋、形与影那般难以简单剥离，她是“大雅大俗”。她在《我看苏青》一文中推崇这样一种艺术：“完全贴近大众的心，甚至于就像从他们心里生长出来的，同时又是高等的艺术”。这正是四十年代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呼唤。迎着这一呼唤，走来了赵树理、张爱玲，徐訏、无名氏，走来了张恨水、白羽、刘云若，走来了孙犁、丁玲、周立波。他们分别呈上了不同的答卷，可惜时代过于匆忙地就给定了分数。
沦陷区介于雅俗之间的还有苏青、施济美、汤雪华等作家。她们或者比张爱玲更俗，如苏青的大胆渲泄，或者比张爱玲求雅，如施济美的清柔哀婉——有人说施济美像冰心，但她们都达不到张爱玲的深度。从整个文坛格局来衡量，其作品还是偏于广义的通俗小说。与此紧邻的，便是予且、丁谛、谭惟翰等。这片开阔的雅俗“结合部”地带，是雅俗文学互动的晴雨表和中转站，既有两边获利之机，也有两不讨好之时。一个民族总体文学水平的提高，主要便体现在“过渡地带”上。
抗战时期的这一批具有崭新风貌的小说样式，成为现代小说进一步发展的艺术前沿和参照。这是一批极富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作品。它们与世俗是沟通的，与传统是相连的，又蕴含着具有时代先锋色彩的思想观念，并成熟地化用着各种现代化技巧。它们能够满足现代大众多层次的文学需求，又同时潜移默化地启迪和引导大众。赵树理的创作不但影响了解放区一批土生土长的青年作家，对丁玲、周立波、柳青、欧阳山等也有影响。当代文学中农村题材的小说，从李准到高晓声，都可见到赵树理的影子。张爱玲虽然离开大陆，但她的后继者不仅有台湾的白先勇、施叔青，而且还有大陆的苏童、叶兆言、王安忆等。这批超越雅俗之作的开创性与丰富性，至今仍然需要予以深入的研究总结，以利于对当今文学状况的思考。
注释
（１）（２）戴光中：《赵树理传》２３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３）（４）王中青：《太行人民的儿子——忆赵树理同志》，《山西日报》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５）《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载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０日《人民日报》。
（６）郭沫若：《〈板话〉及其他》，载１９４６年８月１６日《文汇报》。
（７）（８）《论赵树理的创作》。
（９）孙犁：《谈赵树理》，《天津日报》１９７９年１月４日。
（１０）《美国通俗文化简史》９页，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１１）徐訏：《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１２）《不了情·前记》。
（１３）《纳凉会记》之发言，载１９４４年８月《杂志》。
（１４）（１５）《女作家聚谈会》，载１９４４年４月《杂志》。
（１６）张爱玲：《流言·存稿》。
（１７）《遥寄张爱玲》，《〈倾城之恋〉代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
（１８）《传奇》题词。
（１９）《贾平凹谈张爱玲》，《光明日报》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２日。
（２０）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载１９４４年５月《万象》。
（２１）《跋扈的自恋》，台湾《中国时报》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４日
（２２）《张爱玲现象与现代都市文学》，《文汇报》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４日。
（２３）《“世纪末”的福音》，台湾《中国时报》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４日。
（２４）《我怎样写二马》，《老舍研究资料》５３１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２５）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１７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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