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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暴力与“仇恨政治学”

时间:2009-8-8 16:40:54  来源:不详
特权。换句话说,你们“去鲁化”也好、批判也好,甚至“泼污水”也好,都只是你们根据意愿和好恶叙述和塑造出来的鲁迅,真实的鲁迅是否如此,不能全由你们说了算,还需要广大的社会公众来加以认定和辨别才能作数。

  正如开头说的,我原本已为鲁迅离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十分遥远了,但现在有人既然不厌其烦地一再把他拎出来说事,倒使我心底悄悄产生了一种重新认识和走近鲁迅的意愿。

  那么,真实的鲁迅究竟是一个什么角色或模样呢?他是否真的像文化批评家描述的那样,是一个除了对身边的几个女性略微有几分温柔的“爱意”之外,生理和心理上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阴郁、冷漠和自私,妄自尊大,一味散布鼓吹暴力和仇恨的“变态狂”呢?

  我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恰恰相反,鲁迅是一个真正对人类和社会充满大爱的人。只是他的爱绝不是那种空洞抽象的所谓“博爱”。他爱的是那些长期受压迫和剥削的“被侮辱和损害”的人群或阶级。鲁迅之所以得出中国五千年历史都写满了“吃人”两个字,正是缘于对这些被侮辱和损害者的深切爱和同情。当然,按照博爱主义者的说辞,爱是超越阶级的,也就是说,不仅要爱那些被“吃”的人,还要爱那些“吃”人的人,就像耶稣传道时说的那样,“当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送上去。”这样的话放在教堂里说说倒也颇为动听,但如果放在现实社会里,比如当一个人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或者将你赖以维持生计的财物剥夺殆尽,使你几乎难以苟活下去,并且在你身上再踹上一脚,骂一句“活该”时,我想无论是谁,恐怕也“博爱”不出口了。可是我们某些知识精英们,偏偏不承认这一点,既不承认“人吃人”的历史和“人压迫人”社会的存在,更不承认“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道义与法理上的正当性,硬是将他们自己都无法做到的“博爱”,当成普世价值强加给所有人,若不接受,便给你戴上一顶宣扬“阶级斗争”、“仇富”甚或“仇恨政治学”的大帽子。当然,知识精英们是主张自由的,但往往只允许自己的“思想自由”,如果有人主张与其思想相左的“自由”,就斥之为违反人类主流文明,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样的逻辑也够霸道专横了。

  其实,对于这一类“自由主义者”或“知识阶级”,鲁迅先生早已进行过鞭辟入里的批驳。比如他在《关于知识阶级》中,就曾经说:“几年前有一位中国大学教授,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要描写一个车夫的事情,这就因为大学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欧洲的著作家往往是平民出身,所以也同样的感受到平民的苦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因此平民以为知识阶级对于自身是有益的;于是赞成他,到处都欢迎他,但是他们既受此荣誉,地位就增高了,而同时却把平民忘记了,变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那时他们自以为了不得,到阔人家里去宴会,钱也多了,房子东西都要好的,终于与平民远远的离开了。他享受了高贵的生活救济不起从前一切贫苦的生活了。——所以请诸位不要拍手,拍了手把我的地位一提高,我就要忘记了说话的。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

  鲁迅当然是不愿意充当这样的“知识阶级”的(他称这类人叫“阿猫阿狗”)。但不幸的是,他又无法完全摆脱“知识分子”这个身份,不仅要创作、叙写“车夫”以及“祥林嫂”们的生活,还不听人奉劝,不识时务地写一些让许多人“不待见”的时评和杂文,以致最终激怒了“知识阶级”,群起而攻之,且一攻好几十年,至今仍不肯罢休。

  由此可见,鲁迅是从“知识阶级”中脱身而出的一个最大叛逆者。从知识阶级中跑出后的鲁迅,决绝地站到了他自己所说的“平民”,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说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早、最伟大的一位“平民知识分子”,倒也恰当;但如果将鲁迅称为“左翼知识分子”,则也许更为确切。这不仅因为鲁迅参加过他平生加入的唯一一个文学团体“左联”,并被奉为其“精神导师”,还因为他从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起,就自始至终秉持着比他同时代任何作家更坚定和鲜明的左翼立场。而对于这一点,我们当今的许多学者和评论家是很少愿意加以正视的。这也难怪。“左翼”或“左派”这个称号,由于一度跟“极”沾上了边,在近三十年里,早已变得灰头土脸、面目可憎,以至于让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了。但在上个世纪前半期,则全然相反,左翼或左翼文学,是代表被压迫和剥削的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登上政治和文化舞台的“前驱者”。用鲁迅的话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需来作比方,因为这是属于别一世界。”

  这真称得上一则“爱与恨”的宣言和告白了。只是这爱憎,肯定会让那些不停唠叨“博爱”的“知识阶级”大失所望。但比较而言,鲁迅对他们的失望也许更加彻底,他索性把目光投向了“别一世界”;所谓“别一世界”,是很少入“知识阶级”法眼的普罗大众以及他那个时代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左翼文学。在鲁迅看来,这才是中国以及文学的希望所在。所以,他对待年轻左翼作家们的态度才一反被人诟病已久的“冷漠”和“阴郁”,而表现出少见的热情和爱护。正如他在为萧红的《生死场》写的序中所说:“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然而,鲁迅或许过于乐观了些,如果他知道几十年后有人从这种热情与爱护中窥见的却是“暧昧的情欲”,也不知会作何感叹?

  关于鲁迅对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的满腔热情,在近三十年间的知识界,也几乎是很少有人愿意提及的。在许多人看来,既然中国处在一种“告别革命”和“反左”的全球化潮流中,支持左翼和共产革命,便几乎成了支持暴力和仇恨的同义词,不仅不能为鲁迅增添光彩,反而变成了他一生难以抹掉的“污点”。殊不知革命并非只是无产阶级的专利,比如对路易十六以及那些王公贵族们而言,法国大革命同样是散发着血腥和恐怖的,但总不能因为它是资产阶级发动,且修成正果后便一直高唱着自由和博爱的颂歌,就免除其播种过“仇恨与暴力”的嫌疑吧?可“自由主义者”们偏偏只把这顶“仇恨政治学”的帽子扣到了鲁迅和共产党人的头上,这算不算是一种学术上的双重标准呢?

  至于那些内心里对鲁迅还多少留存一点尊崇的学者教授们,则想方设法地为鲁迅找出各种理由开脱,一会儿称他是启蒙思想家,一会儿又称他为自由主义者,甚至于极端个人自由主义者等等,可谓名目繁多,总之是想将鲁迅重新拉回到他早已发誓与之决绝的“知识阶级”中去。这大概是出于一片好心。可我琢磨,鲁迅先生本人并不见得会领这份情。假若非要用当今知识界流行的概念,给鲁迅重划一下“成份”,我倒愿意称他为批判知识分子或者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在今天,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对这两个称谓都还能够接受和称许的。

  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要淡化鲁迅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无非是想表明,用正统的观点看,鲁迅也许的确称不上一个纯正的左派。在“左联”后期,不是有一些左翼作家和批评家经常指责鲁迅“不够革命”,“保守”,甚至骂他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余孽”吗?对此,鲁迅也毫不留情地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和抨击;但他抨击的不是革命和左翼立场本身,而是那种动辄追问“阶级成分”和猜测“动机”,将艺术和政治简单挂钩,粗暴、庸俗、教条化和宗派化的习气。实际上,正是鲁迅批评过的这种“左联”作风,自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起,将中国的文艺带上了一条极端甚至危险的歧路。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似乎都有一个共通的毛病,当他们“在野”时,每个人都以民主自由斗士自居,充满了社会批判精神,个个堪称优秀的批判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可一旦位居正统之后,便不约而同地变成了主流政治和主流文化的辩护士,对一切“异见”再也听不进去,甚至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比如一迈进“新社会”的门槛,都异口同声地控诉和声讨“旧社会”的黑暗,而对“新社会”可能存在的阴暗面,就很少有人愿意或敢于触及了;进入“新时期”后同样如此,许多被打成“右派”,抛弃到社会底层,“在野”多年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终于翻身,占据了正统的地位,于是,控诉和声讨“文革”以及“十七年”的声音便一直此起彼伏,如雷贯耳,但也从此难得听到他们对“新时期”的阴暗面提出过什么批判和异议了;此时若有人大着胆子提出“十七年”以及“文革”期间也有“光明”的一面的话,他们则会跳将起来,斥之为“文革余孽”或“第三种人”,其凶悍程度,一点也不比从前的那些“极左分子”差多少。其实,任何社会都有光明与阴暗的一面。知识分子的职责之一就在于指出这些“阴暗面”,以有利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完善。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常识”,可真正能做到的实在少见。而鲁迅就正是这“少见”者之一。他曾经说过:真正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跟那些教条狭隘、自以为比谁都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以及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了;或者更进一步说,鲁迅从骨子里不可能依附于某一团体、党派,而始终保有独立思想的权利。就此而言,鲁迅身上的确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风范,从不取悦于强权和强势话语,哪怕这种强势来自于他认同的某个“阵营”或自己的“同志”。只是无论怎么独立和批判,他的立场,或者说他的“爱与恨”,并没有发生丝毫改变,而是始终如一地站在受压迫的普罗大众立场上,替他们说话,替他们代言。因此,相对于当今某些虽然自称或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或“异议人士”,却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站在少数人和某些特权利益集团一边、甚至争相跑到白宫去向美国总统邀功请赏的人来说,鲁迅比他们要货真价实,从而也高大得多。

  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则帖子,大意是反右期间,某民主人士有一次当面问毛泽东:假如鲁迅还活着,他的处境会怎样?据说毛泽东沉吟了一下,答曰:他可能会坐牢。对此,有人大肆借题发挥,也有人不愿意相信。我则宁愿相信真有其事。以鲁迅一以贯之的的性格和作风,他是宁死也要说真话并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的。

  不错,鲁迅曾经满怀热忱地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不加甄别地赞同和纵容“革命之后”,一个政党可能出现的官僚化、特权化以及腐败倾向;尤其如果当政党可能蜕变为一种特殊利益集团,从而背离自己的初衷,与“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到人民的一边,并为之呐喊和请命。我还相信,鲁迅如果真的活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他肯定会被划为“右派”。至于当年那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是否都像鲁迅那样是替“最大多数人民”代言,而不只是为某个“特别的阶级”代言,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假如鲁迅活到“新时期”会怎样呢?首先,他也将跟大多数“右派”一起,被摘掉头上的“帽子”,为思想解放和人道主义大声疾呼,从而又一次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但如果再往后,比方说在“新世纪”呢?面对诸如贫富悬殊、三农问题、国企改制以及医疗教育改革存在的“阴暗面”,鲁迅可能会再一次同那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竭力想把中国拉到所谓西方主流文明秩序的“知识阶级”或者“新右”们决裂开来,重新变成一个坚定的左派或新左派。而对于近几年萌动着的底层文学和新左翼文学,鲁迅也绝不会像某些批评家那样居高临下地横加指责和挑剔,视之为劣等文学,并一味要求其关注灵魂或者普遍的人性,仿佛“灵魂”和“人性”能够脱离人的具体生存,在真空中单独存在;他只会像当年对待柔石、白莽、叶紫和萧红、萧军们那样,如扶持大石底下的萌芽一般,以拳拳之心,伸出自己热情的双手的!

  这当然也只是一种极其主观的推测。但我想如果鲁迅先生地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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