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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个冬天的童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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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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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已经意识到，抽象的道德可能会暂时释放“自我”的焦虑，但是，要在一个如此残酷的环境中“重建”自我经验，必须有更决绝的“姿态”和“叙述”（10）。在《童话》中，这一姿态就是“怀疑一切”。 三、一个怀疑的“自我”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小说是没有什么心理活动的余地的……小说的作者和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性格外露的人，所进入的是一个假想的客观世界，没有时间也没有理由去反省和怀疑”（11）。对于80年代的中国文学来说，《童话》所表达的“反省和怀疑”的欲望是如此强烈，虽然《童话》在发表时曾进行过修改，“删减遇罗锦性格中的凶悍，将遇罗锦尽可能修改得更柔弱些”（12）。但即使如此，一个咄咄逼人、质量和密度都超出正常人的“自我”还是让阅读者感到喘不过气来。
如果说“怀疑”是一种叙述规则，遇罗锦则是在新时期小说中第一个制定“规则”的人。当然这是仅仅对小说这个体裁而言的，在诗歌界这一规则的制定人是北岛。遇罗锦和北岛成为新时期文学中最具有怀疑精神同时也最具有决裂意识的两个人。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都与遇罗克发生着或多或少的联系（13），这或许是一种巧合。但是，在“怀疑一切”并重建“自我”经验这一点上，他们的相同就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历史生成的结果。对于遇罗锦他们这一代人而言，和王蒙等“复出作家”有所不同，他们既没有接受过非常系统的理想主义教育，也没有一个50年代的美好经验可以提供幻想，他们生于共和国建立之初（北岛生于1949年，遇罗锦生于1946年），共和国最富有朝气的时期他们因为年纪太小而没有什么感受，等到他们对社会和生活有了强烈感受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或者说参与的（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文革”带来的后果是非常复杂的：“起初，这场运动带来了空前的自由。……人们可以随意阅读官方的或是红卫兵的报纸，对各种活动也根据自己的兴趣决定是否参加，调查生活和查阅个人的档案以及参加一些自己认为是有益的活动。通过这些经验，他们了解了被隐瞒起来的权贵们的特权，官僚腐败和相互倾轧，还有其它一些弊病。……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相当普遍的反应，是他们感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前太幼稚和容易上当受骗……这是“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一种反作用，即利用人们的盲目的信仰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动员，结果却使人们觉醒并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意味深远的怀疑主义。”（14）遇罗锦的情况可能更极端一些，因为“文革”并没有给她以及她的家庭带来“空前的自由”，而是以“自由”的名义施与的压迫和迫害，从某种意义上说，遇罗锦在“文革”中属于“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人”，这种侮辱和损害如此严重地伤害了她的心理和生活，从而让她在小说中无法控制地歇斯底里地“怀疑一切”，包括社会、亲人、爱情。在她的父亲向她讲述个人的历史的时候，她是这么想的：
“他无非是想表明他的心地是善良的罢了，难道我对自己的亲生父亲还会有什么怀疑吗？那样不等于怀疑了我自己？”
即使她曾经带着极大的热情热爱的对象，她最后也禁不住产生了怀疑：
“怀疑第一次涌进了脑子——究竟他有多少优点？有什么值得钦佩和学习的长处？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生活会幸福吗？”……我在他身上寻求的是爱情吗？究竟是什么？
《童话》的叙述者恰恰是一个怀疑着“自我”的怀疑者。而这一切怀疑都指向一个“反抗”或者说“决裂”的远景——“我不相信”，不相信父亲，不相信爱情，不相信幸福和未来，在作品的结尾，她说：“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今后会再有幸福”。在这种叙述中，《童话》一方面完成了“文革”后文学的“控诉”功能，另一方面，因为“自我”在面对一切他者时所表现出的怀疑和绝望，一种具有毁灭性的“个体”经验被构建起来。从文学病理学上来看，《童话》中的“我”是带有创伤性的精神官能症患者，但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这种与社会主流对抗的人、畸形的人、自闭的人和沉醉于个人经验的人的出现，意味一种抽象的关于“人性”、“人道”的话语开始被讲述（15），这是80年代文学和社会转型所必需的动力，从这一点上讲，《童话》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童话》在1981年的作协全国报告文学评奖中落选，同年，《当代》本来决定授予《童话》“当代文学奖”，但因为某种原因，最后紧急改变决定，它再次落选，（16）最终无缘于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地位。
注释：
（1） 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代》，1980年第3期。
（2） 《一个冬天的童话》在《当代》发表后，适逢新《婚姻法》颁布，引发了婚姻中的道德论战，《新观察》组织了一批文章进行了争鸣，这些文章包括：党春源的《我为什么判决他俩离婚》，戴晴的《蔡师傅没有错，法院判得也对》等，见《新观察》，1980年第6、7、8、9、10、11期。1981年《作品与争鸣》创刊，头条就是转载《一个冬天的童话》和相关论战文章。
（3） 实际上，这是一个有分歧的问题，遇罗锦曾坦言她是“用写小说的形式去写的”（遇罗锦：《关于一个冬天的童话——给全国各地读者的回信》，《青春》，1981年第1期）。另外一些评论家也认为《童话》应该属于“自传体小说”（易言：《并非童话》，《文艺报》，1980年第11期）。
（4） 郑定：《这是“实话文学”》，《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1期。
（5 ）（11）【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之“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7页。
（6 ）《一个冬天的童话》发表时的“编者按”，见《当代》，1980年第3期。
（7 ）（12）（16）本社记者：《关于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代》，1999年第3期。
（8）（9 ）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黑客帝国，或颠倒的两面性》，严蓓雯 译，《今日先锋》第1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10） 在遇罗锦的第二部作品——《春天的童话》中，“哥哥”的故事已经消失，自我的故事更加具有“爆炸性”。《春天的童话》发表于《花城》，1982年第1期。
（13） 北岛的两首诗歌《宣告》和《结局或者开始》都是献给遇罗克的。《结局或者开始》发表在《上海文学》，1980年第12期，诗后附有短文：“我的几位好朋友曾和遇罗克并肩战斗过……这首诗记录了在那悲愤年代里我们悲愤的抗议。”
（14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章“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第716页。
（15） 郑鹏：《文革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主体性问题》，中国社科院2006届博士学位论文，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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