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为我们树起了一道多姿多彩、性格各异的人物画廊。从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金瓶梅》和《红楼梦》之间的深刻影响和自觉借鉴。

从前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或表现为人神合一，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和唐僧；或虽然是人却被神化，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水浒传》中的戴宗；或将神人格化，如《聊斋志异》中的狐鬼花妖，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来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他们往往不够真实，不够丰满，并且缺乏典型意义，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而将人物形象放在现实生活中去表现，这正是从《金瓶梅》开始的。从这一点上说，《金瓶梅》的人物形象刻画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我们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影子，他们都是逼近生活的真实可信的人。无论是豪绅恶霸西门庆，还是他的妻妾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以及所有的丫鬟奴仆、清客帮闲、走狗爪牙、娼妓歌女、流氓光棍、外官太监，等等，大都刻画得真实可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同现实生活极为接近。

《红楼梦》的人物描写，便继承了《金瓶梅》这种写实主义手法。《红楼梦》描写了近千个人物形象，不论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和史湘云，还是贾母、王夫人、邢夫人、王熙凤、李纨，以及贾敬、贾赦、贾政、贾珍、贾琏、贾蓉、薛蟠，还有那些数不尽的丫鬟婢女、王公伯侯、和尚道士、平民百姓，等等，都来自现实生活，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1]

不仅如此，《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有着酷肖之处，如西门庆和贾琏，二人都是纵欲淫乱；潘金莲和王熙凤，二人都有狠毒狡诈的一面；吴月娘和尤氏，二人都表现为有德无才；李瓶儿和尤二姐，二人都具有屈辱求全的性格，不一而足，从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来《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小说之间影响和继承的关系。特别是李瓶儿和尤二姐，两个人物形象之间的承继迹象是非常明显的。何满子先生曾指出：“《红楼梦》中的人物性格和命运也有些个是和《金瓶梅》相近的，自然，相近不等于雷同。其中近似得太耀眼的，我想是尤二姐和李瓶儿。其余的人物或只性格的某一特征，或只遭遇某一方面依稀仿佛，尤、李二人则不论性格、命运的大关节，连细节描写都有其神似之处。”[2]冯子礼先生在《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一书中则从“两个出身和性格颇为相像的‘淫奔女’”、“相同的悲剧命运”和“性格和悲剧的差异”三个方面对李瓶儿和尤二姐进行了比较分析，文章说服力较强，很值得一读。

在《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部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尤其值得称道，作者不仅写出了人物形象的主导性格，而且还充分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多维性、复杂性和立体感。比如，潘金莲和王熙凤，阴险、狠毒、泼辣，这是她们性格中的共同点。但是，作者又非常注意表现出她们性格的丰富性和不同侧面。因此作者在小说中也描写了她们温柔的一面。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丧心病狂地害死武大郎，是那样的凶残，她对李瓶儿是那样的嫉恨，乃至于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同样是这一个潘金莲，她在西门庆面前却显得是那样的“温良驯服”。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致使贾瑞命丧黄泉，是那样的阴险；她借剑杀人，害死尤二姐，是那样的狠毒；为了几千两银子，使一双青年男女无辜而死，是那样的残酷。但是同样是这一个王熙凤，她对自己的女儿巧姐是那样的疼爱，俨然是一位慈母；刘姥姥是一个乡村老妪，但是王熙凤也曾周济过她，说明她也有惜老怜贫的一面。尽管王熙凤对别人有时很凶狠，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围着她转，这并不是人们都惧怕她。她有一副好“刚口”，每当她讲笑话儿时，大家总是听得入了迷，她不时地给人们带来了笑声。潘金莲有时还显得心直口快，别人有所顾及不愿意说的事情，她却能够给直接捅出来。王熙凤常常是未睹其人，先闻其声，豪爽多智，博得贾母的欢心，赢得王夫人的信任。因此说，潘金莲和王熙凤这样的人物形象，既是可恨的，又是值得怜悯的，有时也有可爱的一面。当然王熙凤要比潘金莲刻画得更成功，更富于典型意义。

在《金瓶梅》以前的小说，一般很少有或不太注意对人物的心理进行描写，即便描写了人物的心理，往往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两笔，很少做深入细腻的描绘，当然《水浒传》有了发展，但是还不能够做到细腻入微。而《金瓶梅》和《红楼梦》则不然，人物形象的心理描写不仅很细腻，而且也很深刻，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更加鲜活。我们可以看到在《金瓶梅》第五十三回中，有一片断描写吴月娘背后偷听孟玉楼、潘金莲对她的议论，其中吴月娘的心理反映，便被作者描绘得极为生动，极为细腻。同样，在《红楼梦》第二十六回中，也有一片断描写林黛玉找贾宝玉，被丫鬟关在门外未曾进入怡红院的情景，作者对林黛玉当时的心理描绘，更是细腻入微，动人心魄。

《金瓶梅》的人物形象塑造有着明显的不足。有的人物形象的性格前后变化太大，并且缺乏内在的逻辑，于是显得不够和谐统一。比如李瓶儿，她先是气死丈夫花子虚，后又驱逐另一个丈夫蒋竹山，这的确显得很凶悍。然而李瓶儿一旦嫁给西门庆，则变为仁义礼让，甚至忍气吞声，胆小怕事。这样的处理，实在难以令人置信。而在《红楼梦》中，则没有这种现象，起码在《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中是不曾出现这样现象的。人物形象的性格尽管有发展变化，但是有迹可循，性格前后不论怎样发展变化都是自然和谐的。

在《金瓶梅》中，作者所描写的基本都是“坏人”，退一步说纵然不都是如此，人物形象身上也是“坏”的因素多一些。因此造成整个小说所描绘的世界一片漆黑，缺少光明，没有理想。因此，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指出：

西门庆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使，皆是枉为人也。

由此可见，在《金瓶梅》中，几乎没有“好人”，上面张竹坡所举的十八个人当中，除了孟玉楼外，基本是可以说都是“反面”角色，就是孟玉楼也算不得是“正面”形象。而《红楼梦》中则既有丑陋肮脏的人物，又有闪耀着理想光芒的正面典型形象，前者如贾雨村、薛蟠，后者如贾宝玉、林黛玉等。而且作者对他所恨的人，也能够写出其“好”的一面；对他所爱的人，也能够做到“爱而知其恶”[3]。

《金瓶梅》和《红楼梦》两部小说中都塑造了很多妇女形象，但是作者对待妇女的态度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李希凡先生在一篇访谈文章中曾说，毛泽东同志“曾把《金瓶梅》与《红楼梦》作比较，认为《金瓶梅》是反映黑暗，不尊重妇女，而《红楼梦》写得有点希望，是尊重妇女的。话很简单，却抓住了要害。”[4]在《金瓶梅》中，几乎所有的妇女不仅本身是既淫又妒，而且作者又把她们写成以西门庆为代表的男人们用金钱买来的泄欲的工具和玩物，她们几乎没有什么人格和地位可言。而在《红楼梦》中则不然，小说中的大多数女子，都是作者所歌颂和同情的对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跟以往的‘显扬女子，颂其异能’（鲁迅《史略》评《玉娇梨》《平山冷燕》）的作品不同，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把清爽的女儿与浊臭的男人，从整体的比较与对立之中，从着重对青年妇女的美好品德的歌颂之中，来寄寓作者那强烈的爱憎感情和美好的生活理想的。”“生活在大观园的青年姑娘们不仅有着仪态万方的美丽的外表，而且更有着一个个层次不等的美妙的灵魂，真是秀外慧中！我们读着作者描写她们的文字，心里会不由自主地泛起美好感情的层层涟漪与汹涌波澜。”[5]曹雪芹让她们生活在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的大观园中，给她们提供了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尽情表现自我的大舞台。她们不仅风华正茂，青春浪漫，而且相貌美丽，楚楚动人，尤其是她们才华横溢，能诗善画，出口成章，挥洒成文。甚至作者还有意识地让贾宝玉因为有了这样一群多才多艺的女子而自惭形秽，这又构成了对这些青年女性的有力衬托。甚至贾宝玉还说什么：“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见《红楼梦》第二回）他认为：“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第二十回）在《红楼梦》中，作者还借甄宝玉之口说什么：“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尊荣无对的呢。”（第二回）由此可见，小说对女子的无限赞美之情。《红楼梦》不仅是唱给这些青春女子的一曲颂歌，也是对她们的悲惨命运充满同情的一曲挽歌，曹雪芹彻底抛弃了中国年小说史上俗滥的“大团圆”的套式，把《红楼梦》写成了千古不朽的悲剧，激起了广大读者对以林黛玉为代表的青年女性的深切同情。而这一点则是《金瓶梅》所根本无法比拟的。
[1]  鲁  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2]  何满子：冯子礼《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序》，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

[3]  俞平伯：《红楼梦辨》，见《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4]  李希凡：《红楼梦艺术世界·毛泽东与〈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

[5]  周中明、文又波：《试论曹雪芹的妇女观》，《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