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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幻境与顾城的生死哲学

时间:2009-8-8 16:56:51  来源:不详
顾城诗歌与小说的复杂性和神秘性决不是简单的评述所能凑效的。我总觉得顾城总是尽量用最少的词语去抓住世界的本质。“言无言”,“言不尽意”,而这正好是接受者理解本文的天敌。因此。理解顾城总是依靠“悟”,经验常性总是失灵。顾城诗歌中一直惯用的周易式语言,充满神秘,也充满哲理。在他的思想根抵深处,不是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冲突,而是老庄式隐逸哲学与孔儒式有为哲学的尖锐对抗。他思想的全部复杂性体现在诗歌和小说中,也就体现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决绝和残忍上。顾城过早地洞悉了死亡哲学。他能从莺歌燕舞中看到魔鬼的面具,从微笑平静中发现死亡的悲哀。这就使他与古老的幽灵在心灵深处对语,学会儿童式的反抗世界。他既觉悟,又迷惑;既果断,又软弱;既热爱情欲享受极乐,又厌恶功名利禄.这所有的悖论并未逃出东方文化的氛围,这便是顾城倾心于道家,又被曹雪芹的新人理想所牵制所导致的悲剧。如果顾城彻底倾心道家,他一定活得风流调悦。因为以他的天才,完全可以纵情山水,纵情声色,葆真长生。道家最彻底之处就在于他们隐居山林,抛弃了一切世俗伦理,以长生永乐为根本目的,成仙得道为极境。顾城对情欲的狂欢体验与自然本体论的哲学观以及无为而为的处世方略都近乎道家。然而,他却向往曹雪芹的红楼幻境。他渴望实践贾宝玉的生存哲学和生命理想,却又放弃贾宝玉所特有的生存空间和物质资源。在道家的原始自然里实践贾宝玉的女儿国理想,这正是顾城悲剧的总根源。本文以评判《英儿》为主导,兼顾他的诗歌,并力图在东西方文化的双重背景下讨论顾城的生死哲学。

  上、幻境与海岛

  顾城在中国本土完全可以实践贾宝玉的生活理想,他那天纵之诗才足以使许多少女颠狂沉醉。徐志摩身畔仕女如云,胡适眼底倩女离魂便是明证。类似于顾城这样的诸多男女在本乡本土犹如王侯贵冑,却都先后逃离乡土去西方寻找极乐世界。由王子沦为贫民,其萧条冷落可想而知,因为还不存在世界性的天才、天才从根本上说属于他的民族。当然,在本土实践贾宝玉式的理想所要作出巨大的牺牲,忍受的巨大痛苦也是我们庸常之辈所无法想象的。总之,顾城亲近《红楼梦》极有意义。可以说,尽管当代红学专家如林,但真正赋予《红楼梦》以现代意义的唯有顾城。在普通人看来,贾宝玉只是一个封建没落的理想,我们无法在现代化社会去实践贾宝玉的梦。顾城却死死抓住这一点。“我想就《红楼梦》而言,《红楼梦》里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物而已。”“我感到了永恒女性的光辉”“永恒的女性有一种光辉使我们的生活和语言有了意义,有了生命。”[1]近期一些评论,抓住顾城所欣赏的“女儿性”,认为顾城的生活理想是渴望自己是个女儿身。我以为这是一个深刻的误解。贾宝玉斥责男子是“渣滓浊物”,决不包括自己。因为他自我感觉对女孩纯洁真情而不带污秽的功利目的。贾宝玉渴望与女性在一起,远离贾琏之类,就是因为他享受到了纯情的乐趣。因此,贾宝玉以及大观园的诸姐妹们都有一个共同理想:即永远不长大。这样就可以永聚永乐。《红楼梦》里的女儿性,只存系于公子与姑娘之间。贾宝玉有情且纯洁,大观园女儿才乐于与他相亲相爱。其实,这些女儿们为了得到公子,使了多少手段,玩了多少心眼,耍了多少伎俩。只要思虑至此,所谓女儿性只不过是未成年的儿童之天真而已。顾城所渴望的就是贾宝玉这种女儿性之天真。现实无情粉碎了贾宝玉的幻梦,一个接一个悲剧终于使这种女儿性不复系存,最终只好遁入空门,那才是彻底的解脱。顾城也感到:“他并不是贾宝玉,没有生活在大观园里。”他既没有贾宝玉的生活空间,也缺乏贾宝玉的祖辈荫蔽。因此,为了实现这种幻境,他寄希望于海岛。也就是说他渴望在西方文化环境中实现东方圣洁理想。他对世界怀有一种希望,他的绝望也就来得更为惨痛。逃往西方的中国人几乎很少仍依赖东方生活伦理,他们都极快地适应并实践着西方生存哲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顾城因此只能成为一个东方的悲剧流浪者·,流浪异邦并葬身异邦。只要细读《英儿》,你会很快找到这样一个主题句—“在没有人的地方。”这是顾城发自内心的空间渴望。这一简单的状语短句在小说中不断呈现。“在没有人的地方”,意味着对他人的回避,意味着逃离城市人群,意味着对生存世界的恐惧并力图划清界限。作为诗人,尼采就这样呼喊:“我爱山林,在城市里住是不好的,那里太多纵欲败度的人们。”[2]尼采的存在论思考正可以视作一个后现代问题,正可以视作一个关于自由的阐释。在这异化了的物欲世界,如何葆有一种纯洁的精神和自由天性,这是先锋诗人所无法回避的,顾城的血性使他不可能选择刺客式的反抗,他的血性指引他遁入到古代隐逸哲学理想中去。可是,这种田园隐逸的哲学恰好是技术和物欲至上的时代及权大社会所极力摧毁的。顾城的浪漫天性使他成了“多余的人”和“不合时宜者”。一种价值原则,一种存在理想,得不到时代的宽容和承认,相反却不断地被摧毁,这正是诗人绝望之根源。个体无法对抗现代社会规范和生存原则。多余人的处境,不合时宜者的悲哀,导致诗人不断地反抗和愤怒。渴望逃避,却并无现实出路;举起投枪,又无力击中黑暗。诗人所隐居的海岛,也决不是“没有人的地方。”他那种大观园,那种伊甸园式的环境取向是一种幸福的想象。诗人多么渴望与神同居。聆听神的音乐,沐浴神的光辉,接受神的启示,享受生命的快乐。正如济慈、雪莱选择绿色山野河流,叶赛宁选择梁赞的黑土地,泰戈尔选择孟加拉庄园一样,顾城选择了他的“海岛”。这里生活简朴、富裕,没有复杂的社会负担。“岛屿还常常有一种想象中浪漫性质。”[3]的确,在某些神话中,岛屿是永生之地,是摆脱了肉体和精神痛苦的场所。早期希腊人把岛屿看作是英雄居住的地方,中世纪欧洲人把岛屿看作是舒适、富裕的天堂。顾城便奔向这样的海岛,带去他的妻子,招来他的情人,在这种“大观园”中居住下来,独处着。注意,“独处”是一个中心概念,它在个人位距、地域和其他社会行为领域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因为独处的功能就在于能处理好人际关系,还能调整利害冲突。对于顾城来说,独处在没有人的地方,他就能象卢梭那样写美丽的神性诗章。顾城享受了这种短暂的和谐与狂欢。《英儿》中极力插入的部分就是对这种大观园理想的礼赞。顾城那种浪漫的生命哲学在这一瞬间发出了奇异光彩,他那种特有的自然体验,性体验,爱的体验,借助狂欢化自然化心理描写和诗的甜美歌吟作了充分表达。

  

从小说的本文,我们可以看到:顾城是通过回忆重构大观园式的自然景物和闲适生活情调的。红楼幻境带有儿女情长的狂欢式性体验。饱餐了大自然的无穷秀色,诗人的灵性与大自然之灵秀的重合,导致小说插入部分的文字放射出自然神性的光辉。灌木丛的山色,阳光,树丛,写得实在太美了。那不是中国式山水画,那完全是英国式水彩和风景油画。在这水彩画和风景画里,我们不仅读懂了顾城的生命哲学,更读懂了一种自然宗教和自由美学,我们还读懂了泰戈尔、济慈、劳伦斯的甜美诗篇。诗人通过情景的再现,把G与英儿之间的美丽性爱场景定格。这里的性爱描写,完全是一种纯粹的自然主义情调,一种类似于宗教式的神人相交的性爱画面,我们应该想象到无数小天使在其中飞翔。纵观新时期文学中的性猫写,从未体验和发现过过这种诗性与神性的表达。在这里,顾城超越了东方传统,而契合了西方精神。其中展示的是一种自然的性,一种性与美的抒情,一种性与自由的礼赞。顾城借此表达了人类天性中的至纯和至美。正是这种美,这种力,不断激活诗人和创造。“没有它就完了”。因为这种独处是贾宝玉与女儿性的独处,是诗人与情人的独处,决不是一个厌世主义者,孤独者的独处。正如泰戈尔所言:“爱是我们周围一切事物的最终目的。爱不仅是感情,也是真理,是植根于万物中的喜,是从梵中放射出来的纯洁意识的白光。”我想顾城是信奉泰戈尔这一原则的。顾城在海岛过着一种现代的原始生活,喝雨水、锯木柴、烧陶碗、采贝。他的住处临近一个精致的山谷,河水若有若无地淌着。闲来无事时,看天空,看海水,看峡谷,看山林,看石头。一切因为“英儿”而美丽,一切因为“她”是一个根据。只有“她”可以让我活得更好,只有“她”才是诗人生命创造的宝贝。“我真象拜神一样地爱她,在夜晚,在柔和的灯光下,看她睡去,看她的眉。”还是泰戈尔洞悉了这种本质,“所有与一切有情合一的人既存在于外界天空也存在于我们内在的灵魂中。我们必须达到那种意识的顶点,那就是爱。”[4]与英儿的美丽性爱和纯情,对生活的真诚热爱,是诗人最难忘怀的奇遇,是诗人刻骨铭心的爱恋根据,是诗人生存价值的感性证明。“从来没有那么甜美,我从来没有那么甜美自如过。”“我的爱一次次升起。”在这种抒情时,顾城内心深处有一种对女性的感恩。顾城的叙述、诗意、灵性,甚至感伤情调,与劳伦斯极为相近。他们都是大自然的纯情歌者。只不过劳伦斯总是充满希望,而顾城则不自觉地流露出绝望。大自然的美是一种神圣的恩赐,哈代与劳伦斯都珍惜这种自然的美,勃朗宁夫人借此渲染一种绿色的梦幻和神秘,济慈、雪莱、华兹华斯都力图表现那无边的神恩和绿色神灵。顾城在本质上亲近这种英国式的自然主义。但顾城毕竟信奉东方神秘主义,这就导致他比劳伦斯更执意追求与大自然的和谐与朴素。劳伦斯的性爱场景设计,带有一种故意性,如暴风雨中的裸体狂奔和性爱。而且他对性生理的细致描绘和诗意赞美,分明沾染了一种城市流行病。顾城《英儿》中的G更象个开化了的野人,更象一个纯情的儿童、天使,因此,他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女性的感恩抒情,与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更加亲近,与华兹华斯更加丝丝入扣。因此,顾城的诗体小说在精神深处接近英国小说的自然主义,而反抗中国寻根小说的原始主义和野兽派作风。顾城主要通过性爱的展示,建立G与英儿、雷之间的和谐关系,并实践“没有人的地方”这一自由哲学理想。“在没有人的地方”,这是《英儿》的主题句之一,它揭示了顾城的生命哲学。只要与情人在一起,与神在一起,他就拥有至乐、极乐、“在没有人的地方”,这是诗人的内在呼声。诗人渴望在这个世界找到一种距,找到一种独创之地,找到一种自由之境。这里所包孕的启示性真是深不可测。“那真是令人晕眩的日子,我被这种爱情弄得惊讶而疲倦,被感激得不知所措。”“惊讶极了,心跳,”“我爱你了,爱极了。”“真的爱极了,真的脸红红的。”这个时候,顾城是如此地热爱生活,渴望生活。

  可是,人是奇妙复杂的,人生更是一种无底的棋盘。如果理性地去生活,发现总是很难很难,只有那些不问为什么而信奉强权哲学和奴才哲学的人才会心安理得。如何生活下去?这不能不引起现代人的思考,更希望先知的引导。顾城表达了他的困惑和探索。他陷入了悖论之中。正如赵毅衡指出的那样:“作为诗人,强迫自己不信任语言;作为文化人,满怀与文化对抗的情绪;不屑世俗者,不得不处理包括儿女情的世间杂事;鄙弃名利者,不得不接受奖金周游欧美繁华世界;遁世归隐者,迟疑踌躇不归荒岛山居;女儿神性的信徒,不得不对付追求尘世俗福的女人们;力主清心纯洁的人,落入妒火的吞噬。”这是个神仙也得发愁的局面。顾城将《红楼梦》置入一个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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