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墓床与还乡

　　世界的生存逻辑无法依据诗人的理想运行，它依赖现实的甚至恶的原则。顾城清晰地意识到大观园欢聚只能是暂时的，却想将这种希望拖住并践履它，这真是悲剧所在。他清楚地面对着墓床，力图抱住“英儿”这根救命稻草。每时每刻，外在的强大压力逼迫着他就范。个体的弱小与理想的脆弱无法与现实逻辑抗拒。即便是诗人自己也无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心愿，并最终也选择了毁灭手段。贾宝玉的幸运在于林黛玉对他无限痴爱。G却不可能拥有这种两情相恋死不分离的坚贞。这就使得顾城的悲剧更令人揪心。他所信奉的生命哲学，连情人也不理会。他那种不许违拗的生存意志，即便是情人也不愿接受。这说明顾城在憎恶残忍的同时，自己也陷入了残暴。他没有道家“无为而为”“自然而然”的开通，也不像贾宝玉那样梦得无欲无情、随空空人遁去。他不相信强权逻辑又无力守卫自己的宝贝，这正是现代社会弱者的沉重悲剧。贾宝玉在受现实世界戏弄之后，忍受情人死去的打击，才决定以冷漠向世界复仇，以遁入空门给变坏的女儿性以残酷打击。贾宝玉的思想理路似乎更易接近。顾城的思想里有一种天真的因素:我的就是我的，谁也不能夺走。谁夺走我的宝贝，我将向谁复仇。G忍受英儿被人夺走的惨痛，才开始选择还乡的路。他还是太软弱，是一个真正的弱天才，与这个世界决绝成为他唯一的选择。杀妻然后自杀，大约也可以看作一种贾宝玉式的反抗，对破坏了自我生存哲学的残酷报复。然而，毕竟过于残忍了些，也因此留下了谜。

　　在大观园里，G是自在的，然而一踏入都市，G就感到恐惧。诗人带着自己的宝贝进城，而这宝贝在城里太光芒耀眼，邪恶的眼睛早就盯上了诗人的宝贝，并且在诗人身上打主意。这里找不到“没有人的地方”，对于试图死守自己宝贝的弱天才必然是危险的。离开海岛遁入都市，诗人只能自怨自艾，并发泄心中的无限愤怒。诗人嘲弄城里人的贪婪和卑鄙，而这种嘲弄和咒骂是无力的。在物欲利诱的背后，纯洁必定被拈污，美丽必定被腐蚀，香气必定被污染。“这个世界把姑娘变坏了”。顾城此时此刻一定深刻地感到了沉渣浊物为可恶，并幻想复仇。然而，邪恶者有他生存的权利，地盘和手段，你无法彻底消灭它。纯洁的心灵，圣洁的理想，隐逸的自然，这才是诗人的真正宝贝，因为有了它，生命才会延伸;失去它，生命必定萎缩死亡。诗人在叫:“上帝啊，你让我的宝贝不要摔碎吧，”“你把我摔碎吧，”“你不要把我的女孩破坏，你把我破坏吧。”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诗人只能自己关心自己，并昭示人们“警惕啊，人们”。诗人只能诅咒邪恶的强盗:“哪个人不是强盗，抢花，抢宝贝。”诗人厌恶强盗的行径，更憎恶骗子的谎言。“吃我的鸟儿，抢我的鱼和我的姑娘家。”《英儿》就是向这些流氓和市侩所发出的控诉和诅咒。“你们偷了我神殿的东西啊。我的神殿呀。”“你们什么时候为别人想了，你们稚致的生活够了。”“你们道出自己生活的美丽理论来，其实是为了少干活多享受。”因此，诗人的逃离是有理由的，诗人的恐惧也是有理由的，诗人的愤怒也是有理由的。“你们没完没了吹泡泡糖，你抢了多少别人的东西来。”“你们没完没了还想没完没了。”“你们害死了我没事，”“不该抢我的珠宝，还踩了开心，”这朴素而又单纯的话里，浸透了诗人的呐喊，愤怒，悲恸的血泪。“别以为上帝睡觉了，你们要受报应”，诗人的诅咒是真实的。因此，我们绝不应把《英儿》只看作是一部自传，《英儿》的生存哲学和死亡哲学具有普遍性意义，是对后现代主义世界文化的一咱贡献。“我知道上帝在我一边，我精神的小身体，让我做了那么多事，画了画，写了诗。”“我待在谁也不稀罕的地方，那是我的神殿。破房子，劳动，吃苦，天涯海角姑娘家。”强盗的本性在于掠夺和占有，强权的哲学在于杀戳和抢劫。他们并不考虑他们掠夺和占有的宝贝所具有的真正价值，他们的残酷本性在于力图在任意挥霍中，在魔鬼的狰狞笑声中糟蹋任何宝贝。“我一万金子都不卖的东西，你才卖两毛钱。”“你们都是有价证券，值多少卖多少，”诗人早就洞穿了强盗的秘密:“世界的一切都可以交换、买卖、交易、转让。”他们不需要心灵和人性，他们相信兽性，并且要在法律的雾障下，蒙住人民的眼睛，披上合法的神圣的外衣。只有借此来掩盖那邪恶肮脏的灵魂和邪恶残酷的本性。诗人陷入了深度的痛苦和绝望之中:“我的脑子坏了，它一直白天醒着，也许这就是死快来临的时候的一种感觉。”“我一直醒着”。这个世界该如何得救，我该如何得救啊，诗人思考的就是如此绝望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生必须拥有“爱”这个宝贝，只有拥有它，生命才会放射出灿烂的光华。勃阴宁夫人因为拥有这宝贝，才有美丽的诗;泰戈尔因为拥有这宝贝，才有天使般的歌吟。可是，普希金在失去这一宝贝时，选译了决斗。马雅可夫斯基在丢失这宝贝时，选择了自杀。叶赛宁在被骗走这宝贝时，走上了绝望之路。他们不只是为自我而悲哀，也为这个世界而悲哀。他们不只是为恐惧而选择自杀，也是为了反抗而选择自杀。他们用自己的死来证明自由的真理，并昭示现实世界生存逻辑之恐怖。同样，顾城为自我宝贝之丢失选择自杀，也是为了向这世界复仇而自杀，他要遁入永恒的天国，沐浴神圣的光辉。“没有它就完了。”“脑子坏了。”“你不能怪我疑心病，我经历得太多。”“人都是神经病，”这是顾城以诗人的敏锐所作的深刻洞察。每个人都不愿成为神经病患者，然而，你不想成为神经病患者，你就必须接受现实世界的生存逻辑，就必须与强盗和骗子甚至恶魔合谋。顾城作为一个清醒的理想主义者，他对现实的洞察，对死亡的透视，必然使他产生一种深度的绝望。他只能被推向深渊的边缘，他正站在深渊的边缘。此时，他所能想到的问题是:“从这里走就快到家了。”这是《英儿》所频繁出现的又一重要主题句，它是自杀和死亡的某种隐喻和象征。尼采所宣称的“我不喜欢你们的冷酷公理，从你们的裁判官眼中，只有刽子手和他的冷铁闪光”在顾城那里又一次获得证实。梦醒了无路可走，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于是，只有选择还乡的路，选择墓床。他既要面对死亡的痛苦和恐惧，又要想象天国的安宁和极乐。我们必须承认，人都是热爱生命的，谁也不愿意选择死亡。走上死亡之途，是因为对现实世界的彻底绝望。只要有一线希望，人们就决不会选择死亡。“魔鬼来抓我，我就跟它走吧。”“没办法。”“我一想生活，心里全是毒蛇。”“一按，魔鬼出来了。”因此，顾城在小说中已经预感到:“我是属于死亡的，我知道。”“但是我并不爱它，我希望有灵魂回到我。”“我希望能得救不太寂寞。”“只有在空气中，我的手没有松开，我才知道，什么是我的，全部是我的。”正如尼采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人从生命前退开，只避开了痞徒;他不欲与痞徒共甘泉、火焰、果实。”［5］这很合乎顾城的思想。因为诗人早就感到:“吃人成了一种饮料，成了一种音乐舞蹈。”所以他说:“我要睡觉.”“从这里走就快到家了，”死亡成为诗人唯一的选择。唯有如此，才能守住家，守住心灵的自由，守住宝贝。“一起从悬崖落下去，什么都不要了。这是最后的安宁。”诗人由体验死亡的焦虑痛苦和恐惧，终于回复到一种平静。于是，他张开想象的翅膀，寻找返乡和回家的路。“我们再不要一个有柱子的家了，有石头的家了，有屋顶的家。”“只要手握着，这就是家。只要四下都是风的声音，这就是家。”“我的家在天上。”诗人终于获得了对于家的最本真的理解，获得了对自由的本真理解。至此，顾城的生存哲学和死亡哲学合而为一了。于是，他敢于深刻地解剖自己。“他是一个装得很好的疯子。”他的幻想和实现幻想的能量都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于是“他要排除外界的一切，所有男人，所有男性化的世界，社会甚至生殖和自然，包括他自己。”“他用极羞怯的伪装和死来对付世界，来破坏一切常规。”因此，顾城给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永久讨论的问题，将来还会一次次重复。这就是:诗人为什么要自杀?

　　“从这里走就快到家了，”“从这里走就快到家了。”诗人踏上死亡之路—还乡。诗人自杀了，以此来与世界彻底对抗并永远解脱。他的自杀，是生命的自由理想与现实生存原则之间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诗人的绝望，是一种天使的绝望，所以尼采才宣布“上帝死了”。因为他们从小就准备的，向上天祈求的那个国度毁灭了。这种毁灭断绝了一切为他生存的可能。但这早已消失了的声音，透过城市的喧嚣和混乱，使我们无法获得在自然中习惯的安宁。生命中那些永恒的有价值的宝贝，不应该随意抢劫，掠夺，不应轻易毁弃。“向孤独避世者我将唱我的歌曲，也向成双的避世者，谁还要听未曾听过的，我将以我的快乐充满他的心。”尼采的这段话，大幻可以看成顾城创作《英儿》时的一种内在呼声吧？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在嘈嘈杂杂的声音之上，绝望者的呐喊显然应看作是一种呼声。“呼声中是烦的呼声”，是一种直达生活本质的拼命呐喊。但是“有声呼唤，而这对繁忙好奇的耳杂却不提供任何可以听来再去对别人讲，去同公众讨论的东西。”于是“呼声在无家可归的沉默样式中言谈。”［6］但愿，顾城的旷野呼声能获得我们现代人的深刻理解。用心去聆听，然后在现代主义悲剧中自救，这大约是《英儿》留下的启示。

注释:

［1］《墓床》第152页，赵毅衡编选，作家出版社。

［2］［5］尼采《苏鲁支语录》第50页、第93页，商务印书馆。

［3］奥尔特尔《文化与环境》第113页，东方出版社。

［4］泰戈尔《生命的亲证》第61页，商务印书馆。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31页，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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