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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余秋雨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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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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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的与个别的“硬伤”，真就值得那么大动干戈，而且穷追不舍吗?况且那些“硬伤”又都是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拿吴海发《再致余秋雨先生的一封信》里所挑剔的一处来说吧，那封信洋洋洒洒地写了那么一大篇，我当时以为余秋雨散文中指不定又有多么了不得的问题了呢。读来读去，最后才明白，只是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一文中，为了使文章更好读一些，翻译他引用的《晋书·嵇康传》的一段时，把其中的“公”这一对司马昭的称呼，误译成了“陛下”。当然这无疑是应该被指出来，并且对于每个作家来说也都应该尽量加以避免和纠正的。问题是何必非要搞得那么气氛紧张煞有介事呢?事实上很多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都懂得，古代的各个朝代的官制和称谓本来就是极其复杂的，尤其要翻译成现代称呼，就更是很难找到绝对准确的相应的词语，有时为了通俗一些起见，就只好做些不得已的“张冠李戴”的事。有一个事例很能证明我的这样的一种也算是无可奈何的说法。龙吟的“文侠小说”《智圣东方朔》被读者练建安批评在有关的官制等问题上有失实之处，龙吟看到批评后不无幽默地这样解释道：“我是学历史的，如果开个中国古代官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会提出严谨的论文。可是，如果把汉代混乱的官制照搬到小说里，不要说一般读者会坠入五里雾中，专业人士都会稀里糊涂。汉代一开始是‘实物工薪制’以两千石、一千五百石、一千石等粮食数量作为官位大小的标志，而后来就改为‘货币工资制’了，用‘石’已无法解释汉代官品。汉人还把上衣叫‘襦’，内衣叫‘(左衤右罩)’，如果按练先生的观点，这样来写小说才叫尊重历史，那么我的小说可能只有练先生与我两个人来分享了(大笑)。”龙吟先生还谈到了其他一些历史上的不解之谜。(2000年4月5日《中华读书报》第8版)由此看来，专门对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史实问题吹毛求疵，反而容易贻笑大方。 而又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当吴海发先生刚刚发表了大批特批别人的那些“硬伤”的文章之后，很快又有人从吴海发的文章中发现了更为严重的“硬伤”。一位河南的中学教师指出：“吴(海发)先生文中有‘他(司马昭)是西晋王朝的王族，先封为大将军，后封为晋文帝’，我奇怪得很：司马昭死后数月，西晋王朝方才建立，他怎么会是西晋王朝的王族?又，古代臣子只可能封王、封侯，焉有封帝一说?吴先生讲：‘这种帝不是最高的天子，也不是一国的国君，而是对皇族与功臣的封赏的称号’，不知何据。”(见2000年4月19日《中华读书报》第8版雷军利文)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任何一个学问家都不可能是一个绝对精确和精密的历史资料库，每个人所占有的知识以及思想中都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或漏洞，学术研究和学术批评因而才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而所有后来的研究也都是对此前研究的超越和否定。所以，当一个学者或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某些“硬伤”的时候，善意地指出和批评无疑是必要的，以此纠缠不休甚至故意贬低其作品的整体价值，就大可不必了。况且，余秋雨作为一位散文作家在一些历史问题上出了几处“硬伤”，那些天天搞历史的学者们就都把历史搞得清清楚楚毫无漏洞了吗?你自己批评别人的“硬伤”的时候，好像对一切都明白得不得了，把别人损了个臭够，你就忘了看看你自己的屁股擦干净了吗?(这时候我一下子也想到了我自己，肯定也是不怎么干净的。敬请方家指正、教诲!)
其三是关于余秋雨散文中的虚构，这应该说是在我国文学理论界已经争论的几十年了“老”问题。余秋雨作为多年的理论研究学者和艺术中人当然不会不知道，但他就是在散文中公然采用了那么多的虚构的内容。你能因此就提出质问，余秋雨会写散文吗?余秋雨懂得散文的规矩吗?其实在我看来，第一，文学向来就是蔑视规矩的。文学需要规矩，但又绝不简单而被动地囿于死的规矩。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尤其是，充满创造力的文学，它同时也应该有能力创造一种新的规矩。散文怎么能够死死地或僵硬地固守那种“不能虚构”的教条和框框呢?第二，散文究竟允许不允许虚构，最根本的是要看某个具体的作品和具体的艺术环节需要不需要虚构。像人们议论最多的余秋雨的《道士塔》中的那一段，如果不采用虚构的手法，如果不把那位道士的愚蠢行为和思维以形象的画面真真切切地再现出来(尤其是余秋雨又采用了那样一种看似轻描谈写的语调)，你能读得出那种整个民族的悲哀与沉重吗?我的好朋友韩石山先生认为：“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证，断然不敢这样下笔。”当时读了韩先生的这段话之后，我简直都怀疑这是不是韩石山所说的了，因为，老韩怎么也突然拿出“老一辈学者”的规矩来要求现今的文学创作来了呢?我了解的韩先生可是从来都不属于那么一种循规蹈矩的作家的。况且，那段写王道士的话若果然如老韩所言，老老实实地从史料中引证一番，那也许算得是绝对真实可靠了，可那样的一篇《道士塔》还能被叫做散文吗?就不要说其艺术性的高低了。而且假如又如老韩所言，我们根本没有现成的有关的史料，作家也就“断然不敢这样下笔”，这篇散文又该怎么写下去呢?就只有不写了吧!这倒的确免去了许多麻烦。这个世界也许会因此而清净了许多。然而，艺术创造的领域能够是这种畏畏缩缩的样子的吗?
归根结底，从普遍的理论的意义上来说，散文到底能不能虚构，在当今已经不应该再成为什么问题了，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要一切服从艺术的需要。余秋雨极其大胆地冒犯了散文不能虚构的陈规，这本身就是一种大家风范。把那么精彩的想象植入散文的肌体，顿时使萎缩多时的散文创作重新焕发了艺术的活力和生机。这样的散文文体究竟能否被认定为“秋雨体”，当然还需要批评家们进一步从余秋雨的作品中去发现他对散文文体的其他方面的独特贡献，总之将虚构的成分引入散文，从而大大增加散文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又不伤害基本的整体的历史真实，应该说是余秋雨的一大创造。
至于余秋雨散文中的生造词语的批评，那就更是属于小儿科了。任何真正的艺术创造都离不开对语言自身的创造。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说到底只是那几千个常用汉字的不断地重新组合。而这种重新组合又不能仅仅是在整体篇幅上的词语编织。它同时也包括必要的对词汇的重新创造。其实，真正的大师级的文学创造者，都少不了对词汇的创造。只能一味地乖乖地使用那些汉语词典中标准的字词，在语法上挑不出半点毛病，不会成为文学上的杰出者。当然艺术化的语汇的创造也是有其必然的规律的，这里还有必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创造性的对语言和语法规则的突破，与某些明星出书中的低级的语法错误不是一回事。理论家们只有不断进行理论化的总结，从而辨别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不符合规律的，千万不能一见到文章中的一些新造的词语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加挞伐。语言总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时代的发展越是迅速，社会生产和人的观念变化越快，语言的更新和再造的能力就必然越强。所以，像八十年代的新潮文学那样的新名词繁多的现象就自然可以理解了。而如果一种艺术批评只能停留在挑语法毛病的水平上，说得好听一些，他们是充当语言警察的角色，说得不太好听一点，这样的批评者也就相当于“吐痰罚款”的街头卫生监督员。这样的批评者窃以为是没有力量与高层次的艺术进行对话的。就余秋雨文中的自造语词来看，首先是要看这样的词语是否读起来就让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如果根本没有这样的感觉，而是大大增加了语言上的表现力，并且丰富了语词的内涵，扩大了“能指”，那又何必大惊小怪或者少见多怪呢?
“墙倒众人推”是民间的一句俗话，有许多时候，只要一种舆论成了时尚，成了一股风，凡附和这种舆论的什么言论也都成了真理。在对余秋雨批评的风潮中，有一句被转载和引用频率很高的批评话语，那就是有一位叫做樊百华的先生引用过的他女儿的一句话，樊先生说：’我的才十四岁的女儿说：‘余秋雨走了那么多的穷山苦水，怎么没有贫困人家进入他笔下呢?’”因而就被有人顺此思路认定为：“余秋雨岂止是不关心最底层的人的苦难，他的有些散文简直是在精神上扼杀最底层的人的反抗和斗争。” (彭公亮：《余秋雨可能反思吗?》，2000年1月15日《文艺报》)我的妈耶!这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吧?要是在那时，这样的帽子如何了得!而这样的思维方式连同语言方式，不正是“文革”式的吗?余秋雨也许只是在文革中进过写作班子，可批评余秋雨“文革写作”的人却恰恰至今还在使用“文革”语言。这样的批评家本人是不是也该反思反思呢?这里，不要说那位年仅十四岁的小姑娘一句天真的疑问根本不能被真的当做文艺批评，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每一个作家都大致要有自己创作的相对稳定的题材领域，不是说哪种题材或主题看上去最“革命”、最“红色”，就必须要所有的作家全都去写那样的题材或主题，那也是一种“文革标准”。大诗人屈原，不也没写过多少表现最底层人们的诗篇吗?大诗人郭沫若、大作家钱钟书等人就更是知识分子情调了。本来樊百华先生对女儿的解释是很清醒的，许多批评家却借题发挥，弄得好像余秋雨简直不如一个十四岁小姑娘的水平了。故意把这样的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以取得对作家的思想高压的效果，那就更是超出了文学批评的正常轨道了。
在众多的批评余秋雨的文章中，我格外看重的是王开林先生的《打量“二余”》，(原题为《从余勇可贾到余音绕梁》，载《书屋》2000年2月，《中华读书报》3月1日转载)文章字里行间透露着作者的饱学和俯仰自如的大气。许多评点在三言两语间就一针见血。是很值得被批评者甚至每一位学者以及普通读者对照深思的。但是，我觉得特别可惜的是，王先生在写这篇文章时又似乎太拘于成见了。他在头脑里首先对二者(余秋雨和余光中)事先做出了一高一低的定位，然后才按其既定眼光对“二余”以文章的形式进行打量。所以，全文涉及到人品与文品的那么多方面，每一比较，都是余秋雨略低一筹或稍差一截。两位学者的种种品位和各个方面真的就都是那么整整齐齐吗?都是那么高低分明吗?这里显然有着也许是并不自觉的偏见在起作用。我之所以特别提到王开林先生的大文，是因为觉得，像王先生这样饱学的批评家还很容易被成见所囿，或者被一种情绪所限，致使一篇很深透的批评文章也难免沾染了感情倾斜的色彩，那么，其他的一些充满意气情调的文章就更容易因情绪化而有损批评观点了。好多文章其实批评的并不是没有道理，关键是批评者故意把屁股坐歪，并在文章的气势上咄咄逼人，几乎非把余秋雨拉下马不肯罢休。可是那用于批评的根据和理由又没有那么充分，这就反而让自己站不住脚了。
以上说了那么多，几乎对所有的批评余秋雨的观点全都辩驳了一通，我必须再强调的一点是，我并不认为凡是对余秋雨的批评全都批错了。我只是觉得这么多的批评竟然有许多非常情绪化或者批评本身又给人留下了明显把柄的东西，以及有失公正和客观的东西。这是整个批评界不能不加以警惕的。以后的余秋雨批评，能否真正进入一种学术化的和学理化的批评。尽量少掺杂一些个人情绪的因素，多做一些艺术的、美学的以及理性的分析和洞察。当然我自己的这篇小文也还没有上升到这样的水准，这也是我下一步需要加以扭转的。
最后，我还是特别希望读者朋友和同行师友们能够真正地理解我的意图，我的这篇文章绝不仅仅是为了余秋雨个人和其作品做单纯的辩解，而是尽量通过其中的一些事例，进一步澄清一些理论问题。至于对余秋雨先生个人，我在这里也还是要提出一些我本人的批评的。
我以为应该对余秋雨提出更尖锐一点的更不留情面一点的批评是，余秋雨在强大的现实和众多的对手面前的自我退缩。据有关媒体报道，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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