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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梁启超文学研究中的情感特质

时间:2009-8-8 16:41:20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梁启超是一位感情丰富热烈的人,他的文学研究著作,也打上了这种印记。他往往能够在“知人论世”的传统方法的基础上,通过体会作者之“意”而深层次地求得作者之“情”,而且他是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超乎强烈的感情去观照、碰撞研究对象的感情。此外,他的论文语言也充溢着浓厚的情感。富于情感,可以说是梁启超文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特质。

【关键词】 梁启超;情感;知人论世;观照;语言

     沧海横流、风雨如晦的中国封建末世,却造就出许多足以名传千古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便是其中之一。这个热血的政治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位多情的诗人,一个渊博的学者。而无论从政、做诗文还是做学问,他都表现出不同于别人的个性色彩。本文拟从梁启超的《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和《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三篇论文出发,谈谈他的文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独到之处。
    “知人论世”是孟子针对怎样与古人交朋友这个问题提出来的,后来被用作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今天研究梁启超的文学研究方法,也理应知其人、论其世,方能脉络清晰,切中肯綮。鉴于梁氏名满天下,他的一生经历也多被了解,不需多谈,所以在这里只简要讲讲他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多情。

    梁启超说自己是感情最丰富的人,确实,这种自我评价并不夸张。他对国家、人民、朋友、亲人都怀有一腔火热而真挚的情感,而且他也不肯刻意加以掩饰和压抑。在很多时候,他忠实地按情感而非理智立身处事。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炽烈的情感,才成就了这位过渡时代在许多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以满腔热情去灌注他的一切事业,他的文学研究论文,不是以严谨翔实见长,而是以情感充溢取胜。

    《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和《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均是梁启超学术观点和风格成熟时期的著名论文,对它们加以比较和归纳,能够以一斑而窥全豹,概括出梁启超文学研究的大致特色,而这些特色又都以一个“情”字关摄。

一、“知人论世”“以意逆情”

    “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都是孟子的名言,它们被后世学者广泛地应用于文学研究和评论当中。关于“知人论世”,学界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但是“以意逆志”一词,却引起了很多争论。争论的焦点一般在“意”字上。而“志”字被公认为是指作者的本意。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获得作者之“志”,是否应该是文学鉴赏的目的和终点?获得作者之“志”,是否就真的能领略作者诗文的全部妙处?对于不完全写实的诗文,当然只得其志是不够的。如果以享受诗文的美感为目的,那么最主要的,应该是理解诗文表达的感情,然后通过读者与作者情感的兴会和碰撞达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境界。杜甫《与元九书》中曾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1](345~346)。”情是诗之根,是诗之为诗的根本所在。而文学欣赏,归根到底也是一种情感的流动。正如刘勰所说的:“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2](715)。”当然,这后面的“情”是经过读者再创造的。(本文讲文学研究的方法。文学研究与文学欣赏并不等同,但后者毕竟是前者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作者)

    在梁启超的这几篇论文中,都在一开篇即应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从社会学的角度,叙述诗人们的家世和经历,从而为论说其诗文奠定了“了解之同情”[3](10)的基础。而后,梁氏并没有通过阅读作品而过多地探求并讲述作家之“志”,而是花费了很多笔墨来赏析作家之“情”。《情圣杜甫》通篇都在说杜甫如何“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4](38),又如何把这种“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屈原研究》从屈原的自杀入手,再现其“高寒的理想”和“热烈的感情”[5](55),以及他的“为情而死”[5](55),《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以渊明之诗证明他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6](5),又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6](7)和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6](8)。而且,这些情都不是梁启超臆测出来的,而是有诗为证,以意逆之而得。

    梁启超尤为让人佩服之处,还在于他很能找准获得作家之情的视角。这一点在《屈原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该文中,梁启超直截了当地说:“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5](55)。”为什么要以“自杀”做出发点?我的理解是,因为自杀是屈原传奇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情感矛盾无法释怀时所做出的激烈行为,或者说是他的情感处于颠峰状态的作法。而对于屈原是怎样走到自杀这一步的,梁启超并没有使用社会学的方法加以考证,而是从其诗歌所表现的情感脉络加以再现。而通过这一过程本身,作家之情已经“逆”得。

    当然,情是文的要素,但并非唯一要素。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王济有言:文生于情。.然而情非文也。性情可以为诗,而非诗也。诗者,艺也。艺有规则禁忌,故曰-持.也。-持其情志.,可以为诗;而未必成诗也。艺之成败,系乎才也[7](39~40)。”梁启超在再现作家之情的同时,也并没有忽略作家在表情上的“才”和技巧。比如在《情圣杜甫》中,梁启超就对杜甫卓越的表情功夫和他所达到的境界做了深刻的分析。鉴于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所以此处不再深谈。

二、以研究者之情观照研究对象之情。

    前文已述,梁启超是一个感情最丰富的人。他也把这种感情带到了文学研究中。梁实秋曾描述过梁启超的一次学术讲演:“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12](183)。”我们不得不佩服梁先生的“入情”之深。为何他能达到这种境界?我想那是因为他是在用他的整颗真心在做学问。他的深厚浓烈的感情,能够与作家在诗文中所表现的感情得到共鸣,帮助他更深刻地感受作家的心灵,进入甚至超越作家所营造的艺术境界。屈原、杜甫都是爱国的、热血的,陶渊明是愤世嫉俗的、道德责任心重的,梁启超又何尝不是?这些相通之处,使他对作家的情感感同身受,体会至深,即使是写实的作品,他也能十分贴切地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情感因素。正是这种情感与情感的碰撞,使他写出了出色的研究著作。试想,如果是一个缺乏感情,冷漠麻木的人来做这样的研究,即使能够发现研究对象身上的情感,也必定是欠缺的、肤浅的。

三、“笔锋常带情感”“纵笔所至不检束”的论文语言

    一般认为,学术著作当以理路清晰,逻辑性强,文字翔实严谨者为佳。但是,强调这些方面并不意味着应该丢掉论文语言本身的魅力。毕竟,学术论文是写给人看的,学术讲演是讲给人听的,过于严肃枯燥的文字会损伤读者和听者的兴趣。那么如何才能吸引读者和听者,使他们能更好地接受自己的研究成果呢?梁启超在这方面很成功。胡适曾回忆:“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9](47)。”他的武器,仍然是情感。

    梁启超是做惯了报章文字的。中国近代的报纸,在启迪民智,促人振奋方面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也正是梁启超和他的同仁们办报的目的。为达这一目的,报章语言必须平易畅达,情感充沛。久而久之,一种独特的报章语言风格形成了。梁启超曾不无自诩地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10](62)。”

    梁启超的这种“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也用在了他的学术论著中。对于读者,也的确“别有一种魔力”。比如,梁启超大胆地给诗人杜甫冠以“情圣”的徽号,似乎不是学术论文应有的风格,但我们不得不说,这非常形象而又贴切,一下子就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再如,梁启超对屈原的理解与通常的看法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他却以饱蘸情感的自由的笔锋这样表达:“我说:他是一位有洁癖的人,为情而死。他是极诚专虑的爱恋一个人,定要和他结婚;但他却悬著一种理想的条件,必要在这条件之下,才肯委身相事。然而他的恋人老不理会他、不理会他,他便放手,不完结吗?不不!他决然不肯!他对于他的恋人,又爱又憎,越憎越爱;两种矛盾性日日交战;结果拿自己的生命去殉那-单相思.的爱情!他的恋人是谁?是那时候的社会[5](55)。”这样的文字,怎能不吸引读者的兴趣呢?再举一例: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中,梁启超讲陶渊明宁可饿死,也不肯迁就别人的个性时,用了这样的文字:“但他的饭肯胡乱吃吗?哼哼!他决不肯[6](13)”“哼哼”这两个字,虽然简单,但写得很是生动和传神。在梁启超的文章中,触目可见类似于“哼哼”“呵呵”这样的感叹词。就是这样简单的几个字,却使他的文章平添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并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跟他一起感叹。

    以上三点,虽不能尽见梁启超文学研究的成就,但确是其特殊之处。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他的研究论文不仅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一种让人百读不厌的独特魅力,一种使人融情于其中的宝贵气质。梁启超文学研究的风格,的确值得后世的研究者去体会和学习。


参考文献:

[1] 王汝弼.白居易选集·与元九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 刘桂生,张步洲.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A].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9~10.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96.

[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96.

[7]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9.

[8] 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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