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 |
|
时间:2009-8-8 16:39:49 来源:不详
|
|
|
自从鸦片战争后,几代先进的中国人曾以急起直追的心情努力学习西方,以求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在这当中,梁启超的积极贡献和某些消极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十年前,人们偏重揭示他的负面影响,近几年,人们往往回避他的负面影响,都是片面的。今天,我们全面估计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不仅是为了对这一历史人物作出公正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为了从中总结对今人有益的经验教训,以作借鉴。 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以“五四”为界,明显分为两个时期。梁启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前一时期,而在后一时期,他已逐渐丧失了“领风骚”的地位。为篇幅所限,本文只评介他在前一时期的影响。 一 梁启超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是在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之时。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他认识到,仅靠军事装备、工艺技术的近代化并不能使中国振兴。他认为,洋务运动所以破产,是因为洋务派虽讲“变法”但却不知“变法之本原”,没有抓住近代化的根本。因为遗其本,果“练兵如不练”,“通商如不通”,“开矿如不开”,“兴学如不兴”,成效甚微。他断言,中国如仍按洋务派的主张去做,即使再过50年,顶多“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戊戍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那么,什么才是中国振兴、实现近代化的关键呢?梁启超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由此他得出结论:中国“能兴民权,断无可亡之理”(《湖南时务学堂课艺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第2册。),今日“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这就是说,兴民权亦即政治民主化乃是振兴中华、实现近代化的关键一环。离开政治民主化,中国就无从近代化。他坚信,一旦中国能兴民权,“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一定能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因此,他把“倡民权”列为《清议报》“独一无二之宗旨”,并表示“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对此,他是十分坚定而坚决的。诚然,把政治民主化视为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最早并非由梁启超提出,但是,他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兴民权”的口号,并为之呐喊鼓动,就使这一主张为更多人接受,并为之而斗争。 为了兴民权,实现政治民主化,梁启超比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做了更多、更深入的理论工作。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要兴民权,障碍是多方面的,而最大的障碍乃是长期存在于中国人之中的奴隶性。为此,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对奴隶性的表现、产生根源及其严重危害作了系统、深入的剖析。他指出,由于“中国自秦汉以来,数千年之君主,皆以奴隶视其民”(《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人民长期处于无权的奴隶地位,结果在中国人民中养成了根深蒂固的奴隶性。它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之中,在那等级金字塔中,下一层者即是上一层者之奴隶,中国“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奴隶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这种奴隶性使人“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侯之外无精神”(《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一切皆保证唯上之命。这样,就在中国人中养成一种安于被压迫、受屈辱地位的顺民性格,以及对国事、对公共事务一概漠不关心的可怕的消极性,使人既无权利观念亦无义务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粱启超认为,这种奴隶性,不仅是提倡民权、民主的严重障碍,也是中国衰败不振的祸根,“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光绪26年4月1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5页。)于是,在一系列论著中,他对奴隶性作了全面无情的清算。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领域形成了一股清算奴隶性的热潮,这对扫除中国民主化、近代化的障碍,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破是为了立。梁启超所以大张挞伐地批判奴隶性,目的是为了使中国人民树立崭新的国民意识,使中国人由奴隶、臣民变为国民。国民一词最早在中国出现,并不在梁的论著中。在1898年9月戊戌政变之前,即已有人(如康有为)偶尔使用国民一词(参见《保国会章程》、《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等文)但大量使用国民一词,大力提倡国民意识,并为国民下明确定义的则是梁启超。1899年10月,他首次为国民作了如下界定:“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以今人标准评判,梁启超的上述定义显然未必精当。但是,他突出强调了国民是国家主人,主权在民,这就抓住了国民观念的核心。由于梁启超的大力提倡,国民一词迅速为新学家们普遍使用,它逐渐取代臣民一词,成为表述人民在国家中地位、作用的新概念。变奴隶为国民是20世纪初中国最响亮的口号,它曾激励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对此,梁启超的功劳是不可抹煞的。 1902年,梁启超又给国民作了另一定义:“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显然,这一定义乃是对前一定义的必要补充。前一定义主要是说明国民与奴隶、臣民的区别,而后一定义更明确地指出了国民应具的资格、条件。由于梁启超的提倡,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又出现了一股国民问题讨论热。但是,在当时,多数新学家主要是说明国民与奴隶、臣民的区别,呼吁变奴隶为国民。而梁启超认为,说明这一区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中国人自觉地由奴隶进而为国民,使自己养成国民资格。在他看来,所谓“能自布政治”,主要是自治力;养成自治力乃是享受民权、平等、自由的前提,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起点。梁启超对国民资格、能力的重视和强调使当时国民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走向深入。 从兴民权到清算奴隶性、提倡国民意识,使中国人变奴隶为国民,这就为中国实现民主化作了具体的规划设计。而且,梁启超的这一思路为当时多数新学家所接受,成为20世纪初一代先进中国人的共识。这是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的一大贡献。 二 所谓政治民主化,所追求的是中国人的解放。十分可贵的是,梁启超对人的解放作了颇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和说明。他认为,人的解放不能等待统治者的恩赐,首先必须通过斗争。在著名的《新民说》中,他提出了权利由斗争而得、靠斗争捍卫的思想。他说:“权利者,常受外界之侵害而无已时者也,故亦必常出内力之抵抗而无已时,然后权利始成立。”(《新民说·论权利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权利如不经过斗争而得,则“如飞鸿之遗雏,猛鹯狡狐或得而攫之”,是不可靠的;只有“熏浴于血风肉雨而来”的权利,才是可靠的(《新民说·论权利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这一可贵思想同他当时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显然是抵触的,它对激励中国人为求得民权而奋起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进而他又指出,人的解放的过程不仅是斗争的过程,同时又是人提高、改造、重塑的过程。不经过一番自我改造、重新塑造,人是无法真正解放的。所谓人的重塑是人的近代化。在他看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新民说·释新民之义》,《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人民德、智、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亦即人的近代化,乃是国家社会近代化的前提、基础。离开历史主体人的近代化,其它方面的近代化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他又大力呼吁、提倡人的近代化。在戊戌时期,他强调兴民权当以“开民智”、亦即提高人民的政治文化素质为前提。在20世纪初,他又发表了《新民说》,要求人民自觉地自新,作一个新民。呼吁提高全民素质,实现人的近代化,是梁启超这一时期的宣传重点。 梁启超认为,人的重塑乃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却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为唤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梁启超除正面宣传人的近代化与国家近代化的关系,又无情地揭露了中国人的种种弱点、缺陷。他说,中国人“其缺点多矣”,如奴性、卑屈、依赖、推诿、怯懦、不武、为我、好伪、涣散、旁观、保守、嫉妒、无国家思想、无公共观念,群体意识、权利和义务观念缺乏……等等。他所以作如此全面、无情的揭露,目的是为了使中国人明确自新、重塑的方向,以期“翦劣下之根性,涵远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蕲合于人格”(《论中国国民之品格》,《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成为一代新人。由于严复、梁启超等人的呼吁、提倡,对“国民性”、“国民劣根性”的探讨剖析受到许多新学家的关注,这对于进一步规划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曾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新民丛报》创刊、《新民说》发表起,梁启超对人的近代化,通常是用“新民”来表述的。所谓新民,大而言之有道德与政治两方面的要求。从道[1] [2] [3] 下一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