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不仅是晚清文学革命的理论鼓吹者，而且是这场文学革命的卓有成效的实践者和组织者。理论指导了实践，实践又验证和丰富了理论，二者相辅相成，给当时社会及文坛以广泛的影响，使晚清文学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文拟重点引述前人论说，以为历史之见证。
　　晚清文学革命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梁启超的贡献也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

一、散文的解放

　　甲午战争以后，新派学者竞相著述，一般地说，他们使用的都不是原来意义的古文。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都以自己的实践，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古文的风貌。至少也使古文由无用变为有用，由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变为宣传维新，鼓动革命的工具，由束缚思想的枷锁变为传播新思想的利器，为文体改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就连以古文家自居的林纾，实际上也打破了桐城派的樊篱。但比较起来，坚持文体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当首推梁启超。他的学生吴其昌在《梁启超》一书中说：“当时一班青年文豪，各自推行着各自的文体改革运动．如寒风凛冽中，红梅、腊梅、苍松、翠竹、山茶、水仙，虽各有各的芬芳冷艳，但在我们今日立于客观地位平心论之；谭嗣同之文，学龚定庵，壮丽顽艳，而难通俗。夏曾佑之文，更杂以《庄子》及佛语，更难问世。章炳麟之文，学王充《论衡》，高古淹雅，亦难通俗。严复之文，学汉魏诸子，精深邃密，而无巨大气魄。林纾之文，宗绪柳州而恬逸条畅，但只适小品。陈三立、马其昶之文，祧祢桐城而格局不宏。章士钊之文，后起活泼，忽固执桐城，作茧自缚。至于雷鸣潮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一文如此耳!”这里对各家的评论未必尽是，但从整体上看，我以为这个比较是恰当的，符合实际的。
　　梁启超的散文所以能吸引当时的读者，首先是因为它有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内容。从《时务报》起，他就选取国人所密切关心的题材，为救亡图强、变法维新而锥心泣血，奔走呼号。一部《变法通议》，在今天看来简直平庸极了，三尺童子亦知其必难成功。但当时人却认为“于中国贫弱窳败之故，洞究原本，俾圜颅方趾之伦，昭然发其蒙蓓，微管之望，中外翘仰”。[1]报上所论，国人目为“新说”，因此“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分，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趣之，如饮狂泉”。[2]
　　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不仅“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而且以“救国”、“新民”为己任，以饱含情感之笔，写大有魔力之文。在他公开与革命派论战之前，他的散文到处洋溢着“爱国爱群爱真理”的信念和热情，讨论国人关注的时政问题，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知识。他把他的全部感情集中于笔端，或为祖国的危难而呼号，或为清廷的腐败而切齿，或为社会的黑暗而愤惋，或为民气之不振而痛心……在他的认识范围之内，他对旧事物的抨击不遗余力，对新思想的追求热烈执著。他反对那种悲观丧气和无所作为的论调，主张“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反对不负责任的旁观态度，宣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深信中国不仅不会亡国，而且将经由“过渡时代”，由“老大帝国”而变为“少年中国”。他号召人们为争取这个美好的前途而英勇奋斗。凡此种种，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那个时代的时代潮流，有着一股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受到爱国人士，特别是有志青年的热烈欢迎，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02年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赞扬他的文章可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真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这里虽不乏同道之间的标榜之意，但也并非无中生有的阿谀之辞。后来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中说：“往者杭州蒋观云尝谓梁任公笔下大有魇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这里虽有为攻击而夸大之嫌，但也并非捕风捉影的诬妄之语。直至30年代以后，郭沫若云：”20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3]郑振铎云：“许多的学者们、文艺家们，其影“同与势力往往是狭窄的，限于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会，或某一个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却是普遍的，无远小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虽然有人未免要讳言之。”[4]缪凤林亦云：“其生平与著作关系最密……凡所著述，大抵气盛而文富，意诚而词达，加以‘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故一文之出，全国争诵，老师宿儒．犹深翘仰。清末士气之奋发，思想之解放，梁氏之宣传，实与有大力焉。虽其主张开明专制、拥护清帝，言立宪而不言民主’，言政治革命而不言种族革命，与国民党为政敌，其言论之攻击国民党者，无所不用其极；然《时务》、《清议》、《新民》诸报之出世，皆在《苏报》、《民报》之先，梁氏固不愧为新思想界之陈涉。即后此民族民权之说风靡全国，亦以梁氏温和之理论与夫暴露满廷之失政及维新之绝望，为间接之动力。至与梁氏政见相反之人，其初实多赖梁氏文章而启发志气，更不待论。”[5]以上诸论，非臆想之说，泛泛之言，论者皆亲历其境，我们当作文献及证词读之可也。试一翻检中国历代文学史，在梁启超之前，可曾有过某个作家的文章包含如此广博的内容、新颖的思想，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
　　梁启超的散文所以能吸引当时的读者，还在于他创立了“新文体”这种雅俗共赏的、能够适应内容需要的新形式。就文学本身的变革和发展来说，这一点有着更为突出的意义。由于梁氏薪文体的推广和普及，影响和改变了整整一代文风。陈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说：“那时海外的华侨、留学生，国内学堂里的教师、学生，尤其是报馆里的记者，都好读他的文章，好作他这派文章。他们用这种文章向当道上书，向报馆投稿，来谈洋务，谈政治。”李剑农在《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说：“到辛丑年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后，一班应考的秀才童生们，骤然失了向来的揣摩工具，《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变成了他们的‘小题文府’、‘三山合稿’了；政府尽管禁止，国内却是畅销无滞；千千万万的士君子，从前骂康梁为离经叛道的，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作他的学舌鹦鹉了。”郑振铎更说：梁启超的散文，“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文体改革的先导。”吴其昌亦说：“就文体改革的功绩论，经梁氏等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或名报章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而收到神州文字革命成功之果了。”

二、诗歌的革新

　　近代诗歌的革新肇始于龚自珍，张大于黄遵宪，定鼎于梁启超。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喊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口号。他要求打破旧传统的桎梏，反对摹拟古人，主张要写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而又“不失乎为我之诗”的作品。这已经带有资产阶级文学改革的意味了。但那时候，黄遵宪还是孤军奋战，未能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新派诗运动。
　　“诗界革命”作为一个运动，策源于北京菜市口附近相邻的三条小胡同——1895年秋冬间，夏曾佑住在贾家胡同，梁启超住粉房琉璃街新会馆，谭嗣同来京住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在一起谈新学，作新诗。不过起初的所谓新诗，只是“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直至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对这一段活动进行了总结，提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的新主张，诗界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他在《清议报》上开辟《诗文辞随录》，发表新派诗，后来又在《新民丛报》上连载《饮冰室诗话》，标榜新派诗人，把诗界革命推向新的高潮。特别是《饮冰室诗话》，宣扬“诗歌首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提倡用诗歌“改造国民之品质”，主张革命首先当革其精神。引进《诗话》的作品，或者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或者反映时事、攻击时弊，或者表彰爱国御悔的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为国牺牲的壮志，或者表现崇高的人格、雄伟的气魄，或者表述进化论的哲学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科技的进步带来的生活中的新事物。这些都是旧文学中没有或罕见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武库中的东西。在总的倾向上表现了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精神风库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这些现实主义的作品，加上梁启超的推荐评许，形成了——至少是推进了——包括南社在内的“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的诗歌新潮流。在形式革新方面，梁启超提倡“新语句”，甚至以“日本译西书之语句”人诗，提倡通俗化，“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人诗”，提倡史诗式的磅礴气势和宏伟规模，主张“诗不一体”，“惟作者所欲，极自由之乐”，提倡诗歌和音乐相结合等等，对近代诗风的转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格律诗向自由诗的过渡作了精神上的准备。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所说：这个诗界革命，“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给予很大的影响”。
　　梁启超本人不以诗名，诗词作品也不算多，但他早期的诗自有一种踔厉风发、清新郁勃之气，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有强烈的时代感，在近代诗坛上亦可自成一家，诗如《去国行》、《雷庵行》、《读陆放翁集》、《壮别二十六首》、《纪事二十四首》、《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刘荆州》、《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留别澳洲诸同志六首)、《自励》、《志未酬》、《举国皆我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拆屋行》、《赠台湾逸民林献堂兼简其从子幼春》等；词如《水调歌头》(拍碎双玉斗)、《贺新郎》(昨夜东风里)，《十五小豪杰题词》等，放到祖国诗词之林里，亦不失为佳品。特别是这些作品中表现的火山喷发似的激情，曾给当时的有志青年以很大的激励，致使他们在多少年之后还记忆犹新。例如他的《自励》二首，作于1901年，直到1919年左右周恩来同志留学日本期间还把其中的一首(“献身甘作万矢的”)抄赠给同学王朴山先生。[6]周恩来同志的“大江歌罢掉头东”诗，在命意和遣词上也颇受梁启超《去国行》等诗的影响。又如李墨卿(翰章)的《墨园随笔》中有两段话亦能说明问题。《乙卯归国日记》：“晚十钟抵市门，是晚停泊此处，予只身于舱上散步，夜中明月皎洁，风平浪静，因忆梁任公先生渡太平洋歌，再三朗诵，气为之壮。”  《墨园随笔序》(署民国二十一年)：“最后借几句成语说明我的主张与国政前途之感想：(1)主张：十年以后须思我，举国若狂欲语谁!……”这都足以证明梁启超的某些诗篇人人之深、生命之强。
　　他的诗词在风格和形式上也纵横恣肆，波澜起伏，雄健豪迈，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有时直接以散文句法入诗，说理同抒情相结合。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说他“才气横厉，不屑拘拘绳尺问”。郑振铎说：“他的诗也自具有一种矫俊不屈之姿，也具有一种奔放浩莽，波涛翻涌的气势，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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