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有同调。”都可为的评。郭沫若更说：“他的许多很奔放的文字，很奔放的诗作，虽然未脱旧时的格调，然已不尽是旧时的文言。在他所受的时代的限制和社会的条件之下，他是充分发挥了他的个性，他的自由的。”[7]
三、小说的崛起和戏剧的改良
小说的崛起是近代文学发展到高潮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晚清文学革命的重要成就之一。中国的小说虽起源甚早，代有发展，且有许多古典名著，足为祖国文学争辉，但在文学观念上却少有人视其为文学正宗，在社会观念上则普遍视之为“闲书”，如果说谁嗜读小说，无异于说他玩物丧志。迨梁启超之小说界革命论出，人们看小说才另换了一副眼光。
梁启超从小说最善于反映社会人生，最能满足人类认识社会的需要的角度，肯定了小说的社会价值；又从小说有燻，浸、刺、提四种力，最能吸引人，感动人的角度，肯定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从而给小说以“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他还号召有志于改造社会的政治家以至魁儒硕学，都来关心以至从事小说的革新．和新小说的创作。这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鄙薄小说的传统观念，而且鼓舞了一大批作者自觉地去从事创作和译作，从而促成了晚清小说的空前繁荣和普及，正如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发刊词》中所说：“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小说创作的大量涌现和小说家队伍的飞速壮大，也改变了长期以来诗文宗主文坛的文学结构。今天，在卓立如林的文艺之邦里，小说已经蔚为超级大国，短中长篇小说，无论数量上、质量上、艺术上以及反映社会、抒写人生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大有领袖文坛的气象，在各种文艺形式中，比较起来，小说也最受读者欢迎。汉的文坛是赋的天下，唐的文坛是诗的天下，宋的文坛是词的天下，元的文坛是曲的天下，明清时代小说虽然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并未取得统治文坛的地位，晚清迄今的文坛才是小说的天下。这虽然是由时代的变迁和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所造成，但梁启超辈的首倡之功，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论，强调小说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提出了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主张。在当时，这是一种崭新的、带有革命性的观点，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并且促成了一批揭露社会积弊，宣传维新和革命思想的作品的产生。这一观点对当时激进的青年文学家亦有影响，例如鲁迅主张“欲救中国必须从文学开始”，不能不说多少带点梁启超的影子。
梁启超对小说的社会作用和艺术魅力进行正面的概括的论述，也改变了以序跋、评点、笔记等为主要体裁的传统小说理论形式，带有一定的开创性。稍后出现的《小说原理》、《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等一系列小说理论文章，或直接承袭梁氏之论点，或受梁氏启迪而有以引申。这类小说理论文章的涌现，体现了我国小说研究的新发展，标志着我国小说理论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有一定学术体系的较系统的独立的研究阶段。它们既是我国古代小说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又是从古代小说理论到现代小说理论之间的一个过渡桥梁。
在小说创作方面，梁启超算不上有什么成就，但他的《新中国未来记》是我国的第一部政治小说，是他关于小说界革命理论的一个试验品。且不说该书前四回洋溢着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民主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反帝和排满情绪，即使从小说发展史本身来说，尽管在写作技巧上存在着概念化的倾向，但作者试图采用浪漫主义同现实主义(当时称为理想派和写实派)相结合的手法，反映现实生活，抒写美好理想，塑造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物类型，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稍后出现的《黄绣球》、《狮子吼》、《玫瑰花》、《东欧女豪杰》等，同《新中国未来记》属于同一种类型。这类小说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塑造了作者心目中理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管塑造得是否成功，都可以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一个标志，因此在小说发展史上不能不给以特殊的地位。
当时人还把戏剧视同于小说，因此，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论中也包含着对戏剧革命的呼唤。在《小说丛话》、《饮冰室诗话》等著作中，他又专门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肯定了戏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指出小说、戏曲的发展是祖国文学的一大进化，戏曲为文学中之“大国”，韵文中之“巨擘”，其代表作家足与世界文豪相颉颃；他还从戏曲本身的特点肯定了戏曲的文学价值，指出曲本体裁较为自由，能够根据作者的意图，“淋漓尽致”地描写环境、表达感情，“各尽其情”地塑造不同类型的人物，总而言之，较易于表现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他还分析了中国乐学退化的原因，呼吁对雅乐和俗剧进行改良，介绍了戏曲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提出了改良中国戏曲的设想；他用新观点评价古典戏曲名著(主要是《桃花扇》)，也有开辟风气的意义。
在戏剧创作方面，梁启超的贡献同在小说方面一样，主要在于开新，而不在于有成。特别是他的《新罗马传奇》的前六出，作者在其中满腔义愤、痛快淋漓地揭露了独裁者的罪恶、卖国者的丑行，满怀激情、笔酣墨饱地表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思想、壮烈情怀。作品中描述的几个正面人物，包括无名的烧炭党男女二首领在内，同黄克强、李去病、狄必攘、黄绣球、苏菲亚、晏德烈、陈千秋等一样，是我国创作文学中首批出现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或民间志士的形象，在文学史上应有划时代的意义。《新罗马传奇》还是我国戏剧史上第一部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为题材的传奇剧本，在本世纪初的传奇杂剧创作中起着转捩风气的关键作用。在旧剧没落的沉闷气氛中，它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为传奇杂剧创作输入了新血液；它的新颖的题材、新鲜的思想，奔腾的激情，不为音律所拘的词藻，也成为挣脱格律枷锁的有力榜样，为传奇杂剧创作开辟了新途径。他在1905年创作的广东戏本《班定远平西域》，不仅同样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在形式上有了更大的突破。该剧大量使用民间曲调，更通俗，更具地方色彩，并且在对白中夹杂外语，让剧中人着西装登场，甚至让大同学校师生手执标语彩旗登场，欢迎班定远凯旋归来，带点后世活报剧的性质。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这种手法运用得是否成功姑且不论，套用一句梁启超的话说，在那个思想闭塞的时代，非用这种鲁莽疏阔的手段不足以烈山泽以辟新局，其意义正在于此。这种手法的运用，同文明戏和早期话剧的兴起是步调一致的。阿英认为，这类班本“对于后来的戏曲改革运动，有很大的影响。”[8]所言极是。
四、翻译的勃兴
数晚清之翻译家，人必推严、林，此固不谬，但是不应忘记，于晚清翻译之勃兴有大贡献者尚有梁启超。
梁启超的贡献首先在理论鼓吹上。早在1896年，他作《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论及报刊体例，首推“广译五洲近事”，认为如此“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西学书目表序例》、《论译书》、《大同译书局叙例》、《读日本书目志书后》、《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西政丛书叙》、《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学日本文之益》等一系列文章，论证之透辟，规划之精详，当时诸家实无出其右者。梁启超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他一方面尖锐批评了自江南制造局起以迄当时译书的种种弊病，一方面提出“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三条主张，其中许多具体意见，汇各家之说，至今仍不失其学术理论价值。他反对“徇华文而失西义”和“徇西文而梗华读”这两种倾向，主张“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三者之中，又以通学为上，而通文乃其次也。”[9]这种见解，至今仍有实际意义。毫无疑问，梁启超的翻译理论对晚清翻译事业的勃兴和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梁启超还非常重视翻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例如他在《夏威夷游记》中表示，他“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在《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总批》中，他主张“取索士比亚、弥尔顿、摆伦诸杰构，以曲本体裁译之”，以为“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新天地”。在《饮冰室诗话》中，他讴歌荷马、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谓“其诗动亦数方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希望有志青年能为索士比亚、弥尔顿，以报国民之恩。这种自觉地主动地试图从外国文学汲取营养，以丰富和改造中国文学的主张的提出，在当时是需要一点革命精神的。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一点更有意义。至于他的《译印政治小说序》、正如阿英先生所说：它“是阐明翻译小说重要性最初的理论文章”、“从‘有关世道人心’，到可以作为政治及社会改造的武器，这是对小说理解的长足的进步。因此，大家便注意于小说的翻译，而范围也依次渐广，形成极繁荣的局面。同样的，由于国人对翻译小说的注意，在写作上也受了很大影响。”[10]
梁启超自己也从事翻译。在晚清翻译极端繁荣的情况下，翻译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直译派，可以周氏兄弟为代表；有意译派，可以严、林为代表；有改译派，如苏曼殊之《惨世界》；有译述派，则当以梁启超为代表。梁启超也有以意译为主的作品，例如《佳人奇遇》、《十五小豪杰》等，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但他的主要贡献却在译述。梁启超主张将西方的学术思想作无限制的尽量输入，于是便更多地采取了较为便当、较易被读者理解的译述方法。他所做的多种泰西学案、《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岁兰夫人传》，以及《饮冰室自由书》的某些章节，其实大多是自日人的翻译中转述过来的。
就翻译本身来说，自然以直译和意译为正宗。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译述对传播新思想和推动翻译事业的发展起过更普遍的作用。梁启超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说：梁启超介绍西方的哲学、经济学等学说，“他的根据当然不是原著，而是日本人重述、节述或译文。然而因了他的文笔的流畅明达，国内大多数人之略略能够知道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诸人的学说一脔的，却不是由于严复几个翻译原作者，而是由于再三重译或重述的梁任公先生”。王哲甫在《新文学运动史》中也说：“至于个人方面介绍西洋学术文化，当推梁启超为最有功绩之人。梁氏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即逃避日本，蛰居饮冰室中，专心著作，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自然主义，培根的经验哲学，笛卡儿派的推理哲学，罗兰夫人的革命事迹，以及平等自由等等新思潮，均由梁氏由日本转介绍于中国。他的《饮冰室文集》，现在虽然不像以前为青年人所爱读，但在那时候却是最新颖的学术，而发生极大的影响。”
五、报刊的发展和新文学队伍的联络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他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农会报序》、《萃报叙》、《蒙学报演义报合叙》、《知新报叙例》、《清议报叙例》、《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等，集早期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之大成，开后起资产阶级报刊之新风，实为我国新闻学史之重要文献。
中国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在外患日急，内政腐败，经济凋敝，思想闭塞的情况下登上政治舞台的，他们又无权无势，无拳无勇，所靠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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