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梁启超对晚清文学革命的作用及影响 |
 |
时间：2009-8-8 16:41:27 来源：不详
|
|
|
一个名存实亡的光绪皇帝，所以他们的事业只能从扩大宣传、争取群众人手。因此，维新派的领袖们无不重视报刊及学会，梁启超对此尤屡屡言之，所谓“度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11]所谓“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12]所谓“发端经始，在开广风气，维新耳目，译书印报，实为权舆。”[13]至于他对报刊作用的强调，对报刊内容的规划，前已略及，兹不赘述。不过有一点还需要特别提一下，即他指出“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并且公开承认他主办的《时务报》以及《知新报》为“一党之报”，而，《清议报》则“在党报与国报之间”。[14]承认报刊的党派性，也就承认了报刊的阶级性(尽管他并未使用“阶级”这个词)，这证明了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和事业的正义性的自信，比20年代以后的资产阶级报刊用“公正”、“客观”等字样掩盖其阶级实质，所胜多多。这个认识决定了报刊宣传的政治倾向，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报刊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重要工具，也充分证明了他们借报刊推行的文学革命的阶级性，说明这时的近代文学确已进入资产阶级文学的新阶段。
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之所以有力量、有影响，还程于他有丰富的办报实践作后盾。他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第一份机关报《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和第一份面向社会的正规报刊《时务报》的主笔。这是百日维新以前国内最有影响的报刊，戊戌政变后，他又第一个创办了《清议报》，以后又办《新民丛报》，开辟了海外宣传阵地。他还创办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份专刊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并在上面开辟了史无前例的《小说丛话》专栏。在同类报刊中，因为它们创办最早，规划最完善，持论最新颖，实际上起了样板的作用，继起者多以为轨范。例如他自己说：“《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时务报》后，澳门《知新报》继之。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者然。”[15]又如黄遵宪说：《新民丛报》发行后，“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16]阿英说：《新小说》杂志出版后，“新的小说刊物，至此始具完整规模。以后，《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及《小说林》，才相继而起。”[17]总之，梁启超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促进了中国报刊事业的发展。
当然，梁启超所办早期报刊于社会贡献最大者在其政治思想宣传。对此，建国后的某些评论过多地强调了它的消极方面，而对其在当时条件下所起的巨大作用相对地重视不够，比较起来，一些亲身感受到梁启超影响的人的评价倒还较为客观。本文前引郭沫若、缪凤林等关于梁启超影响于当时青年的话不必说了，素痴(张荫麟)论《新民丛报》等影响于辛亥革命，亦颇有说服力，兹录如下：“自维新派与革命党为政敌。革命成而维新派被目为罪魁，而不知二者表相反里实相成也。‘国民革命’运动实行先于言论，党人最著名之机关报日《苏报》、日《民报》，然《苏报》始于癸卯，旋被封禁，上距《时务报》之创办已七年矣，《民报》始于乙巳，上距《清议报》创办已六年矣，视《新民丛报》之发刊亦后四年矣。《苏报》《民报》以前，党人盖未尝明目张胆以言论学说昭示国人，国人之于革命党，不过视为洪杨之继起者而已。自乙未至乙巳十年间，肩我国思想解放之任者，实惟康粱。虽其解放之程度不如党人，然革命学说之所以能不旋踵而风靡全国者，实因维新派先解去第一重束缚，故解第二重束缚自易易也。且梁任公自逃亡日本后，在《清议报》及《新民丛报》中掊诋满洲执政者不留丝毫余地，清室之失去国人信用，梁任公之笔墨实与有力焉。清室既失去国人信用，而朝廷上又无改革希望，故革命势力日增也，此梁任公无意中间接帮助革命之一端也。”[18]
报刊的发展对近代文学的影响亦至巨。除了思想解放带来的全面影响以及借报刊发表新的文艺理论和新的文学作品以外，还借报刊联络和培养了新的文学创作队伍。据笔者的粗略统计，《饮冰室诗话》中涉及的有作品的诗人约90名，《清议报诗界潮音集》上的署名作者近140名(据《清议报全编》第四集统计其间肯定有一人多名者)，这样众多的作者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现在一报一栏上，足以证明当时的新文学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广大的创作队伍。这些作者中不仅有老师宿儒、社会名流，而且有初生之犊，后起之秀。这些人的政治观点和艺术风格并不一致，但在“新意境”、“新语句”这方面却是大体相同的，梁启超通过报刊形式把他们联络在一起，对推进晚清文学革命运动，显然有着极大的意义。
总之，梁启超于近代报刊的发展有大贡献，近代报刊的发展又于近代文学的发展有大关系。郑振铎云：梁启超“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支像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种风气，引导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学问上，也有了很大的劳绩；他的劳绩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却是因为他的将学问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闻界上也创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可以说，梁启超的这些劳绩，大多是通过报刊实现的。
注释：
[1]孙贻让与梁氏书。转引自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学衡》第67期。
[2]《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
[3]《我的童年》。
[4]《梁任公先生》。本书引郑氏言均见此文，以下不另注。
[5]《悼梁卓如先生》，《学衡》第67期。
[6]事见1979年3月7日《光明日报》第3版。
[7]《文学革命之回顾》，见《文艺论集续集》，第83页。
[8]《晚清文学期刊述略》。
[9]《变法通议•论译书》。
[10]《晚清小说史》第十四章。
[11]《与汪穰卿足下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0页。
[12]《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13]《农会报序》。
[14]《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
[15]同上。
[16]《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06页。
[17]《晚清文学期刊述略》。
[18]隶痴：《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学衡》第67期。 上一页 [1] [2] [3]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