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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复杂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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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9: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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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上说，是要造就一代具有新的道德观念、精神风貌和理想人格的新人。新民德的基本任务是，“纵观宇内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新民说·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这种新道德便是“利群”主义。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梁启超认为“利己者人之性也”(《论立法权》，《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但是，他又指出，人是社会动物，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群体而孤立生存。一旦离开群体，“此身将不可—日立于天地。”因此，人们又应树立群体意识、利群观念。特别是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提倡合群、利群就更为重要。为树立利群观念，他把利群看作是道德的根本精神和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严厉谴责了“自了主义”、“独善其身主义”，大力提倡公德。他认为，“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新民说·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公德乃是新道德的核心，具有良好的公德乃是新民的重要标志。固然，梁启超是站在利己主义立场来说明、处理公私、群己、人我关系的。他曾一再解释，人所以要利群，是因为“非利群则不能利己”(《新民说·论国家思想》，《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利己才是出发点和归宿。在这里，他提倡的乃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合理利己主义”。但是，在宣传“合理利己主义”的过程中，梁启超反复强调了个人对群体、社会、国家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人人都应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社会的公益、他人的疾苦。这些对于培养人们的群体意识，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树立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等都曾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他又以极富感情的文字，大力提倡培养自尊、自强、自治、奋发、进取、坚毅、冒险、尚武……等新的理想人格。这些曾给当时的一代青年以巨大的感染和激励，对振奋民族精神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新民的政治要求，是塑造新型的国民。他认为，新国民的塑造，当从培养人民的“政治思想”（即国民意识）和“政治能力”两方面下手，而后者任务更为艰巨。和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相比，他更重视国民能力、国民资格的培养。此外，他还认为，作为20世纪的一代新民，尚需养成“尚武之精神”、健壮的体魄，具有“军国民之资格”。他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赖以维持者也。”它乃是欧美日本富强之源，而“不武”则为“中国历史之一大污点”。因此，今日讲“新民之道”，就必须改变中国人长期来“以文弱为美称”的谬见，“练其筋骨，习于勇力”，使人民有“健康强固之体魄”，成为军国民(《论立法权》，《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梁启超的这一主张在20世纪初的中国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随着近代化进程的逐步展开，政治民主化要求的提出，加之“社会有机体说”的传入，提高全民素质，实现人的近代化的问题越来越受到新学家们的关注。而对此最为重视，论述最多，宣传最力，并作了较为具体规划的是梁启超。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对于人们对中国近代化作更深层次的思考，重视近代化的基础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实现人的近代化、现代化，是中国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
随着中国社会变革和近代化进程的渐次展开，一些新学家渐渐懂得，社会变革和近代化乃是一项巨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的相互配合，同步进行。他们越来越感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些基本方面同新经济、政治是不适应的，它明显阻碍了社会变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为了推动这一进程，就必须清理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建设一种与新经济、政治、新的时代潮流、世界潮流相适应的新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基于这一认识，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动了一场文化革命。在这场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中，以口号形式提出的有“道德革命”、“文学革命”（包括“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和“文学革命”）、“史界革命”、“圣贤革命”（即批儒反孔）。虽未以口号提出，但影响巨大的尚有哲学变革和教育改革。所谓文化革命，它乃是一场旨在使中国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实现近代化的文化革新、文化重建运动。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乃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梁启超则是这场文化革命的主要发动者。
对于文化革新对社会变革、文化近代化对社会近代化的关系和作用、影响，梁启超有比较自觉的认识。通过观察西方近代的大变革，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因此，中国的革新“必自学始”(《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基于此，他对文化革新、文化重建是高度重视的。正是他最早提出了“诗界革命”（1899年）、“小说界革命”（1902年）、“道德革命”（1902年）、“史界革命”（1902年）的口号，并积极参与了哲学变革、教育改革和批儒批孔的斗争。由于他的呼吁、倡导，并提供必要的阵地，“文化革命”成为一场引人注目的思想文化运动。
梁启超不仅发动了近代的文化革命，又为这场“革命”提出了一套比较全面、正确的方针。梁启超强调，要想建设新的，就必须“破坏”旧的，“不破坏之建设，未有能建设者也。”因此，今日欲建设新文化，首先必须“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而与此同时，又必须借助他山之石，引进、借鉴西方文化。他写道：“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国古来误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而欲达此目的，恒须借他社会之事物理论，输入而调和之。如南北极之寒流与赤道之热流，相剂而成新海潮，如雪界之冷气与地平之热气，相摩而成新空气。故交换智识，实惟人生第一要件。”(《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他认为，如同两种不同的东西相互作用、相互结合才能产生新物一样，只有不同的文化相互交流、融汇才能产生新的文化。因此，今日中国欲建设新文化，当从域外引进西方文化，使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调和”。在20世纪初，他曾提出本世纪内实现东西方“两文明结婚”的理想。他一方面要求国人应以恭敬热情的态度迎娶“西方美人”，一方面又一再呼吁要尊重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他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新民说·释新民之义》，《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总之，他强调，在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另一方面又应“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既不可“墨守故纸”，也不可“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新民说·释新民之义》，《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对于当时文化思想领域两种相互对立的错误倾向，即文化排外、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他都旗帜鲜明地作了批评。这就为中国近代的文化革新、文化重建指明了正确方向。
对于各个文化领域、部门的“革命”，梁启超的具体贡献也是不小的(关于梁在这方面的贡献，可参阅拙著《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对于他的这些贡献，人们曾作了高度评价。“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健将之一钱玄同曾说：“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诗，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寄陈独秀》。)这一评价是公允的。其实，今天我们不仅在论及文学革命时要“数及梁先生”，而且在论及道德、哲学、史学、教育各领域的“革命”时，也当“数及梁先生”，不可忘记他的贡献。
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使中国文化开始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初步形成了具有近代意识的文化思想体系，使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革，它既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一步，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全面进程。而在这场意义重大的变革、斗争中，梁启超的贡献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四
但是，梁启超所坚持、提倡的某些基本主张，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有消极影响。它所造成的后果，同样也不容忽视。他在这些方面的失误，也为我们今天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教训。
梁启超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之一，是严复所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这种社会学学说把人类社会简单比作生物有机体，认为如同生物有机体的性质、强弱取决于细胞的属性一样，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弱盛衰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素质的高下优劣。依据这一学说，梁启超断言，中国人民全体之“腐败恶劣”乃是中国“积弱之最大根源”，是中国“病源之源”(《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他论证说：“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室中之气侯，与针里之水银，其度必相均，而丝毫不容假借。”(《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因此，中国人民不要把矛头指向清朝政府，不广“科罪于当局”，而应自责、自省、自新，自觉作一个新民。他写道：“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自从接受社会有机体说后，梁启超始终认为，提高中华民族的基本素质乃是实现中国近代化、使中华得以振兴的前提和基础。依据这一理论，他高度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近代化，这曾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在矛头所向的根本问题上，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样是严重的。历史事实明白无误地证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封建专制制度才是中国陷入苦难、危亡的根源，也是当时中国人民素质低下的根源。要想拯救振兴中国，提高中国人民的素质，就必须奋起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对现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作根本改造。这乃是当时中国社会变革、实现近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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