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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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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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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年1月新一版，1982年2月第二次印刷。至此，《陈寅恪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历经三年始告完成。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还继续为搜集、整理陈寅恪先生的未刊文稿而努力。1989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至此，陈寅恪先生的存世著作大体完备。此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出《陈寅恪文集》，即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陈寅恪文集》等的基础上稍事增益而已。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其前身中华上编在出版陈寅恪先生著作等方面对于中国当代文化和出版的贡献，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三
在出版《陈寅恪文集》的过程中，对于陈先生著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对此也有斟酌，最后还是本着尊重历史、尊重陈寅恪先生的想法，多按原样保留，当然也有例外，如关于周一良先生的部分。这一做法，在当时需要有思想解放的勇气，也得到了罗竹风的支持。罗竹风在审读意见中明确指出：“对于‘百家争鸣’范围内的学术观点问题，一律不加改动”；“对政治性问题，不要轻易放过，但也必须处理很恰当。如果是引文中所提到的，一般以不改动为好”；对王国维、罗振玉、胡适、冯友兰等的言论，“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非特别露骨者，可不必纠缠。”
周一良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从陈寅恪先生问学，与陈先生关系密切。陈先生《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前言云：
卢沟桥事变前，寅恪寓北平清华园，周一良君自南京鸡鸣寺往复通函，讨论南朝疆域内氏族问题。其后周君著一论文，题曰“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者是也。此文寅恪初未见，数年之后流转至香港，始获读之，深为倾服。寅恪往岁读南北朝史，关于民族问题，偶有所见，辄识于书册之眉端，前后积至如（若）干条，而道经越南，途中遗失，然旧所记者多为周文所已言，且周文之精审更胜于曩日之鄙见，故旧稿之失殊不足惜。惟忆有数事，大抵无关宏旨，或属可疑性质，殆为周君所不取，因而未载入其大著。旅中无聊，随笔录之，以用此篇，实用窃道家人弃我取之义，非敢谓是以补周文之阙遗也。忆当与周君往复商讨之时，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世。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一千九百四十二年九月九日陈寅恪记于桂林良丰雁山别墅。
此前言，1958年陈寅恪先生请助手黄萱校时仍保留（见《陈寅恪先生遗稿》，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6），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删去此前言，人们多以为这是陈寅恪先生鄙薄周一良先生解放后“曲学阿世”所为。周一良先生也认为：“蒋天枢先生编陈先生全集，所收江东民族条释证文中，删去了此节，这当然不可能是蒋先生自作主张，定是本陈先生意旨。我看到全集后，不假思索，立即理解陈先生的用意。陈先生为文遣词用字都极考究，晚年诗文寄慨之深，尤为严谨。对于旧作的增删改订，必有所为。删去此节，正是目我为‘曲学阿世’（《赠蒋秉南序》中语），未免遗憾，因而不愿存此痕迹。”（《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周先生晚年还为此事自责不已，觉得有负陈先生之厚望。其实，这一删节非陈先生所为，确是蒋天枢先生“本陈先生意旨”所为。《金明馆丛稿初编》编定于1963年，周一良赴广州晋谒陈先生，陈先生还很高兴，决不会删去此节，观上引1958年校文保存此节便可为证。周一良的命运变化是在“文革”后期，他被召入“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四人帮”被打倒后，“梁效”遭批判，参加“梁效”的周一良等，也被政治审查，直到1978年秋结束。当时，饱受“四人帮”迫害的广大知识分子对“梁效”之流十分痛恨，舒芜作《四皓新咏》，谴责“梁效”成员中的四名老教授——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参见《毕竟是书生》）。正是在当时这种背景下，蒋天枢先生决定删去此节。而文中提到“周君”、“周一良”及论文则予保留，大概是怕改动原文的缘故吧。当时参与编辑的魏同贤先生证实了此事。在蒋天枢先生致魏同贤先生的一封信中说：
《元白诗笺证稿》里的“周一良”处五字，当时曾同您讲，是否改成四个字，后来想，改动，总不太妥。是否只把“一良”两字易为“某某”，或者易为两个□□，这样，五个字的地位仍可照旧。（影印件见《功在千秋的事业——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中华书局，2003年9月。）
今检《元白诗笺证稿》第158页有“周某某先生谓齐东昏侯善作担幢之戏”，即是改动的痕迹，而同书第256页则保留了“周一良先生”的名字，大概是漏改了吧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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