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与他们的中国本位文化思想形成冲突和对立，而且，他们倒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一代宗师，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无法将他们的学术研究一概视之为保守主义的。比较起来，他们的传统学术研究还是更以其鲜明的现代性为突出和主要的特征。对于自觉反传统的鲁迅，也可以作如是观。《中国小说史略》自然不失为外国学术思想与中国文学历史相融和的典范，即使是白话新文学的伟大开篇《狂人日记》，其思想宗旨和文体形式虽然也算是远道舶来，但小说中的具体经验和个人色彩，又确定了它的中国文学特征，并且，它还有着中国白话文学传统的依托——鲁迅毕竟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新文学作家，尽管他具备了长期的留洋经历和丰富的翻译经验。
因此，从林纾到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第一代作家，虽然外国文学经由他们的译介和创作而成为中国文学的实际资源，但并未因之使中国文学趋于消亡或成为西方文学的中国版。否则，将如何理解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呢?中外文学在资源价值上的分化和对立，其实是在五四以后的文化和政治因素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介入中国文学之后才逐渐变得尖锐起来的。
四
促成中外文学价值对立的首先是五四时期的某种文化思潮，具体而言，就是庸俗进化论和激进主义。（对于庸俗进化论和激进主义的思想史分析，可以参见王元化先生《清园近思录》中的有关篇章。）
五四时期对于文学史（进化）的流行观点是，既然欧洲文学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再到自然主义的潮流发展，而中国传统文学却依然处在古典主义的阶段，那么，理所当然地应该打倒中国传统文学，全面趋向进化高级阶段的欧洲近现代文学。——这种观点可以陈独秀等人为主要代表。它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论就是，中国新文学只能以西方文学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资源，而中国传统文学则同时丧失了它对新文学的基本价值地位。
除了将文学史视为单纯的线性发展（从低级到高级）的庸俗进化论之外，激进主义的观点则将废除汉字当作拯救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彻底解决”办法——这可以钱玄同最为典型。相比而言，庸俗进化论的似是而非使其自欺欺人，激进主义的耸人听闻则未免荒诞可笑，然而它们都裹挟在新文学的时代潮流之中，正所谓以革命的名义相号召。究其实质，都未脱文化上的“全盘西化”之论。这股势力在五四时期蔚为大潮，一般新文学、新文化者，都很难避其席卷。如胡适由倡“全盘西化”而至“充分西化”，鲁迅后来则公开宣言“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更后的如陈序经，甚至明确地将全盘西化当作是中国文化的最佳和唯一的出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虽然他们的具体文化和文学实践并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可以一概而论，但是，无可讳言，正是在这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的言论影响下，外国文化（包括文学）俨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势不两立，形同水火，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已不足以成为新文学的基本资源。
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林译小说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学的规范中协调好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并体现出文学史的革命性，而以革命为目的新文学竟反而制造了中外文学间的紧张和对立关系并流于极端偏激而不自觉?
我的解释是，从清末民初直到五四时期，西方文化（文学）虽然是以一种强势姿态进入中国的，但是，林纾坚守的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文学）立场，在文化心理上，他不允许也没有弱势和自卑之感，面对西风东渐的历史潮流，他仍然以中国传统文化（文学）来对抗西方文化（文学），林译小说也就是这种对抗的产物，从中显示出的更多的是林纾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自信。五四新文学的思想潮流却与此完全不同。可以说，五四新文学的地位是处在了纵横两方面的双重劣势之下。在纵的方面，五四新文学秉承的是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传统，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学格局中，相对于文言文学的主流地位，白话文学则始终是受到轻视甚至无视的。新文学的革命性就是要改变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结构，使白话文学取得文学正宗的地位。只是新文学面对的是一份先天弱势的历史遗产。在横的方面，西方文学对于在自身文学结构中处于弱势的中国白话文学，其强势地位和形象更不待言。而这又恰好迎合了中国新文学的时代需要，它正可以利用和凭借西方文学的强势影响，来达到颠覆中国文学传统和结束传统文言文学的统治地位的目的。革命是如此地迫不及待，以至于陈独秀宣称“决不允许有讨论的余地”。那么，在文学的价值资源问题上，西方文学之排斥中国传统文学，自然是符合新文学的思维方式的。但从中多少也透露出了些许新文学的不自信。——在相当程度上，中国新时期文学遭遇到的是相似的历史情境，只是具体的原因还是部分地有所不同。
影响并造成中外文学的价值地位及其关系的落差的因素，除了文化方面的，主要还表现在政治方面。大致从２０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论争开始，一种以狭隘政治功利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思潮（倾向）渐渐在中国文学中扩展了势力，并造成了相当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在政治上有鲜明的党派归属，在文学上则以“左”翼文学为阵营，在理论上崇奉俄苏观点，其反对的矛头则径指五四新文学及其代表人物。且不说鲁迅被当作封建余孽屡遭攻击，五四新文学也被宣判为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士大夫的文学（瞿秋白、郭沫若、钱杏、蒋光慈及创造社、太阳社多有此类言论）。表现在作为基本文学价值资源的中外文学关系上，传统文学自是早已打倒，现在强调的是本土民间文学的资源；西方文学都有资产阶级文化的嫌疑，那么俄苏社会主义文学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才有可能获得认同。总之，在文学资源上，由于政治功利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外国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学都遭到了清洗，能够选择的对象既单纯化了，同时也狭隘化了。这时再回顾五四新文学时代，就不能不认为那毕竟还是一种开放的时代。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文学资源的基本格局大致保持了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所倡导的态势。当然，这并不是说外国文学（西方文学）或中国传统文学始终未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资源，我只是想强调，类似的努力都不足以影响左翼文学成为文学史主流的趋势，这也为此后的文学史书写所证实。而到了５０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作为楷模的俄苏文学又竟几乎只剩下一个高尔基了。这样直到“文革”期间，传统文学依然不得翻身，而五四新文学和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唯一能够被有限度正面肯定的，除了实际上遭到歪曲的鲁迅，还有谁呢?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的世界文学资源，在中国基本上都成了“封、资、修”，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还概括出了“文艺黑线专政”的理论。
由此可见，由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思潮中的某种偏至倾向和此后愈演愈烈的狭隘政治功利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学自是被作为封建主义的文化而被打下了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在中国则经历了两种极端的过程，先是被视如中国新文学的灵丹妙药、不二法门，接着又被部分地直至全部地逐出了中国文学的门墙。而对５０年代至“文革”期间的中国当代文学时期来说，五四至４０年代末的中国现代文学，因为有太多的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因素，也被列为批判的对象。于是，伴随着几乎所有的文学资源的消亡，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也必将趋势于衰亡，“文革”的历史已对此作出了回答。
五
从“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开始，中国文学的发展才又出现了反弹。数十年封闭的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甚或制约依然存在，有时还相当严厉，但８０年代的中国文学，总体上仍不断地趋于全面的解禁和开放，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了类似五四时代新文学的一种文化态势。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学，如今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主要和基本的资源，再度东移，卷土重来，并且，在与其他文学资源的力量对比中很快以压倒性优势取得了在中国文学空间中的重要地位。历史仿佛出现了一种循环，但林译小说的时代看来却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新时期文学毕竟注定了是处在五四白话新文学的现代传统之中。只是上一个世纪之交引发的文学资源问题，仍然十分现实地存在着，并可以作为观察八九十年代文学情境和形态的一个视角。
如果说五四新文学既有其自身发展历史逻辑的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作为再生的文学资源，同时又得到了以强势文化姿态进入的外国文学资源的强大支援，——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清末民初以林译小说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融为一体的翻译文学，也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了客观价值方面的思想和文学资源，那么，相比之下，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文学资源方面的先天条件就不但毫无优势可言，而且还显得相当的窘迫和尴尬。
中国传统文学对于新时期文学无疑已属三代以上的历史陈迹。从五四到“文革”，传统与当代的维系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阻隔，很难再度唤起缅怀的激情，甚至在极端意义上，传统文学已经逸出了新时期文学的主流视野，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学资源，传统文学已经消亡和不复存在了。直到今天（９０年代和世纪末），传统文学最多也只是主要以教科书中的零篇单章的形式点缀般地装饰一下悠久历史的文化门庭。至于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可以最为直接而且也有充分的理由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基本资源，但是，这一段文学史却又是遭到最为严重的歪曲和阉割的不幸历史。它虽然近在咫尺，却是如此的残破不全，更为致命的是，如果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连贯起来看的话，其中的庸俗社会学、教条主义和政治功利倾向等对文学创作极具破坏力的意识形态极端表现，不仅令新时期文学深恶痛绝，而且实际上也恰恰便是新时期文学之兴起和发展的对立因素。这不可能不影响新时期文学对之的情感态度和认识水平。因此，除了极少数的大家（有的仍不乏争议）以外，中国现代文学还不足以在新时期文学的自觉层面上成为建立其真实信心的文学资源基础。
与此同时，新时期文学却像五四新文学一样，寻求到了西方文学的支持——这其实也是新时期文学在基本资源方面别无选择的唯一选择。在百余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外国文学要么被无情地拒之门外，要么便是近似地如入无人之境。它一旦进入中国文学领域，总是挟强势文化之威，形成极大的冲击力。可以这样说，以五四到新时期，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两者的关系就从来没有对等过。而且，中国文学的每一次重大变化，也都与其同西方文学关系的走向密切相关。新时期文学同样是历史性地陷入了只能仰赖西方文学的一种弱势情境。西方文化中心论现在自然难以令人完全苟同，不过，现实的情境却也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即使是当下流行的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理论，自始至终充斥着还是西方话语。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种文化现实，即我们至今尚未形成能够真正与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中国话语。这就无怪乎在文学领域有人将外国（西方）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比作是足球场上的中场组织力量——这真是一个精彩而准确的比喻。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资源确实先天不足。这种由客观前提所造成的历史局限，还连带着产生了一种主观上的文学行为。具体表现为由于基本上或主要地只能倾向于经由翻译而来的西方文学资源，于是无形中对其他可能的文学资源形成了某种本能的排斥或拒绝。这使得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相比，其文化基础显得普遍脆弱。而这种实质上是对于文学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不自觉，注定将加剧对于文学资源的价值认识和选择倾向的简单化、绝对化趋势。这在九十年代的相当一部分文学现象中，反映得尤为突出。
任何一种文学资源的现实性价值，必须依靠自觉的文学意识去加以激话和发现。但是，新时期文学与其自身的中国文学传统的疏离和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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