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作者的“独到”见解，当时一些激进的革命派或无政府主义者均持有这样的看法：“……天下之事，又成于女子者多，而成于男子者少。(越之谋吴，日之胜俄，皆暗收功于女子，此等阴谋，本不足贵，然看见女子每能成事。)以女子有坚韧之性，故能耐苦耐劳，恒久不懈也。夫就今世而言，女子思想未尽发达，事权未能掌握，而虚无党和女子助力，其收效已较易，使女子而增其知识，加以学问，将何功不可成耶！故吾尝谓天下事有千百男子为之而不足，一二女子为之而有余者。”⑧ 这段话饰以了委婉修辞，似对女性以“色”为手段的“阴谋”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但在称赞女性特质时仍难以掩盖利用女性性别来“成事”的本意。这种观念演化为具体的文学形象则有了“国女”的出现。
春融党是以“色”救国的革命组织。它的革命也就建立在特殊的方式上，它“设有百大妓院三千勾栏，勾引得一般痴狂学生，腐败官场，无不消魂摄魄，乐为之死”(《女娲石》第九回)；党员全部是“不忌酒色，不惜身体”的“国女”(《女娲石》第九回)。另外，天山省的中央妇人爱国会曾以“会中绝色少女十人，专嫁与政府中有权势的做妾”(《女娲石》第四回)，以此美人计来颠覆“政府”，夺取政权。小说中的这些女性革命者年轻貌美，秀色可餐，她们的全部价值和人生目标就是以美色去引诱男性，并以此来颠覆旧的政府国家。
被誉为“爱种族爱国家为民报仇的女豪杰”(《女娲石》第七回)金瑶瑟则是以“色”救国的“国女”典型，也是《女娲石》的主脑人物和情节结构人物。她以前在海城已做了女子改造会领袖，后又往日本、美洲留学；小小年纪，就占尽了那时代女性所能具有的所有光华：聪慧貌美、通时达情、才情俱佳、自身解放。然而她的人生终极目标是救国，为此，她选择了一条非常的途径：到京城妓院学习歌舞，企图以“姿色娟丽，谈笑风雅，歌喉舞袖”的方式，“在畜生道中，普渡一切亡国奴才”(《女娲石》第二回)，把他们鼓舞起来。哪知那些亡国奴麻木痿痹，拉扯不动，失望之际，得日本公使夫人相助，进宫刺杀胡太后，两次未果，逃亡天涯，以“英雄国女”的身份享誉各革命党中。
比海天独啸子走得更远的是张肇桐。在《自由结婚》中，张肇桐塑造了一个更为离奇的“英雄国女”——“妓女大豪杰”(第十三回)如玉。如玉本是良家女，因修道入了清洁堂；后被维新党中人所运动，仿着野蛮宫女之例，自戕其身，成为“生殖无器，好合无从”的“不男不女的美人”(第十三回)，于是托迹勾栏，去救那些无知少年。不同于金瑶瑟的失败，如玉有着神奇的感化拯救功能。甘师古乃革命组织自治学社的“公敌”，他庸陋恶劣，专拍马屁，反对进步，阻止革命；不料三日不见，他就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革命者了。而这“速变推进器”就是如玉。如玉如孙悟空一般火眼金睛，一见便知那个是“用得着救”的坏人，顽固如甘师古者，“经他一夜的改造，觉得前后显然是两个人了”(第十三回)。男主人公黄祸听了如玉的故事暗暗称奇：“这真是牺牲一身以救同胞。我爱国也有这种人，不愧为将来爱国独立史的一大特色。”(第十三回)黄祸的议论固然有偏颇处，但它道出了中国男性对风尘女子的美好评价和想象却不假，事实上，这种看法是有深厚的文化渊源的。
中国的妓业发展到晚清，已经历了两千多年。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妓业对男性世界的冲击是巨大的。虽然对此问题有见仁见智之别，但从唐、宋以来，许多士人往往对妓女给予很高的评价却是公认的事实。明代傅山认为：“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⑨ 把名士与名妓相提并论。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对名妓马湘兰、薛素素的豪侠勇武极尽赞美之能事，称她们为“翠袖朱家”、“红装季布”。有清一代，特别是晚清，士人崇“侠”风盛，于是“侠骨”与“柔情”共举，所谓“英雄侠骨美人心”。龚自珍将这种侠骨柔情化为一剑一萧的意象，所谓“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己亥杂诗》)。而此后的南社革命者，更是用“剑气箫心”的意象来抒发侠烈情怀。如方荣杲《题红薇感旧记》之“佳人自古说多情，况复箫心剑气横”，周实《哭洗醒诗》有“尘寰从此知音少，剑气箫心谁与抗”的期盼。在这些诗中，“剑气箫心”往往与风尘女子的知性侠勇相联结，显然，“儒侠”多情，引红粉为知己，不仅因为她是自己实现情感欲望的伙伴，还在于她与自己在感悟生命、追求理想方面有同一性。客观地说，清末民初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妓女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力量”还是有相当的认识的。所以他们笔下的“国女”大都以“色相”为表，而以先进的爱国思想为本，力求对世上龌龊卑劣的男子进行“劝谕改造”，如如玉对客人总是“从半夜到天明”地谈论爱国道理。这种人物设置一方面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对妓女某些优良品德极尽赞美的传统和想象；另一方面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情形所作的一种艺术表现。“吾闻日俄之役日本许多贵女舍身为妓以作侦探，但知报国不复计一己贞操，此等举动未知中国学士以为如何”。这段话道出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女性事件，即女性以妓女的身份掩护自己为民族国家而斗争的事实。言说者虽然陈述了事实，但却非常敏感地隐藏了自己的态度。虽然如此，“中国学士”们的态度不还是从对金瑶瑟这些“国女”的塑造中流露出来了吗？
三、舍“情”事“色”与为国牺牲
与革命同志产生了爱情，然而为着爱国理想的召唤，抑“情”而奋斗于“救国”事业的女性是伟大的；没有两性间心心相印的情爱，然而为着爱国理想的召唤，以“色”“献身”于“救国”事业的女性是伟大的；既与革命同志产生了爱情，然而又坚毅地舍弃这两性间心心相印的情爱，为着民族国家的召唤，舍“情”事“色”于“救国”事业的女性更是伟大的。夏雅丽、葛娜属于这更伟大者。
夏雅丽，《孽海花》中光彩照人的革命者。从第九回开始，夏雅丽在《孽海花》中登场，其身份是俄国虚无党党员。她出身豪门，聪慧颖悟，靓丽逼人。至十五、十六、十七回，小说集中描写了夏雅丽的壮举：她从自己的同志加恋人克兰斯那里得知虚无党陷入经济困境，便悄然回国，嫁给了靠枪杀、出卖虚无党员而暴富起来的表哥加克奈夫。不久，她暗杀了加克奈夫，并将其巨额财产转交给她的同党，自己则打入皇室，企图刺杀皇帝，不果而被施以绞刑。
在小说中，作者着力描绘和渲染了夏雅丽的“辱身赴义”(第十七回)的决绝与艰难。对于其表兄加克奈夫的丑陋和凶残，夏雅丽厌恶之至痛恨有加。但是当她得知组织经费奇缺，并且加克奈夫及其父的手上沾满了虚无党员的鲜血时，她竟毅然瞒着恋人克兰斯回国马上嫁给了加克奈夫。其态度的决绝、速度的神速连对她早已垂涎三尺的加克奈夫都惊诧不已。另一方面，夏雅丽做出这一决定而不能对任何人包括她的恋人诉说，其间的艰难委屈自不待言。小说中有两个细节颇能说明这一点：一是克兰斯准备暗杀夏雅丽时，看到她独自对着自己的小影垂泪，并发现照片背后有“斯拉夫苦女子夏雅丽心嫁夫察科威团实行委员克兰斯君小影”的题语，“苦女子”与“心嫁”的叠加所透露的革命与私情的矛盾冲突以及革命信念对私情的强压决不是非当事人所能体悟的。二是夏雅丽准备炸死俄皇前，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所以偷偷潜入克兰斯住所，并把自己的小影留了下来，这小影固然是取出她交给组织的巨款的凭证，但又何尝不是希望组织特别是克兰斯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凭证？
值得深味的是，对于她嫁给加克奈夫，她的男性革命同志是不理解的，以至于她的恋人克兰斯在悲愤之余决定暗杀她。倒是其女友鲁翠坚信她所做的一切是“辱身赴义”，并举例说明这种行为在虚无党中是有先例的。在这里，革命同志中的性别差异得到集中体现。一方面，革命需要女性为革命奉献自己的一切，当然也包括身体，并且革命也正在利用女性，当然也包括女性通过种种手段获取的资源；另一方面却是在革命的名誉下，男性，特别是这些以“色”事敌的革命女性的情爱对象，在“女性名节”与“女性死亡”之间，他们倒宁愿付出自己心爱女性的生命，也不愿她们玷污所谓的“名节”。这样，于不经意间，革命女性已经经历了双重利用与双重赴死。
如果说，在克兰斯对夏雅丽的刺杀中这一心态还没有得到饱满立体的体现的话，那么，《虚无党真相》倒给我们提供了“革命男性视角”对此的真实心态反映。《虚无党真相》中有这么一段故事：在虚无党面临重重困境时，党人为了营救一部分被敌人关押的同志，而让虚无党英雄那普哥罗的未婚妻葛娜做“美饵”——将敌方首领引出。按照生活的通常逻辑，那普哥罗首先应担忧的是未婚妻的生命安危，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无论是葛娜面临被劫的险境还是身处敌人的魔掌中，对于普氏来说，葛娜能否“保全名节”始终是第一位的，这甚至比葛娜能否保住性命还要重要得多：“那普哥罗此时真是锥心泣血，嗳，人孰无情，谁能堪此。他想此事为党中利益，将挚爱的妻子，送到敌人手里，受其折磨凌辱，恁地结梢，还不如直处严刑，倒还光彩些，干净些……”那普哥罗的这种焦虑在小说中一再被强化和表述，而他的朋友也非常理解他的焦虑，于是挺身而出，要求陪伴和保护葛娜：“……那普哥罗所着急的是为她名节，若能保全名节，便是死在敌手，也就万古留名了……”在这里，葛娜的“名节”之所以被如此看重是因为它属于那普哥罗，对那普哥罗来说，葛娜是否贞节是第一位的，哪怕她失去生命，也不能失去操守。这怎不使我们联想到，各个时代女性在遭受异族或敌方入侵时首要的便是保护自身的“清白”。这时，女性的贞操不仅仅属于某个男人，更是她所隶属的民族国家或政党、社群等等集体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当两阵敌对冲突时，争先糟蹋和强奸对方的女人，成为征服、凌辱对方(男人)社群的主要象征和关于社群的具体想象”⑩。在《虚无党真相》中，葛娜则成为敌对双方斗争的“场所”，她是否能够保持身体的“清白”则不仅关系到对那普哥罗的忠贞，更关系到虚无党是征服敌方还是被征服这一关键的“象征”。
清末民初英雌小说的“性政治”情意结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个体生命的人性丰富性，呈现出较为单一的民族国家宏大目标的追求性。而这恰为中国现代小说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革命女性的塑造——提供了最初原型。
注释：
①凯特·米利特著，宋文伟译《性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②米歇尔·福柯著，佘碧平译《性经验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③陈王：《论婚礼之弊》，《觉民》1904年7月。
④炼石(燕斌)：《中国婚俗五大弊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3期，1907年4月5日。
⑤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张百春译：《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⑥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⑦此段的引言，全见于卧虎浪士《〈女娲石〉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年-1916年)》(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⑧鞠普：《女德篇》，《新世纪》第四十八号，1908年5月23日。
⑨参见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转引自吴秀华《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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