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各地，人数多达“三千二十五人”(19)。张溥在日，“称门下士从之游者几万余人”(《社事始末》)。收罗门徒不遗余力，终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噪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于其中”(20)。人员庞杂，良莠不齐，这正是复社受到阉党镇压时不堪一击的重要缘由。幾社则力主简严——追求志同道合，非望扩大规模。因此，复社《国表》初刻，尽合海内名流，所入选者达七百余人。而《幾社会义》初刻，则只限于幾社六子。后扩至二十余人，到《幾社壬申合稿》所选亦只有李雯、彭宾、陈子龙等十一人的诗文。杜登春的原社，到《二集》之刻规模扩大，所收社事作者亦共五十二人，较之于复社《国表》所收相距甚远。幾社最多达百余人，亦仅占复社人数的百分之一。尽管幾社人数不及复社，但幾社成员构成却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一是幾社成员多以家族作为支撑：父子、兄弟，或师生或姻亲。松江宋氏家族，宋存标、宋征璧、宋征舆、宋辕生、宋祖年、宋楚鸿、宋汉鹭等一门父子兄弟子侄十余人皆为幾社成员，参与并多次主持幾社的社集集会；幾社六子之一杜麟征，其弟杜麒征、杜骏征，均幾社成员，他的三个儿子——杜端成、杜登春、杜恒春亦均幾社名人；徐孚远及其弟徐致远、徐凤彩，凤彩子徐丽冲均为幾社成员。当晚明弘光立朝，阉党掌权之日，一直操持《幾社会义》之选的领袖徐孚远谢事以避党魁之目，而以选事委之于徐丽冲。徐丽冲受任于危难之际，在国势艰难之日，使幾社选刻事业得以传承而不辍。
二是幾社成员还有不少属直系师生关系。王默公、陈正容为陈子龙之师，而陈子龙又是邵梅芬、张处中、王胜时、徐桓鉴诸子之师；夏允彝是侯玄涵、蔡嗣襄之师。“云间六子”之间也构成一种相互关联的师生网络。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六子之昆弟、姻娅、及门之子弟竞起而上文坛”，“非游于周、徐、陈、夏之门，不得与也”。谢国桢《明清之季党社运动考》论幾社曰：“明季幾社的成立，他们只师生通家子弟，在一块结合，外人是不能参加的。”
另一方面，在幾社的文学活动中，科举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他们热衷于选文，将朋友唱酬的作品随时选刻出版。通过选集的传播，作为典范的作品可以更好地指导士子的应举文章，最终有益于科考。复社由于对政治的过度热情和极力强调权力的重要，对选事意兴阑珊，《国表》共出版五辑便告终止。而《幾社会义》前后共刻七辑，其后所分化出的各个社团也均将“出版”作为社事要务。崇祯十四年(1641年)，幾社分裂为求社和景风社，仍于刻印之事朝夕不倦。次年(1642年)，谈叙、张子固有《求社会义》之刻，彭宾、顾震雉有《赠言初集》之刻，而李原焕、张子美则有《幾社景风初集》之刻。
即使在幾社倡导经世救国、社事由揣摩举业发展而为议论时政、其政治色彩日益浓重之日，幾社与复社的救国“策略”亦有区别。复社人员在千方百计“遥控”朝政，而幾社则力图以文学救国。为此，陈子龙、宋征璧等二十余人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网罗本朝名卿巨公之文，有涉世务国政者，为《皇明经世文编》”(21)，以此来体现幾社文士的国事关怀。
鼎革风云过后，清廷于下松江的同年诏开科举，汇征人才，南国文人，竞赴宾兴之会。结果，乙酉(1645年)、丙戌(1646年)两秋之闱，幾社诸君子联袂登选。中举者多为“明末孤贫失志之士”，如张九徵、周茂源、李延渠等“皆以复社、幾社名家中举上南宫”。到戊子(1648年)科，社中伏处草间的大批文士终于“尽出而应秋试”，松江王广心、杜登春、王印周、姚彦深等皆高中榜首。到松江原社，中举者日益增多，令社事元老宋征舆深为感慨，曰：“吾辈幾社文会十余年，困于诸生无一隽者，公(杜登春)等五年中中五人，又与明经选者，皆是社中人，可谓胜前辈远矣。”(《社事始末》)为此，杜登春曰：“前辈诸先生，时文外兼事古文，学不能专精举业。今日新进皆不事诗古文，殚心括帖。”诠释了幾社士子以举业为指归的结社动机。
三、幾社的文学思想及创作活动
应试科举尚不能完全满足幾社文士的内心渴求，他们认为，“括帖不足以逞志传世，遂倡为古学”(22)。他们将恢复古学作为社事宗旨，作为自己的文学使命，自视为文学传统的传播者。因此，他们除对本朝诗文进行择优筛选外，也依据经典的标准进行创作，并将所作诗文结集为《幾社壬申合稿》，其中包括诗、文、词等各类作品。由于幾社文士的创作努力，不仅“一时文体、韵体靡不精研”(23)，而且“高才辈出，大江南北争奋于大雅”(24)。其创作倾向，大抵可概括如下：
其一，词尚南唐北宋。
明兴以来，由于曲的盛行，词作为宋代独盛的一种诗体已经被“边缘化”了。鉴于词道式微，幾社文士倡为“小词”。他们回思词史的盛衰，认为，“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25)。南唐北宋词意辞并茂、高澹浑厚，实为词之极境。南渡以后，词道体格精神渐趋消歇。宋征璧《倡和诗余·序》云：“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26) 他们认为，南唐北宋词已经树立了填词的美学规范，南宋词则失去了词体的独特风神和抒情活力。因此，他们将南宋以后的词全然“放弃”了。
幾社对南唐北宋词的扬帜表现于对词体的怨刺精神与社会价值的自觉认同。他们认为，词之传统乃风骚之旨，当曲折幽深，以寄托沉至之思。为此，幾社文士以诗人的巨大活力，首先在词体格调上进行追古，同时融入时代的声音，于是，消歇已久的南唐小令至此复活。从幾社文士的创作可以发现他们追寻古典的努力。如宋征舆《望江梅》：“无限意，花月自春秋。芳草半随游子梦，东风偏惹玉人愁，愁梦几时休。”(27) 词境纯净忧怨，以成功的小令体式抒写游子的羁旅愁怀。小令正是词体诞生之初的流行范式，无怪乎徐珂评其“不减冯、韦”(28)。李雯《浪淘沙·杨花》：“金缕晓风残，素雪晴翻。为谁飞上玉雕阑？可惜章台新雨后，踏入沙间！沾惹忒无端，青鸟空衔。一春幽梦绿萍间。暗处消魂罗袖薄，与泪偷弹。”语言清丽，寄托弘远，徐珂谓：“语多哀艳，逼近温、韦。”(29) 而从神韵和抒情技巧方面看，李雯词更似秦淮海。陈子龙词寄意深厚，胡允瑗评其《小重山·忆旧》曰：“先生词凄恻徘徊，可方李后主感旧诸什。”(30) 况周颐言其“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31)。在上述文士的倡导下，幾社诸子几乎无人不染指词翰，相互唱和。填词，在幾社人士手中终于形成一场声势壮观的文学运动，并由此改变了文学自身发展的命运——清代，不仅词体中兴，而且总体成就超越清诗。词，由明代的边缘文体转化为清代的主流文体。
词体在清初的全面复兴，幾社功不可没。吴绮《湘瑟词·序》云：“昔天下历三百载，此道几属荆榛，迨云间有一二公，斯世重知花草。”说明云间派力辟榛莽、重振词体的贡献。云间词派上承南唐北宋词路，下开清词中兴之局，成为明清词运的转捩点。然尽管如此，幾社文士最大的文学成就仍在诗而非词。
其二，诗宗汉魏盛唐。
明末公安、竟陵诗风吹遍诗坛之时，幾社文士重扬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纛，以恢复诗歌审美和道德涵养的双重职能。宋征舆《酉春杂吟·序》曰：“夫风雅之泽竭于七子迄今七八十年矣，我郡作者一二人患之而无以易之，于是一谢耳目之见而专求诸古。其始也，泛滥于三唐；其继也，盘桓于汉魏六季；其终也，推极原本，断之三百篇，既获所要归。欲竭其思致以自附于圣贤微言之后，且为天下唱率。”公然提出以《诗经》为规范。宋征璧自评己作“固风雅之翼”(32)，并以“青莲后身”自誉(33)。几十年间，幾社文士负英雄之资，肆力著作，三百篇以外，二京六代以及三唐无不探源别派。他们认为，古诗的价值正在于托兴之深、性情之真，而《诗经》在深至的情感与雅丽的形式方面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于是，他们提出“情以独至为真”的作诗法则，主张情辞统一，而在此方面的典范之作即汉魏盛唐诗。竟陵、公安摒弃了汉魏、盛唐的主流传统。为此，宋征璧力排竟陵，认为“竟陵之所主者，不过高、岑数家耳，立论最偏，取材甚陋，其自为主诗，既不足追其所见，后之人复踵事增陋取侏儒木强者附而著之竟陵，此犹齐人之待客……吾只患今之学盛唐者粗疏卤莽不能标古人之赤帜，特排突竟陵以为名高。”(34) 相对于明季的国运，竟陵诗风确实不合时宜，其清幽孤僻的诗境不能体现出盛大气象，尤不能振奋人心，以至于朱彝尊诋为“亡国之音”(35)。
由此，幾社文士倡导复古，古诗则蹑迹汉魏，近体则联镳开宝。其群体创作成为其诗学观点的“释证”：吴六益《长安清明》：“独上高原发浩歌，支离南北奈愁何。樽前病起清明过，客里花开夕照多。闽海羽书连紫塞，江淮归雁渡黄河。遥怜弹瑟三山外，细雨扁舟傍薜萝。”高音亮节，颇得少陵气骨。李雯《寒食》：“谁能寒食不思家，御柳纷纷欲作花。天下何曾接烟火，京师不解重龙蛇。伤春满目风尘异，作客深愁云雾遮。忆得故园归梦好，飞飞燕子向人斜。”格清气老，秀亮淡逸，杨际昌谓其“诗宗王弇州、李于鳞”(36)。宋征舆《七夕宴吴兴陈司理署楼同卧子及州守陆君》：“高座凉风百尺楼，乌程美酒客销愁。云霄月上天河澹，牛女星前花雾收。河朔主人能独醉，江南游子共伤秋。夜深玉漏无消息，五斗高谈四座留。”体格高浑，首句显然化用王昌龄《从军行》“烽火楼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之句，结响宏亮，得风雅之正则。陈子龙论宋征舆诗，“大而悼感世变，细而驰赏闺襟，莫不惜思微茫，俯仰深至，其情真矣。上自汉魏、下讫三唐，斟酌摹拟，皆供麾染，其文合矣”(37)。认为宋子之诗做到了性情与形式的统一，这正是古诗规范。
在遵唐的途辙中，幾社文士体现了主体精神的一致。陈卧子“文高两汉，诗轶三唐”(38)；田茂遇“兼青莲、少陵之胜，而轶驾于北地、济南之上”(39)；董苍水“究极于风雅正变之间，爰及汉魏，下讫三唐”(40)。所以，幾社名士彭宾言明季诗坛“诗亡之后，力砥狂澜，功在吾郡”(41)。由于迥异于竟陵诗风，至清初诗坛，“一时作者如繁星之向辰极，百川之赴沧海”(42)。故吴梅村亦称，松江幾社于明季诗坛深具“廓清摧陷之功”(43)。
在诗词复古的同时，幾社文士主张“文以范古为美”(44)，“赋本相如，骚原屈子”(45)。他们认为，前代古文典范唯有两汉，陈卧子在《幾社文选·凡例》中昌言：“文当规摹两汉，诗必宗趣开元，吾辈所怀，以兹为正”，确立了文规两汉的创作准则，并以此标准进行古文研摩。他们的创作风格与时代风气迥异，显示出对二京之文的强烈爱好。杜麟征《壬申文选·序》：“文章起江南，号多通儒，我郡为冠。”宋存标主笔选刻《幾社壬申文选》“开史汉风气不趋时畦者”(46)，所选古文皆异于竟陵时流，结果“海内争传，古学复兴”(47)。
幾社文士在创作方面的诸多努力，很快发展为一种趋势，朱鹤龄云：“文场建鼓，夙仰云间。大雅扶轮，群推海上。”(48) 明清之际，“称文章者，必称两社(复社与幾社)；称两社者，必称云间”(49)。这说明，幾社的创作不仅已经广被认同，而且获得了普遍的感染力。至清初，终于使“天下无论知与不知，诗文一道皆推云间”(50)。
四、幾社文学史地位
在文学史上，对于晚明文人社团的研究多聚焦于复社，先后有陆世仪《复社纪略》、吴梅村《复社纪事》、杨彝《复社事实》等，而专门记载幾社的只有杜登春《社事始末》，近人亦仅有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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