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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毗陵诗派诗论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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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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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变化于古人之法。”只要读书多，有深厚的学养作为基础，即使极其平淡拙朴，也自有不可掩之光华。
清中叶的毗陵诗人钱维乔也重学问根柢，他说：“其根柢无有而袭于面貌，则是空虚耳。昔人以为无实而为文，如镂脂刻冰，费日损功，岂可久耶?”他在评朋友的诗时也说：“今达甫之才如此，其遇如彼，而其诗勤勤款款于身世伦物间，矢中正之音，无叫嚣俳诨之习。达甫之性情于此见，达甫之学问于此徵矣。”钱维乔在性灵诗风盛行的乾隆诗坛，将性情与学问并举，使诗歌既表达性情，也反映诗人的学识。
赵翼博学多才，有史学家的学问和远见卓识。他虽然十分重视诗人的天分，但也不否认学问的重要。他认为标举性情与重视学问并不矛盾，只要学问用得自然妥帖。他评论苏轼和黄庭坚诗时云：“北宋诗推苏、黄两家，盖才力雄厚，书卷繁富，实旗鼓相当；然其间自有优劣。……且坡使事处，随其意之所之，自有书卷供其驱驾，故无捃摭痕迹。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材庀材为主，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此两家诗境之不同也。”在赵翼看来，苏轼和黄庭坚均才富学博，但苏轼运用才学很自然，没有捃摭痕迹；而黄庭坚则过分讲究用典，影响了诗歌的表情达意，“意为词累”。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赵翼的观点是：作诗是需要学问的，但要正确处理学问与性情的关系，学问不能掩其性情，要在表情达意中自然显现。
洪亮吉也认为作诗既要重真性情，又要有真学识。他虽然反对翁方纲的以学问为诗、以考证为诗，但也认为作诗要以学问为根基，要正确处理好性情与学识和关系，“不以学问掩其性情，故诗人、学人，可以并擅其美”。他还说：“当世士惟务作诗，而不喜涉学，逮世故日胶，性灵日退，遂有‘江郎才尽’之诮矣。”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重学问，作诗将缺乏厚重的基础和创作的源泉，先天的才气如果没有后天的学问来滋养，也将会有江郎才尽之忧。学问与性情，两者不可偏废，要于性情中见学识。
总之，清代诗坛，流派纷呈，“虽各有所长，亦各有流弊”，毗陵诗派正是看到了许多流派的不足之处，在综合各派诗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诗论主张，所以持论较为公允，在许多方面有纠正其他诗派流弊的作用。毗陵诗派在“入理”的基础上求创新，在复古模拟成风的时代风气中堪称目光独到。这是既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明七子以及以拟古为特征的神韵派、格调派的反对，又是对以尖新生僻为尚的浙派的批评。诗写性情的论诗主张，是针对当时诗坛影响甚大的格调派和肌理派而提出的。另外，毗陵诗派提倡的性情又具有较高品格，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性灵派末流一味求男女私情的浮艳诗风。既重学识，又要求不以学问掩性情，既纠正肌理派以学问为诗，又避免了空疏浅薄的诗风。毗陵诗派的诗论，持论周全，没有矫枉过正之弊，且比较符合诗歌艺术的发展规律，对清代诗歌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诗学理论史上有较重要的地位，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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