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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争与清代通俗小说的宝物崇拜

时间:2009-8-8 16:53:30  来源:不详

  [摘 要] 明代国人对先进兵器的需求,有了事关国运家运的迫切性。外来火器,在明末辽沈战场上发挥了举国震惊的威力,也受到具体操作者素质、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清代通俗小说的描写却依旧承袭道教和民间秘密宗教中的法术,叙事偏重在以辉煌的结局强调宝物的威力,缺少一种战争工具本身的技术性展示。小农经济下的平民心理,考虑的依旧是眼前易于操作,并不真正关注具体操作过程和操作者素质,把事情简单化和理想化了。同时,将宝贝兵器视为百试不爽的万能法宝,也极为形象地状写出人们受到时代、观念积习的限制,在先进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

  [关键词] 明末战争;清代小说;宝物崇拜;文化反思

   Abstract:The demand for advanced weapons in the Ming dynasty became urgent as to the nation’s destiny. The weapon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gave astonishing play to power in Liaoshen Wars in the Ming dynasty, bu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capability and technology of manipulater. Novels of the Qing Dynast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displaying the magician of the Taoism and that of folk secret religion, and emphasized the power of sacred weapons with magnificent fighting scene, but their description lacked the display of weapon’s technology. Commoners’ concern under peasant economy was more on easy operation than operation process or manipulater’s capability. Worship of sacred weapons as all-mighty power manifests commoners’ limit of the times, tradition as well as their restriction in expectation of advanced weapons.

   Key words:wars in late Ming Dynasty; novels in the Qing dynasty; sacred weapon worship; cultural introspection

  中国古代战争与兵器的关系,乃至兵器改进同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产生了较为直接的联系,这一命题到了明末才开始明显和突出,影响到清代小说的相关想象和文学描写。对于这样一个社会民俗心理与文学关系的课题,似乎探讨得还很不够,本文试就此略陈浅见。
  
一、明清战争的具体进程与兵器的改进要求
  
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明代尤其明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国人改进兵器的视野关注外域,而且对于先进兵器的需求,有了事关国运家运的迫切性、普遍性和实际操作的措施。
史称嘉靖八年(1529年),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即今葡萄牙国名。正德末年,其船队来到广东。地方官员开始效法制炮,其后,“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中,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明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号将军者自大至五。又有夺门将军大小二样、神机炮、襄阳炮、盏口炮、碗口炮、旋风炮、流星炮、虎尾炮、石榴炮、龙虎炮、毒火飞炮、连珠佛郎机炮、信炮、神炮、炮里炮、十眼铜炮、三出连珠炮、百出先锋炮、铁捧雷飞炮、火兽布地雷炮、碗口铜铁铳、手把铜铁铳、神铳、斩马铳、一窝锋神机箭铳、大中小佛郎机铜铳、佛郎机铁铳、木厢铜铳、筋缴桦皮铁铳、无敌手铳、鸟嘴铳、七眼铜铳、千里铳、四眼铁枪、各号双头铁枪、夹把铁手枪、快枪以及火车、火伞、九龙筒之属,凡数十种。正德、嘉靖间造最多。又各边自造,自正统十四年(1449年)四川始。”[1]而实际上,欧洲先进火器的东传,唤醒了一个军事技术的巨大变革时代,如果上升到一定的文化层面上认识,就如研究者所言:“在明朝时期,中国原有的火器没有准星,命中目标的准确率不大,威力也有限,而欧洲的火器已有准星,命中率大有提高,威力远比中国的为大。因此,明朝时期西方火器及其技术之传入中国,对中国军事技术的提高,是个促进。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火器,有枪,还有炮。……炮有多种,主要的是来自葡萄牙的‘佛郎机’和来自荷兰的‘红夷炮’两种。”[2]
火炮这一代表性的先进兵器,是由明代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澳门传入的。《熹宗实录》卷三十三载:“(天启三年夏四月辛未)兵部尚书董汉儒等言:‘澳夷不辞八千里之程远赴神京,臣心窃嘉其忠顺。又一一阅其火器刀剑等械,俱精利,其大炮尤称猛烈神器,若一一仿其式样精造,仍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分列行五卒,与贼遇于原,当应手糜烂矣。今其来者夷目七人,通事一人,傔伴十六人,应仿贡夷例赐之朝见,犒之酒食,赉以相应银币,用示优厚。臣等尽试其技,制造火药择人教演,稍俟精熟,分发山海听辅臣收用。’上俱允行。”《熹宗实录》卷三十四:“(天启三年五月乙未)浙江道御史彭鲲化上言:‘……中国长技火炮为上,今澳夷远来,已有点放之人,宜敕当事者速如式制造,预先演熟,安置关外,庶几有备无患……’得旨:‘所奏修边诸事著内外各衙门著实料理……’”[3]
这些外来的最新式兵器——红衣大炮等远距离作战的火器,在明末辽沈战场上,发挥了举国震惊的威力。这里说的“辽沈”当时多称之为“辽东”,其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是“辽东城”,明末指的是辽阳,是明代人们从中原视点上看所说的;广义则是以今日辽宁为中心的关外之地。而实际上。当时“辽东”的关键之点主要指的是今日的辽西,焦点在宁远——今日兴城至山海关一带。天启六年(1626年,天命十一年)正月二十三,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宁远城,袁崇焕命家人罗立等人向城北后金大营发射西洋大炮,“歼虏数百”。据统计,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仅仅三年之间,明朝发往广宁前线的将军炮、灭虏炮、虎蹲炮、旋风炮、威远炮、佛郎机等共有22 144位(门),其中,天启三年至五年,从澳门购进的26门红夷大炮,调往山海关的就有11门,袁崇焕接受了著名兵器专家茅元仪和王喇嘛等人的意见,在城墙上建台,制作炮车,设置在宁远城上,这种外来火炮,设计优、瞄得准、射程远、威力大[4]159-160。
这里的概括,其史料当主要出自《明熹宗实录》卷十五,其记载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明朝廷发往广宁(今辽宁北镇,即北宁市)前线的火器即有:“天威大将军十位、神武二将军十位、轰雷三将军三百三十位、虎蹲炮六百位、旋风炮五百位、神炮二百位、神枪一万四千四十杆、威远炮十九位、涌珠炮三千二百八位、连珠炮三千七百九十三位、翼虎炮一百一十位、铁铳五百四十位、乌铳六千四百二十门、三四眼枪六千七百九十杆、大小铜铁佛郎机四千九十架……”还有各种战车等军用物资。如此投入,其在制造、运输和训练操作人员等方面,所带来的整体社会效应,是不可低估的。
在袁崇焕获得首次宁远大捷之后,次年即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建州女真兵又攻宁远:“守兵出城逆击之,连战数十合,发火炮矢石击之,积尸布地。四王子驻教场黄帐房,着黄衣督兵攻城,抵暮死者益众,乃撤兵归,终夜东行。至五鼓,营于小凌河,留精骑殿后。时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建州一战,袁崇焕宁远之捷,亦止凭城拒却之。”[5]
对此,史家有论:“明军获得宁远大捷,以上四项因素,都是相当重要的,但最关键的因素有两条——指挥正确与武器先进。这个先进武器就是红夷大炮。红夷大炮是中国军事史上出现的最新武器,也是明军装备中的最新因素。明军首次在宁远之战中使用红夷大炮,并获得成功。明军宁远之战的胜利,是袁崇焕凭坚城、用洋炮的胜利。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用红夷大炮,二是使城炮结合。他从抚、清、开、铁、沈、辽、广、义等诸城失陷中认识到:旷野厮杀,明军所短;凭城用炮,明军所长。所以,‘凭坚城、用大炮’是明军以长击短、克敌制胜的法宝。”[4]182按,这段论述,明显地来自早年辽宁学者的研究成果,说是后金以战车步骑相结合的“结阵”方法来对付明军的火器:“战斗开始,骑兵并不出击,往往用循车抵挡一阵,等明兵发完第一次火器,未及续发第二次,它就突然奔骑而出,如一股狂风刮过来,分开两翼,向明兵猛冲,霎时间,就把明兵冲得七零八落。后金进入辽沈以来,多采取这种‘结阵’法,屡屡奏效。现在……它的猛烈进攻却失去往日的效果。因为明兵凭坚城护卫,既不怕骑兵猛冲,又能躲避箭矢的攻击。还有,它以城护炮,又以炮护城,就使明兵处于完全有利的地位。”[6]200-201可见,先进的武器,还需要与操纵它的人的素质结合,和灵活变通的恰当的战术辅助,才能发出应有的效力。
然而,反面的教训则更是巨大,那就是实际上不成功的火器运用,还是占据明兵辽沈战场上的大部分情况。对此,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一文也指出:“……我自己研究明末1619年的辽东战役,内中有一个明军指挥官放弃火器而以步兵仓促应战。明军分为四路,在一个弧形上展开逾一百五十英里,给努尔哈赤以各个击破的机会。明军用火器时,其效率之低,使满军胆敢以骑兵密集队形冲入阵地,终致明军全军覆没。”以下指出成因,认为这与甲午海战等中国军队失利的原因是一致的:“一个国家的军事组织,应当和它的社会结合为一,有如以骨骼、血脉、筋肉和神经系统相牵连。这就是说要使海陆军发生效率,不仅人员装备的供应须经常不断,即军事技术及军事思想也要和支持它们之社会的水准不相上下,这样才算是成为一个有机体。” [7]并非是兵器本身不先进,而是在战术运用上的失误。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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