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进入90年代以来，回顾总结本世纪文艺理论走向的文章多了起来，但是这些讨论较少注意20世纪文艺理论发展的战争文化背景，和这一背景对整个文论的影响。也许理论总是追求普遍的本性，人们

很难同意存在战争文论这样一种独特的理论形态。因而对文艺理论受战争影响的现象缺少足够的重视。其实，只要有意识地从这一角度扫描20世纪文艺理论所走过的踬蹶坎坷的道路，便能清晰地看到战

争在它身上留下的深深的印记，并能较为容易地解释那些聚讼纷纭颇难解开的理论之结。

　　我们看到，自鸦片战争以后，古老中国就陷入了政治、经济、外交的重重危机之中。20世纪的大幕一拉开，便发生了义和团与八国联军间的战争。紧接着，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国民党对红

色根据地的十年围剿、八年抗日战争、三年国内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场场战争便接踵而至。这些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但是是战争便必然充满暴力、充满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战争给整个

社会留下的印记，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战争改变了人们的心态，让人互相仇恨，变得心浮气躁，产生极强的不安全感与浓浓的敌情意识；战争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较多地看到思维的对立，

并将思维分歧绝对化，看不到对立思维间存在融合互补的可能性；战争容易使思维的对立激化为全面的对抗，产生消灭异端思想进而消灭异端“分子”这样的极端观念。

　　也许有人会发生这样的疑问：满打满算，本世纪中国也只打了半个世纪仗，怎么能将20世纪的文论整个地说成是战争文化背景下的建构呢？诚然，战争确实只打了半个世纪，但是战争对人们的心理

的精神的影响，是不可能随着战争的结束即行消失的。一样的道理，在战争中形成的思想方法，也一定会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继续其惯性的运作。理论思维也不例外，战争期间培养起来的浓浓的敌情意识

，在战争结束后，依然那样亢奋昂扬。嗅觉的灵敏几乎达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可以说，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为战争情结所濡染的非理性思维之中。文艺界的领导，似乎也惯于用人民战争的组织方式和运

动方式来领导和平时期的文艺事业。和平年代中对不同意见的清算与讨伐、用斗争的方式来对待不同意见和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大批判、政治清算等非学术手段在理论研究中的运用。均可以看作是战争

思维方式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反映。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战争固然只打了半个世纪，但20世纪的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却并不平静，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因两大政治集团间的力量磨擦而形成的冷

战思维，甚至国际共运中的原则分歧，也都在国内政治与文化生活中得到反映。在文艺理论讨论中，不是有人对理论观点不加分辨，而专事追索当事人的国际政治背景？巴人、钱谷融等人在“双百方针

”的鼓励下所写的有关文学人道主义特性的文章，也被说成是“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对社会主义的进攻，企图在文学上为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文学见解复辟”。发现敌情的嗅觉如此敏锐，在今天看

来确有让人啼笑皆非的味道。到了60年代中期，思想领域中的敌情被渲染得越来越严重，许多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甚至不得不向多年共事的朋友开战。“文革”前夕何其芳等人对田汉、夏衍的批判

，只可算作无奈绝望之举。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理论界的一些人似乎对发动和参与精神生态中无尽的征战情有独钟，他们挖掘微言大义的本事也在一种不正常的理论生态中发展得特别高强。例如，在党的“双百方针”的鼓

励下，江苏一些文学青年对当时的文学刊物的办刊方针提出了批评，认为文学杂志的“编辑部缺乏独立的见解，显示不出探讨人生的精神”，批评它们是“用行政方式来办杂志”。“聪明”的批判者对

此引伸说：“问题很明白，行政方式，便是‘官办’的方式；所谓‘官办’者，实指共产党领导也。”（注：《“探求者”探求什么》，《新华日报》1957年10月9日。）经过这样一番推导以后，这些文

学青年的“险恶用心”便被昭示出来了。但建国后文论发展的史实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惯于在文艺领域寻找敌情的人士，既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获益者，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受害者。例如，50年代

中期，文艺界挖出了以集团形式存在的胡风“毒瘤”。在这场斗争中，有着不俗表现的理论人士还来不及庆贺自己的胜利，即在稍后的政治运动中，也像胡风那样，被钉在了一个倾圮的时代为他们架设

的祭坛上。1955年，这些人士曾怀着多么令人感佩的政治热情，声讨胡风集团的反革命罪行，而现在他们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十恶不赦的修正主义分子，并常常被划归胡风死党。这结局颇有些阴错阳差

的讽刺意味。而“文化大革命”更演变为一场被真正的坏人利用的混战，而那些曾在前台从事诘问驳难的双方，都注定是这场混战的输家。这些事实不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残酷的战争曾经给予整个20世纪

的中国社会以巨大的影响？它们构成了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背景。我认为，只有在今天历史又复归于常态的时候，我们才获得了对之进行深刻反思的条件。

　　　　　　二

　　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大致有这样四种类型，一种是帝国主义列强间因分赃不均发生的战争，如1905年发生在东北的日俄战争；一种是军阀间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的战争；一种是帝国主义侵略

与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战争；一种是封建专制统治与反封建统治的战争。然而从战争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和战争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看，后两种战争无疑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在这些战争中，战争双方的

矛盾在特定的时期中表现得相当的激烈，没有任何调和、妥协的余地。从力量对比来看，革命的方面、人民群众的方面，长期处于劣势，因而必得要设法保持极大的革命的亢奋。这种情景，让我想起马

克思所描述的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们的状况。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4页。）由此可知，将情绪调动至悲剧的愤激程度，是战场上的弱者为了赢得他所面对的战争所必需具备的精神状态。

　　战争就是这样，不是生存就是死亡。战争意识在这里，首先表现为，在处理问题时，革命者必须依靠自己十分敏锐的政治嗅觉，迅速地划分出敌我界线和是非界线，以便迅速地进行政治动员，组织

起有效的抵抗，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于是，回顾20世纪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况：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一旦出现，人们便会本能地去寻找它同某一政治势力的思想联

系，并自动地集合起来与之进行抗争。理论是非往往通过对政治是非的判别来解决，故而，在现代文论史上，从事理论工作的人们大多葆有高度的政治敏感。这种政治敏感在许多场合确实准确地发现了

敌情，例如由国民党御用文人发起的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便有清晰的政治背景，并包含巩固国民党的文化统治的险恶居心。揭露它的政治底里和图谋因此是相当必要的。但理论是非毕竟不同于

政治是非，这里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秉持战争中形成的两极思维方式，也便必然会简单化地对待那些既包含错误又包含若干合理因子的理论，对学术理论中的不同意见也会缺乏必要的分析，而一味寻找

它的政治动机，寻找它同某一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系。例如发生于30年代的同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的论辩就明显地带有某种政治过敏的症候。“新月派”的文学观与左翼文艺界所持的文艺观点有很

大的出入，他们否定阶级社会中文艺的阶级性，张扬人道主义的文化立场，以“尊严”和“健康”来规范创作的主张，这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条件下，确实具有很大的腐蚀作用。但梁实秋等人不过是受西

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影响的自由派文艺理论家。战争培养起来的对立思维的线性原则，使对梁的批判走向挖掘他们的政治背景，使对梁的理论的批判成了不加分析的全盘否定。今天当我们能够冷静下来

，重新考虑当时所作的结论时就会发现，他们的理论中也包含了若干有价值的因子，如他们强调文艺的审美特征，张扬人道主义美学理想等。一旦越过了战争这样的非常时期，这些理论主张中的合理的

东西就会更多地显示出来。某些左翼理论工作者的政治敏感，有时甚至发展到了胡乱猜疑，不能容人的地步。例如，30年代中期，左翼文艺界的一些重要人物同鲁迅在文化领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

题上发生了分歧，本来，出现这样的分歧在革命队伍中应属于正常的现象，彼此经过沟通协商是不难找到共识的。但是，左翼文艺界中的一些人，不对自己的宗派主义的态度进行反思，而是迁怒于与他

们早已发生过口角之争的胡风。毫无根据地对胡风的政治忠诚提出疑问，最后干脆把胡风说成是敌人的奸细。认为鲁迅的不合作态度正是受了胡风的挑拨。这种情形的出现，难道不依然是战争意识在作

祟吗？即稍有波澜，便立即引发敌情观念。这种思想意识后来便成为一切不愿对理论是非做具体细致分析的人的一种托辞，成为对不同意见展开激烈的排异反应的口实。理论论争不是对理论本身作出评

价，而是专门寻找对立观点的政治背景，这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建国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复如是。本来，在理论界发动对胡风批判的初期，周扬已经明确地说

过，胡风政治上没有问题，因此，对他的批判只是针对着他的文艺观点。但是我们看到，在一个历经长期战争风暴洗礼的文化氛围中，战争意识的巨大惯性总是会影响正常的学术讨论，鬼使神差地将理

论论辩扭向对敌斗争的轨道上去。开始时，批判者往往通过各种暗示，提醒人们注意胡风政治上的异己性。而越往后，对胡风的批判便变成了对他的政治背景的公开的拷问。胡风终于在猝不及防的立体

攻坚中败下阵来，在他所钟爱的文艺舞台上销声匿迹。不过，当年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过胡风的人，也在嗣后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清理运动中，受到同样的对待。受战争你死我活的斗争方式的影响，理论论

争中常常不仅欲使异端思想完全沉寂，而且要使持不同意见的人彻底沉默。战争的逻辑不正是这样吗？战争不仅要以自己的意志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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