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支配的论战便容易越出它的正常的范围。

　　　　　　三

　　与此相应，战争意识还使文艺理论领域发生的论战表现出较多的非理性色彩，对理论是非容易出现情绪化的反应。具体体现为：

　　一、批判多，建设少。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中批判与建设不成比例不相协调已成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在战争心态下，理论研究成了研究者参与战争的手段，因而少了一份应有的冷静与从容。

批判与建设脱节，批判本身成了无谓的（对于理论建设来说）政治口号的呐喊。建国以后，中国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按理文艺理论建设应当由此进入一个新的蓬勃发展的阶段。但是又发生了对国

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上的偏差，认为政治力量间斗争的胜负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认为这种斗争还可能变得更加激烈，因而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而文艺自然还将继续作为其中的一条

战线发挥作用。于是建国后的文坛上，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大批判的悲剧，这大大干扰了理论家用于理论建设的心力。人们从这种批判中似乎总是能发现敌情，而理论界普遍的神经紧张，又使寻找

敌情的工作更趋复杂。质言之，敌情被夸大了。批判成了当时的急务。运动接踵而至，人们因此无暇对文艺理论作建设性的思考。无疑，为了让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念健康地生长和发展，开展对统治文

坛的陈腐的文艺观念的批判是必要的。但是，当这种批判特别应当注意防止将正当的合理的理论批判变成一种情绪化的反弹，变成一种纯粹的政治批判和表达愤懑的呐喊；特别是应当注意将批判提升为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面阐述和建构。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成功的范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已有的理论抱着清醒的批判态度，但他们总是自觉地将“消极的批判”（

纯粹的批判）提升为他们自己的科学见解的正面阐述，恩格斯将其称之为“积极的批判”（注：参见《反杜林论·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思想建构和所有以他们

的名字命名的理论的建设一样，也是在对资产阶级官方美学的批判中所作的积极建树。批判成为建设的契机，他们对文艺学美学的积极建言总是会冲破批判的阈限，展示自己的理论风采。因此，当批判

对象施里加、格律恩、拉萨尔、巴尔、杜林等人被历史远远地抛在了身后，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当“批判对象被遗忘”时，他们在批判中正面阐述的理论观点，却日益显示出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建设以批判开路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不仅牢牢地握有政治上的统治权，而且也建构了体系完备的官方理论。在野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则打出

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旗号，以此作为与资产阶级当权派讨价还价的本钱。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必须以批判为其开辟道路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马克思、恩格斯是批判的大师，也是

建设的大师，他们在理论上的高明之处不胜枚举，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娴熟地将消极的批判与积极的建树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凡尖锐的、严厉的、系统的批判背后，总是隐伏了严谨的、周详的建造

。例如，《资本论》便既是一次最大的批判，又是一次最大的建设。对比之下，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承认，20世纪的中国文论，在批判与建设两方面都没有做得很好。

　　二、相互攻讦多，相互承认少。战争确实在社会人群的大多数之间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在这个界线的两侧，存在的只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和生生不已的仇恨。于是，战争形成了这样一

种在对立的两极间思维的惯性：不仅分属于对立双方的理论人士之间绝不可能在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和文艺观点上寻找到共同的语言，即使是那些在这场战争中态度暧昧、立场模糊的文艺理论家的观点

，也往往难以成为革命者从容扫描、客观评价的对象。因而无暇也不愿作任何沟通交流的努力。像30年代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争论便是明证。这些文学派别中人，尽管政治态度暧昧，文艺观

点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但他们的若干文学观点也还是有可作分析的一面，如指出文学的人学特点，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等。但是，左翼文艺界为了表明自己鲜明的原则立场，在对这些人的政治动机提出

诘问之后，对他们的文学观点采取了不作细致分析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并进而将“宣传论”、“工具论”的文学观点向更极端的方向推进。正是由于缺少对不同意见的冷静审视的心态，中国马克思主义

的文艺理论建设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难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和层次，找到必要的理论参照。理论建设经常处于失衡的状态。50年代中期，不少文艺理论工作者开始注意到当时的文艺理论脱节于国内情

势的变化，意识到战争思维下的文论规范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人们的美学趣味与欣赏要求。于是，理论界的有识之士大胆地讨论起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巴人的《论人情》（注：载《新港》1957年1月号

。） 将“人情味”普泛化，以此作为他的文学表现人性的主张的突破口；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注：载《文艺月刊》1957年第5期。） 提出要将人作为文学思维的中心，认为人即是文学的目的

，反对将人当作某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应当指出这些极有见地、颇具建设性的观点，出发点依旧是阶级论的。即仍然肯定文艺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他们推导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文艺必须为阶级斗

争服务，但其终极目的则为解放全人类，解放人类本性。”“描写阶级斗争为的是叫人明白阶级存在的可恶，不仅要唤起同阶级的人去斗争，也应该让敌对阶级的人，看了发抖或愧死，瓦解他们的精神

。这就必须有人人相通的东西做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人情，也就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本来所谓阶级性，那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异化’。而我们要使文艺服务于阶级斗争，正是要使人在阶级消

灭后‘自我归化’——即回复到人类本性，并且发展这人类本性而且日趋丰富。”倘有思维常态，这样源于马克思思想的持平的观点，是应当为新的理论建设所参考所吸收的。但事实却是这些观点一发

表，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周扬在当时召开的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目前修正主义者正在拼命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和平主

义等等谬论，来调和阶级斗争和革命，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以达到他们保护资本主义旧世界和破坏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周扬认为：“‘人性论’是修正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武

器。他们以抽象的共同人性来解释各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以人性或‘人道主义’来作为道德和艺术的标准，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该报告还将50年代国内关于人性论、

人道主义文学观的正常讨论与苏联东欧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蜕变联系起来分析，将人性论、人道主义描绘成一种十分危险且具有国际背景的文艺思潮。

　　三、仇恨多，宽容少。战争的残酷性，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思想领域，因此，思想对立极易引起政治仇恨，讲宽容是很难得到认同的。我们看到，20世纪中国的许多文艺论战，即使是同一阵营内部的

意见分歧，也往往难以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50、60年代对丁玲、冯雪峰、邵荃麟等人的残酷斗争，便是明证。30年代初期，周扬和胡风一度还是好朋友，但一旦在典型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并发生公

开的论战，朋友间的友情便荡然无存，代之而生的是怨恨、猜忌。论争演化为论争双方的敌视，终于酿成了个人的悲剧。其实，用今天的眼光看，周扬、胡风关于典型问题的观点，各有可取的地方，也

各有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他们的观点本可以实现互补，但是心态的失衡，使通过论争实现认识发展的机遇轻易丧失了。我们还注意到，战争意识表现在理论论争中，总是必欲置论敌于死地。在精神文

化领域居然也有“杀俘”的情况。所幸的是它很快引起了有关方面的警觉，专门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泯灭思想界早已根深蒂固的对论敌极端仇视的心态。

　　　　　　四

　　战争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战争瞬息存亡，它总是带着强烈而明确的功利目的，从而使人们对真理的探求也变得急功近利起来，而一旦它成为主导精神而左右了人们从事的理论研究，中国文

艺理论的建设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第一，文艺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引进，往往显得十分匆忙，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冷静的选择。回顾历史，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下，亡国已成了现实的危险。中国的知

识分子正是怀着救亡的迫切心情，通过十月革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对付强权与国内封建统治的革命武器。战争环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进，缺少了一份约取慎择的从容。首先，激烈的阶级

斗争迫切希望文艺成为这个革命的一条战线，其结果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功利观的片面理解。同时也为国际上正在流行的各种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庸俗社会学理论的渗透创造了条件。这些理论往

往表现得十分激进，正好适应了战争环境中失去了心态平衡的人们的需要。其次，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者本身，在战争环境中是不可能置自己于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外进行纯理论的研究的。他们往

往生吞活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便迅即投入与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斗争，热情有余，缺少的是对它的认真消化和深刻理解，以及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具体实践

创造性结合的理论自觉。由于理论与实践尚未磨合，对引进的理论没能进行中国化的加工，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也就难以避免。再次，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在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

观的不断斗争中获得生长发展的。为了同后者斗争，马克思主义者需要鲜明地打出自己具有独立色彩的旗帜。反映真实、为政治服务这些口号的提出都有它们的历史因由，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但矫枉过

正，也容易造成理论上的失控与偏激。

　　第二，在多事之秋进行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不仅在向外部寻找新的重建坐标时，表现出过于仓促的特性，在建构自己的新体系时，也难以摆脱急功近利的时弊。整个社会都被一场场接踵而至的战

争搞得焦头烂额，在许多时候，革命常常处于即将全面溃败的险境，只是靠着革命者的坚强意志和临危不惧地处置突发事件的本事，才得以转危为安。安全得不到保证，生存也极困难。在这样艰难的条

件下，理论工作者根本就不可能有从容思考理论问题的可能，理论建设也显得极为浮躁。突出表现在对文艺的感悟往往是浅尝辄止，即稍有感悟，不及深味，就匆忙发表意见，并立即宣布自己发现了真

理，而将此前别人对文艺的一切解释，统统指为荒谬。理论准备不足是一个不容违避的事实。

　　第三，战争背景下进行理论建设，人们很难有理论研究应有的兼容气度，理论建设也因此少了必要的多重参照和制衡因素。兼容本来就是人的性格中一种相当难得的品格。逆耳之声对浅薄的自尊无

疑是一种极大的伤害。然而，理论的发展却需要广泛地听取不同意见。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认为，即使是真理，我们越是能经常倾听懂得它的人们对它表示赞成或反对的各抒己见的论辩，就越能对它

了解得更深刻、更彻底。晚年恩格斯已是欧洲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但是当有人对他和马克思早年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出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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