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并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了更加清晰更加完整的表述。真理通过论辩得到了发展。而恩格斯所表现出的虚怀若谷的襟怀，也益发显出他在理论上的自信。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因有战争的背

景，争夺话语权威不仅被视为获得理论参与权的前提，而且更多地被赋予政治上的含义，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争理论胜负的阈限，甚至成为围剿不同意见者的借口。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

经取得了话语主导权，在一个更需要百家争鸣以获得理论发展的动力的时候，人们对不同意见的存在却显得很不习惯，更不用说耐心听取对手的往往不免于火气的论辩了。一有争论就问居心，就要查问

当事人的政治动机与背景，并立即作出激烈的排异反应。久而久之，又有谁敢铤而走险，表达什么不同意见呢？一边倒的平静固然让人陶醉，但这种让人陶醉的平静也正是窒息理论生机的最危险的杀手

。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周扬在新时期复出后不久的一次讲话中，特别指出，要容许争论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领导者不要对理论是非匆忙表态（注：载《美学》第3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6月版。

经历过“文革”劫难的周扬，写出充满反思精神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成了他理论生命的绝响，为这位追求真理的老一辈理论工作者有争议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缺乏兼容的气度，也必丧失反思精神。从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实际看，建国以后，如能以严肃的理性的态度，结合发展了的情势，对一些聚讼纷纭的理论问题，作一番新的审视，一定会有别

样的收获。遗憾的是，并不是人人都具有反思的品格，不少人似乎更乐意固守旧有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观点。不仅如此，有人还刻意阻遏这样的反思。80年代初，一部分理论工作者经过对新中国文艺实践

的曲折经历的反思，欲对人性、人道主义的美学价值重新作出评估。但文艺思维的这一新动态刚一出现，便立即遭到了强烈的反弹，一度趋于活跃的讨论也便无疾而终。在这里，我想说说周扬，周扬不

是完人，也应当对他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负责。但新时期的他，思想解放，敢于负责，积极参与了对庸俗社会学的清算，表达了不少迥异于前论的观点，却因此受到了一些人的嫉恨。

　　回顾这样一段充满坎坷的理论历程，心情不免会为之沉重。但是可以告慰先贤与世人的是：战争已离我们远去，文艺理论建设中的战争思维模式亦正被扬弃。一个宽松和谐、可以进行建设性对话的

理论氛围的形成，从一个方面昭示出我们这个民族蕴涵巨大希望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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