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辽沈战争与清代通俗小说的宝物崇拜 |
 |
时间：2009-8-8 16:53:30 来源：不详
|
|
|
的兵器不是空的，要切实地运用到实战中去，才能发挥兵器本身的威效。
然而，这也需要从多方面寻找原因。火炮为代表的远距离作战兵器，灵活机动具有实战效验。然而由于本身未尽完善，或还要受到下雨等天气和外在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具体操作者的素质、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未必火器就要胜于冷兵器。《海角遗编》第七回十八骑清兵截击明人官船，如风似火：“船上所恃惟铳，较其来近，正要发时，也是天数，风色又不顺，正下着一阵大雨，药线俱湿，炮不得发，岸上箭似飞蝗，船上虽有弓箭，已着了忙，就有好汉，不比平地可以立住脚头，须臾，骑鼓中军顾三爷、伏波营总兵沈俱用铁鞭四十余斤者，几筹好汉，俱中箭而死矣。”
后金（清）军仿制红衣大炮。皇太极在宁远、宁锦战役失败后，认真总结经验，由于忌讳“夷”字，故谐音为衣，称为“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40门在沈阳建造而成，定名曰“天佑助威大将军”，皇太极在八旗军内设置新营“重军”，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新兵种。这是在辽西战争中得到的一个惨痛教训之后，开始刻不容缓建造的，因此，其实战的意义殊为巨大。
相比之下，火器运用上最初处于明显劣势的后金方面，却是迅速学习，及时赶上军事史上的这一重大变革。就在这上述40门大炮造成的半年之后，天聪五年七月末，祖大寿修筑大凌河城，尚未完工，八月初皇太极就把这四十门大炮运往大凌河战场，用红衣大炮轰击大凌河城，摧毁了城上的雉堞、敌楼，而祖大寿组织的四次突围均遭失败。援军吴襄大营也被佟养性所发的大炮轰击而毁［4］120-122。
这体现了女真贵族在历史挑战面前及时而有效的“应战”。与明朝拼人口实力，满族是拼不起的。《满文老档》卷二十一载努尔哈赤慨叹：“我方以民少为恨。”而诸如沈阳、辽阳等相继落入后金之手，当地的汉族居民却往往逃亡关内或避居海岛，甚至逃往朝鲜。《满文老档》卷二十四载录努尔哈赤在天命六年给朝鲜国王书信中就说：“闻吾所获辽东之人，多往尔处。”因此，在人力上后金是大大逊于明朝的，其出动的兵力也不是以人多取胜，如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诸贝勒统八旗大军进攻宁远，许多研究者根据袁崇焕回答努尔哈赤的话，是十三万，而据专家仔细考证，不过五六万人，但已经是“倾注全力”了［6］195-197。其采取了很多办法，然而，改进战争工具的迫切性，却是首要和直接的。
二、火器崇拜及憧憬在清代小说中的多重艺术表现
文学是现实的折光反映，也往往曲折地折射出一定的社会心理。清代叙事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对于战争武器及其效果的刻画，集中体现了清初以降人们对于先进武器的重视、憧憬、期盼等民俗心理。
首先，也不排除一定程度上的写实。如清代七峰樵道人小说《海角遗编》第二回就描写了扬州已破，镇江遭到进攻首先从炮击开始：“清兵列阵于半江，发大炮直打到北岸，于是百姓家家户户拈香顶祝，望其死守……”（第686页）小说第四十九回又写清兵进攻江阴：“豫王大怒，特调贝勒王统大兵，又将江船装载火药、铳炮无数，期在必克。一到，……把城池围得铁桶，四面俱布置大炮，于廿一日子时攻城，城上亦将铳箭打下，自子时至辰时，百里内外惟闻炮声如万雷俱发，两边人马死伤无数……城内火药及长兵已竭，城上人立脚不住，凭外边火炮打到，午后城垣俱已倾塌，四面鼓噪，一涌上城……”［8］可见，到这时清兵已迅速学习了明兵辽沈战场上的长处，重视火器的运用，而且在火炮装备上胜过明兵和地方武装，因为惶惶不可终日的南明王朝已顾不上发展兵器了。
其次，作为平民意识表现的清代通俗小说，是现实和民俗期盼的折光反映，其所描写的未必就与战争实践中的兵器同步，更多的还依旧承袭着道教和民间秘密宗教中的法术。当然这也离不开明末清初战争的震撼和刺激，但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平民心理，考虑的依旧是眼前的易于操作，当下见效。于是，火器描写在小说中，由神怪题材转移到历史演义的神怪式状写刻画上。即使神怪大队人马作战，展示的却只是单兵作战的近景场面。
《说唐三传》第十二回写苏宝同“背上插一个葫芦，他把葫芦盖开了，口内念动真言，飞出两口柳叶刀，长有三寸，阔如蒜叶，倒有一丈青光簸满”，将尉迟兄弟乱刀砍死。第二十七回写番后苏锦莲的葫芦能放出无数火鹊，把周青等八个总兵烧得焦头烂额，一万兵折了八千。第三十二回写朱顶仙的红葫芦打开盖，“放出无数烈火，顷刻之间，满阵大火。兵马三千，偏将十员，俱皆烧死。只有薛丁山陷在阵中，幸得身上穿着天王甲，纵有烈火不能上身。”第三十三回写仙人谢应登解下葫芦，“揭开水晶盖，放出雪白一道亮光，变成四条白龙，张牙舞爪，顿见满天乌云，落下倾盆大雨，立刻将烈火消灭。”第三十六回写扭头祖师的两个葫芦，一个藏北海之水，一个藏南山之火，名为水火葫芦。第四十六回写樊梨花揭开葫芦盖子，放出无数火鸦，把杨藩的阴兵烧得无影无踪。第六十九回写谢应登仙翁把葫芦供在桌上，请宝贝转身，“只见一道红光，从葫芦里飞出，变成剪刀，双翅奔来，野熊（仙人）一见大惊，转瞬头已落地。” 小说还注意将英雄的坐骑赋予火器发射的功能。《说唐全传》第十九回也写尚师徒的龙驹风雷豹，头上有一综黄毛，将黄毛一扯即口中能吐烟。第二十八回写这马：“头呢像个马头，身上毛片犹如老虎一般，一根尾直像狮子尾一样，四个大蹄犹如铁炮头一般。顶上却有一个肉瘤，瘤上有七八根白毛，如银针一般硬的。若上阵，得胜便罢，若战不过时，就将那肉瘤上这几根白毛一扯，这马一声吼叫，口中吐出一口黑烟。那些凡马见了，便屁滚尿流，就跌倒了。真算是一匹宝马！”坐骑直接吐出烟火，人们眼见的只是烟雾，简便易行，战果却是即刻奏效。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努力试图写出火器类宝物给大兵团带来杀伤的。如《说唐三传》第四十六回写樊梨花与杨凡对阵，收了金棋子后，杨凡以阴兵杀来，樊梨花将一个葫芦揭开盖，放出无数火鸦，把阴兵烧得无影无踪。《说唐三传》第六十四回写苏宝同与罗章交战，三十余回合不能取胜，他从教主金壁风祖师借来的神兽黑狮子发挥了威力：“那黑狮驹双蹄起在空中，鼻内喷出烟火。罗章两目难开，回马就走。三军烟得无处投奔，自相践踏。伸手不见五指。那火一发利害，大者车轮，小者炭火，飞来粘在身上，烧得焦头烂额，一万人马，去其大半。”［9］毋庸置疑，这一“怪兽喷火式”的描写，具有多重现实成因。而其中较为直接的民俗心理成因，就是明末清初战争中火器尤其大炮的运用，所给予人们心理的深刻印象和持久记忆。
然而不难看出，清代通俗小说作品的叙事重点还在于以少总多，虚写胜于实写，结局重于过程刻画，往往偏重在以辉煌的结局强调宝物的威力，而缺少一种战争工具本身的技术性的展示。这是因为，体现明末辽沈战争记忆的通俗小说，其创作者并无先进的科技意识，他们只不过道听途说地了解到一些火器运用于战争的实际威效，而并不真正关注具体操作过程和操作者的素质，小农意识的封闭和平民心理想象，容易把事情简单化和理想化了。由于实际参战者很少生还，幸存者又难于与小说家接触，小说家们把战争想象得如同道士作法一般操作简单，战争工具也用不着去人为地改进、更新、维护和操作训练。许多只有在实战中才会总结出的细节关键之点，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被忽视了。通俗小说只重视具体征战上个别性的结局，将宝贝兵器视为百试不爽的万能法宝，也极为形象地状写出人们受到时代、观念积习的限制，在战争工具想象和实战中先进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可以认为，文学想象与现实进取之间并非绝然没有联系，以这种简单化理想化的阵上宝物叙事，怎能在先进武器的实战运用上迈出应有的前进步伐？其虽然曲折反映了人们的愿望，但不过是廉价而热闹一时的感官刺激，缺少深刻的历史反思。
这一缺憾，直到进入到19世纪的俞万春（1794－1849）写《荡寇志》才开始部分地予以填补。他把真正意义上的火炮描绘到小说世界中。小说第一百一十七回写了“飞天神雷”的准确度。说是慧娘“会勾股算术，算那雷子落处，远近尺寸，不爽分毫。前日白瓦尔罕用火鸦，亦是此术。不然，那火鸦如何都落到竹笆上，不飞到别处去？”［10］火炮的射程和准确度，才是杀伤力大小的关键，这种认识昭示了时代的进步和外来先进科技意识对于小说的渗透，于是小说所关注的也就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法术和斗法之争了。
三、兵器想象在清代民间心理中的嗣续传播
何以明末清初巨大威力的火炮，在晚清之前的小说中被宝物幻想所折映，其威力表现受到遏制，而渗透进了大量法术为主的成分？这不能不从女真贵族入主中原后，其特定的心态和相关政策上找原因。
清代终始，满汉民族矛盾，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面对人数众多的被统治民族——汉族，满清统治者一直不敢放松警惕。因此，虽然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拥有利器火炮是有利于巩固统治的，但因为更多的顾虑，却并未付诸实施。
首先，宝贝兵器想象是一种内心情绪的宣泄、抒发。明代皇帝大多比较懒，大权旁落于宦官内竖，丞相专权如严嵩，之所以权倾朝野，都与皇帝不理朝政有关，言论相对自由，文人可自由结社，像海瑞这样竟敢朝廷上直面批评皇帝；而清朝皇帝则大多勤政，他们毫不疏懒，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则自然要严厉得多。如雍、乾年间文字狱之严酷，简直无以复加，文人结社之类不仅没有推行，实际上根本是想也不敢想。汉族文人即使辛辛苦苦通过科举踏入仕途，也大多数得不到真正重用，功业宏愿难于实现，于是内心郁结只好变形地抒发出来。叙事文学的宝物想象和神幻虚构的繁盛，即其一也。
其次，清代统治者以白山黑水间女真族的骑射为长项，虽然明兵运用的先进的火炮之类的火器，在明清辽沈战争中让他们一次次吃了大亏，但他们深心里依旧不愿意发展火器，因为如果火器发展起来，那些他们认为文弱的汉族人（人口占绝对优势）也会随之掌握，北方满族的骑射优势就会相形见绌，发挥不出来，在他们看来，毋宁继续保持满族骑射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廷还组织蒙古首领们来参观大炮的威力，使其恐惧而心悦诚服。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载：“福文襄王总制云贵，值南掌国贡驯象四，并言被交阯诸国劫掠，无御敌器，以馀象一求予巨炮。文襄檄谕，以国家法制森严，赏赉有节，兵火利器，不容妄求，还其象，不予之炮，上讳之。” ［11］可见清廷是多么忌惮火炮等先进兵器的“外流”。
因此，对于“红夷大炮”、各种火炮“大将军”的深刻记忆，在清代中期就变得愈益遥远。但是，那些中原和南方的汉族文人却终究还是无法彻底忘记，这些被压抑心底的“种族无意识”在承平日久的清代中期，禁不住又时时焕发出来，需要在神怪想象中得到部分的满足。小说中的形形色色宝贝兵器意象和斗宝场面，也就被不约而同地赏爱。
其三，也不排除，一些满族的有识之士，还是时不时地谈论先进火器，期盼走向富国强兵之道的，这给予小说创作者以不可小觑的启迪。如道光年间满族人奕赓《佳梦轩丛著》还在津津乐道于火炮，但是以占有为自豪，并未具体写其实战中的威效：“本朝军械火器最利，其大者有武成、永固大将军，炮重七千斤，红衣炮重五千斤，神威大将军重三千八百斤，神威无敌大将军重三千斤，神威将军重四百斤，神功将军重一千斤，冲天炮重三百斤，又有九节十成铜炮、铁心铜炮，得胜铜炮、发熕铁炮、子母炮、严威炮、奇炮、龙炮、台湾炮、行宫信炮、抬炮、回炮、迅武大神炮、宣武大神炮、绥武大神炮、耀武大神炮、成武大神炮、常胜威远炮。又有御制金龙炮，长五尺八寸，重三百斤，食药八两，子重一斤。御制制胜将军铜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