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孙子》
本书的法文标题 Stratégie de la déception与英译本标题 Strategy of Deception，还原为精确的中译，即《孙子》所谓的：诡道。作者维希留(Paul Virilio)在用此为书名之前，曾经用作《战争与电影》1 第一章的标题：〈兵者，诡道也〉( Military Force Is Based Upon Deception )，并注其出处为《孙子》。
当代思想界，少有人如维希留这般全神贯注在科技的进展如何改变战争形态的问题上。他创造了许多撼动思维的新概念，然而古文明的韬略兵法，并未因一日千里的崭新科技而过时。维希留评述战争的深度，来自其融会新科技的社会意涵、各文明的经典韬略，以及科学训练，特别是天体物理学的背景。2《孙子》是维希留熟悉的典籍，有几处受到他较深入的发挥。以下三节，我用他曾引述的句子来阐释他思考的一些背景。

II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维希留在引述「兵之情主速」的同时，引进了一个希腊字源的新词汇「速学」"Dromology"。3 "Dromos"在希腊字的意思是「竞速」、「快速运动」。维希留将「速度」视为时间政略的关键变项，动静、加速、减速、机发、疾徐、劲疲、节奏。速度是战争科技的重要面向，从数千年来局限于生物代谢的人体运动、步旅、骑兵，到过去一两个世纪出现机械相对速度的火车、飞航，再进展到电磁波的绝对速度。廿世纪四０年代，海军打击力的速度，仍然用「节」（knots，海里/小时）来计算，六０年代则用「马赫」（machs，物体速度/音速），亦即每小时数千公里来度量；而依据高能研究的进展，不久将会出现光速的雷射武器。换言之，两个世纪之内，战争的速度从生物的运动，发展到机械的运输(transportation)，再发展到电磁的传导(transmission)。知觉的哲学问题，不再是在什么「时空距离」之下认知事物的真实性，而是在什么「速度」之下认知事物的真实性。速度不是现象，而是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是构成现象之关系的相对性。今日，《孙子》所谓战争的「诡道」，已属于电磁环境里的战略，「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由光电速度决定的「潜在-实现」(virtual-actual)区间，取代了真伪判断的相干性。

「兵之情主速」结合了另个概念，意外（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维希留的「速学」也重新思考速度与「意外」(accident)的科技意涵。他认为「意外」经常被当作科技的代罪羔羊，但其实是科技的诊断书。4 我们从沉的船比浮的船学到更多，从摔的飞机比飞的飞机学到更多。正如发明了火车的同时也发明了出轨，发明了船舰的同时也发明了船难，发明了飞机的同时也发明了空难，发明了核电厂的同时也发明了核灾变，那么如今的科技已足以令人臆测许多「潜在意外」(virtual accidents)，包括了大断电，核生化灾变，大坝高楼灾变，生态灾难或金融风暴。以兵法韬略而言，所有「潜在意外」都可能成为战略经营的手段。然而已进入全球电磁层的科技环境，「意外」不再如以往火车出轨或船难那样限于在地，而可能以电磁影像传导的速度成为全球幅距的总体意外(general accident)5，而其炼锁反应的速度可能排除了任何战略认知与政治行动所需的审思区间。这种在剧变性事件的实时 (real time) 中取消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即所谓的「紧急国家」（State of Emergency）。6 维希留认为全球金融风暴的例子可以说透露了些端倪，但我们对于「潜在意外」威力的理解仍然远不足够。我们还不知如何设想在信息科技的电磁环境下，各种战略的或客观的「潜在意外」。

III
兵者，不祥之器也。(Weapons are tools of ill omen.)
维希留引述这句并注其出《孙子》7，其实原出老子《道德经》，当然《孙子》中多处表达类似精神。维希留将这句话作了细致的解析。兵，军武，远在其被使用之前，就被当作令人害怕与恐惧的威胁。「不祥」或「凶」的特征可分为三层。
其先，在其被发明与生产的时刻，武器的功效就已经是种威胁；
其次，武器被用来针对敌人进行威胁；
其三，武器在使用中发挥致命与摧毁的效果。
吓阻与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竞赛）的逻辑，即表现于这三个层次的相互炼锁。为了压制实际用武的恐怖，必须以军武来威胁敌人，而若要持续保有军武的威胁与吓阻战略的效力，必须持续发展新武器并增进其效能，亦即不断发展日趋复杂精致的战争手段，寻求地缘战略的突破，科技与后勤操作的突破。8 古代的吓阻是「止戈为武」，但今日的吓阻，军事工业阶段所谓「恐怖平衡」的幻觉，反令各方不敢停止军备竞赛，使得军武的数量与毁灭性效能皆呈指数性的增长。我们已经证实不仅没有能力销毁任何已生产出来的武器，更无能遏止不祥之器无限增生且不断升级的威胁，这情境亦即维希留所谓「最恶劣的（无）政治」(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9
台湾认为所面对的五百枚飞弹是敌方针对性的威胁。数量上的象征性经常被夸张宣传。然而技术上导弹只是载具。中国大陆拥有各种毁灭性弹头，我们却像是置之度外。其实若要实际发挥武器致命与摧毁性的效用，两三枚特殊弹头的导弹即已绰绰有余。五百枚是不相干的数量，除了让台湾虚构起参与美国为首的TMD区域飞弹防御体系的军购升级假象。事实上，地缘战略与军武科技竞赛的真正参局者是美国与中国；核武的拥有，其针对性不明的部署尽管超乎台湾的战略认知，却是真正参局者的战略关切。台湾想象其自身是与中国大陆对抗的参局者，却比较像是代理战略的棋子，或受指示分担钜额军税的纳贡（受保护）者。从军武应购的型录、被禁止自行研发或被禁制购得的武器，到军事战略与情报的依赖，乃至先制性军事行动的剥除，都说明了台湾军事主权的空洞。维希留批判「非自愿地被拖入吓阻赛局是毫无荣誉的奴役」。台湾当局却以政治兴趣的公投来布置虚幻的军购认知，或企图以钱坑般的军购（贡）换得象征性防御体系，并奉之为吉祥之器。若维希留对科索夫战争的评论有所启发，那么值得我们设想的情节，与其说是TMD飞弹防御网四处捕接五百枚飞弹的奇观（那成功率可低着呢），不如说更可能的是各种突发的战略性意外事故，例如持续发生全岛电力瘫痪之类的情节。

IV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攻心为上…
维希留指出，从马基维利到丘吉尔，任何一位战争史上关键时期的军事理论家都强调：「军事力量不在于赤裸的武力而在于精神的力量」。没有任何战争可以无须表征的力量，没有任何精密武器可以不藉由心理上的迷惑来发挥其效应。10 战争与备战，都是争取精神优势的斗争。
武器不仅是摧毁的工具，也是知觉的工具，是透过化学与神经过程而令感觉器官与中枢神经接收的刺激物，影响人类反应以及对于事物的知觉识别与区辨。例如，二战期间德国的JU87-Stuka俯冲轰炸机，向目标俯冲时刺耳的尖叫声，即设计来惊吓瘫痪敌人的。又例如1945年八月六日与九日分别在广岛与长崎投下的原子弹，不仅是个完美执行的科技惊吓，也是个令敌人心智溃缩的道德震惊，使得先前的地毯式战略轰炸顿然失色。11
恐怖主义是另一种攻心的战略。爱尔兰、巴斯克、赤军旅等地下激进组织，都曾用令人发指的残酷手段，谋杀或虐刑人质并以之宣传，将影像传播于国际媒体，使得宰杀牺牲与死亡挣扎的景象成为世界注目的画面，以达成攻心的震撼12。 近日我们熟悉的，在伊拉克与联军交战的地下组织，绑架美国商人，斩断其手足，将毁尸游街示众的影片全球播送，并以限时杀害被绑架的各国人质来威胁各国自伊撤军。这种恐怖手段足以困扰各国的政治决策，特别是引发了日本国内庞大的撤军呼声，说明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攻心效果。另一方面，恐怖主义的操作唤回了古老宗教与部落祭献的景象，也令人忆起战争如何在集体出神、血腥与众声齐呼的操作下表现狂热症候的景象，牺牲与行刑，在充满着暗示与幻觉之中企求亢奋信徒的心理、鼓舞战斗的刺激效果。
战争永远无法与魔法景象切离，因为战争的目的即在于制造魔法景象。在俘虏敌人之前，先惑其魂魄、乱其心智，在实际死亡之前，先灌注死亡的恐惧。诡道也…乱而取之。

V
维希留在观察科技的进展如何改变战争形态的问题上，总是关连着深远的社会政治意涵，例如战争与媒介科技如何改变公共领域以及政治体制。德希达等欧洲知识分子在后冷战时代开始思考欧洲的政治幽灵如何从疆界限定的地缘政治转变为全球化电磁媒介无疆弗界的作祟政治(hauntology)13，维希留却早在其《碉堡考古学》(1975)14即已指出：欧洲的未来不会是由各国的外交部长来决定，也不会是在战场上决定，而是在信息的电磁频谱上，由说服与劝阻的摄控战(cybernetic wars)来决定。他预见了日趋复杂的当代虚拟实境：由似真的实况新闻和诈伪的军事行动交织而成突发性「媒介演出的战略事件」（media-staged strategic events），且用这概念来评论1991年波湾战争（而我们却联想这是否也是台湾三一九事件的精确评论）。当军事战略家与智库蛋头还搞不定用网络战还是信息战来命名一种无需交战的新型战争时，维希留却已提出了「数据突击」或「信息政变」(data coup d'etat)的概念，来指称透过媒介复合体(media complex)制造困惑，不战而瘫痪敌人的手段，15 甚至预言一种借着媒介复合体的综效而合成的「整合性意外事故」(integral accident)（例如台湾三一九事件，由SNG实况转播、国际媒体记者会、国安热线、录像带、地下电台等媒介复合体的综效而合成，事件关键不在于迄今动机不明、破案无期的枪击，而在于媒体记者会上总统府秘书长传达「子弹在总统身上」，这件信息构成「整合性意外事故」的操作张力）。

布什亚(Jean Baudrillard)曾指出，藉由超真实的拟仿，政治已然迪斯奈化了：由于无法找到真相，而且受到拟仿的诱惑，我们失去了区辨脚本模型与真实的能力。16 维希留则指出，特别在战争（选战？）期间，政治的大舞台装置(mises en scène) 以及国家宣传转化为「活人扮演的画面」(tableaux vivants)，实现了电影的梦想。此所以大战期间的法西斯政权，从头到尾以好莱坞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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