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应进一步深入思考——“尊唐”、“学宋”及其它除了“前衰后兴”发展变化之外，学宋、尊唐是拙文陈述元诗前后期不同特色的根据之一
    在这一点上历来存在着不同看法。门先生不同意拙文的观点，提出自金末元好问以下，前期南北诗人诸如郝经、刘因、赵孟頫戴表元辈皆主宗唐的言行，所言自有道理，也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但他就此认定“学唐、宗唐是元代诗歌的一贯之风”，却值得进一步研究。
    不错，前人有关于元好问宗唐的论述，元氏编选《唐诗鼓吹》以教弟子亦为事实，但前人同样也有元氏学宋的记载，他也编过《东坡乐府集选》、《东坡诗雅》等书。元人程钜夫《题元裕之赠刘济川诗后二首》其中明云：“元子（好问）文章学老坡（苏东坡），百年人物擅关河。”清人翁方刚即归结了宋金时“程学（理学）盛南苏学（东坡诗）北”的社会文化背景，并有诗赞道：“苏（轼）学盛于北，景行（元）遗山仰”（《复初斋集·斋中与友论诗》），“遗山接眉山（苏轼），浩乎海波翻。”（《复初斋集·读元遗山诗》）清人周寿昌在列举了元好问承袭苏东坡错误后更反问：“夫遗山用典，尚承东坡之误，谓非服习坡诗有素者乎？（《思益堂日札》卷六）显然，遗山有着浓厚的学苏即学宋的倾向。当代学者郭绍虞先生说得更加系统和明白：“北宋苏氏之学传至金源，在赵秉文则暗袭其说，在王若虚则用以建立起批评，在元好问则用以抒写成作品。[6]（P.290）由此可见，说元好问学宋同样有其根据。历来评论元好问诗歌，多有直接承苏还是跨代远绍晋、唐或陶、杜之争。此外，对于上面提到的元时南北诸诗人，我们同样可以在其作品或后人评说中发现同样既宗唐又学宋的迹象。号为“元诗四大家”之首的虞集如是说：“国初，中州袭赵礼部（秉文）、元裕之（遗山）之遗风，崇尚眉山之体。”（《道园学古录·使还新稿序》）这样，皆和上述门文所引明显地产生了矛盾。
    不仅如此，如果单从表面上看，由于唐诗歌史上已创造的公认成就，“尊唐”成了唐以后所有学诗者的共同口号。尽管我们今天说宋诗是继唐诗之后独具特色的又一代诗歌，但在当时，宋人也在标榜以唐人为法。从西昆派、江西诗派，到四灵诗派，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贯穿宋诗始终的“学唐、宗唐”气息。即使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陆游这样一些宋代诗坛领袖，同样不脱“学唐、宗唐”的风气。苏轼就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诗赋似李白”，其在《论学诗》文中还称：“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学诗当以子美为师！”王安石亦颇推崇杜甫，曾说“杜甫则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盖其绪密而思深，非浅近者所能窥，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一引）陆游的诗风，时人杨万里即评为“重寻子美行程旧”，又有“小李白”之称。所有这些，如果不细加分析，则无疑宋代也是“学唐、宗唐”的时代。依此类推，则元明清三代莫不“学唐、宗唐”，我们的讨论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今天看来，所谓“学宋”（包括“承金”，金人直承北宋，“承金”也是“学宋”），就是承袭宋、金时人的致思方式，爱对唐人评头论足，然后选定自己的效法对象，并不是时时处处打出“学宋”的大旗。“学宋的人一般不讳言学唐”[7]（P.556），理解这一点，我们即可以对有元一代的“学唐、宗唐”言论作出分类。一是承袭金宋余绪，尚未完全脱离前代人致思方式。不管是顺承（效法）还是逆承（反对），这部分人的“学唐”要通过“学宋”这个实际存在着的中间环节，打上宋金的时代风气；另一是直接唐人。这部分人基本上已脱离了前代人致思方式，并很少带有宋金人的社会风习，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如果我们这样的分类无大错的话，则元代前期的“学唐、宗唐”言论大致可归入第一类，而后期的“学唐、宗唐”言论则大致可归入第二类。当然，作这样归纳仍旧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因为既是宏观概括，总不能做到完美无缺，总有特殊的情况存在。我们将前期的“学唐、宗唐”言论从整体上归入第一类，主要是考虑此时期南北作家来自原金、宋故地，有的更是前朝遗民，一生跨越两个朝代，在思想上和生活习俗上都不可避免地还带有前代人的痕迹。在金末王若虚、元好问及宋季由四灵诗派、江湖诗派鼓噪的“学唐、宗唐”言论已是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南北诗人诸如郝经、刘因、赵孟頫辈当然不能自外于时代，或者更进一步说，他们有意无意地都把自己当作前代人的一员在其中进行争论和总结。但他们毕竟又已经成了新朝的臣民。这种承袭前代的做法即使他们有别于前代，更无论如何都不能和第二类人们一视同仁。与其说他们都在“学唐、宗唐”，倒不如在广义上将他们归入“学宋”的范畴为更妥。
    至于戴表元的问题，也许应当多说几句话。他在《洪潜甫诗序》一文中实际上公开提出了“宗唐得古”的创作主张，邓绍基先生将“宗唐得古”归结为支配有元一代诗坛的潮流，门文引为其反对拙文分期标准的论据。但是这个问题学术界亦有不同看法。今人裴斐先生主编之《中国古代文学史》即认为“宗唐得古”这种提法由来已久，“苏轼虽未声明‘宗唐得古’，却因宗唐得古而取得成就，其宗唐，意在宗杜。”“元遗山学苏，主要沿着宗唐得古的道路，推动着金末元初的诗歌的进步与发展。”（戴表元《剡源集》卷八）是此，“宗唐得古”就不是元人的专利了。戴表元不过是沿袭苏轼、元遗山的方向而略加明朗化而已，同样属于广义上的“学宋”范畴。
    值得注意的倒是戴表元《张仲实诗序》的一段记载：“缙绅先生无所事诗，见有攒眉拥鼻而吟者，辄靳之曰：‘是唐音也，是不足为吾学也。吾学大出之，可以咏歌唐虞，小出之不失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为哉！’”这几句话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元代前期诗坛竟普遍存在着的鄙薄唐诗的社会心态。这也就是郝经、王恽、刘因、赵孟頫、戴表元等南北诗人大声疾呼宗唐的另一原因。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大声疾呼宗唐、学唐，正是由于整个诗坛缺乏向唐诗学习的主动要求。这在后期诗人的笔下是看不到的，应可以看作元代前后期诗坛的明显区别。
    将元代后期的“学唐、宗唐”言论归入第二类，主要依据当然是此时期人们大都出生并活动在元王朝统一南北之后，时代既距前代已远，思想上和生活习俗上都极少沾染宋金旧习，看问题亦当能从全新的角度。另外，随着科举制度的恢复，传统文化逐步加强，后期参与诗歌创作的作家作品均大大超过了前期。仅就顾嗣立《元诗选》所收统计，后期作家数量即为前期作家的一倍以上，而跨越的时间即使从公元1234年金亡算起亦较前期短了30年。如此一正一反，差距立见。不仅如此，后期的人们还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