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及以后的诗歌艺术进行了潜心研究。杨维祯等人的诗论较之前期郝经等人的文道合一论更具文学本体论的色彩，西域诗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在对唐代诗人的系统研究方面，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是前期所望尘莫及的。拙文为此总结道：“随着科举制度的恢复，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正统权威逐渐重新树立，文人于诗文方面的着力也在加深，他们逐渐看出诗歌的正宗在唐而不在宋，唐诗的宏大气魄和严谨的格律才是诗歌创作的精义所在，于是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由宋转向了唐，这一点直到元朝灭亡都没有改变。……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元代后期的诗歌竟也有了一定的起色。”对于这样的结论，门岿先生表示不能同意。根本原因即在于他既不承认元诗前衰后兴的发展变化，也不认为前后期的“学唐、宗唐”有什么实质的不同，所以持否定态度便是可以理解的了。但不管门先生是否赞成，前人早已有了自己的定论，前述元人欧阳玄即曾明确指出“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明初学者方孝孺也明确指出：“天历诸公新制作，力排旧习祖唐人。”（《逊志斋集·诗五首》）“天历”是元文宗年号（1328），正是后期的辉煌阶段。他们将元代诗文“咸宗魏晋唐”、“力排旧习祖唐人”的“新制作”明确定位于“延祐以来”，且称之“弥文日盛”，都不会是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吧！
当然，元代诗歌的分期标准及其评价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涉及内容面广量大，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我们的探讨也不能说是最后定论。不妥之处，欢迎门先生及同道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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