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朝，就文言小说——主要是志怪和传奇小说——来说，唐人的辉煌已成过去。不过，宋代文言小说以《夷坚志》为代表的通俗化倾向，元代《娇红记》、《龙会兰池录》等长篇传奇小说的出现，清代《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的双峰对峙，都是文言小说自身的新发展，大抵具备某些推陈出新、别开生面的特征。此间有明一代，文言小说的地位未免有些尴尬，总体影响似乎前不及两宋，后不及清代。这或许是历史实情，但更有一个现实实情是，通常人们对明代文言小说的关注和认识，是相当有限的。

       如果用王国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的观念将明代定位为“小说时代”——尽管研究明代诗文的人对此表示反对——的话，那么不幸的是文言小说的光焰被白话通俗小说所掩，后者始终是小说史书写的主角，而前者常常被边缘化、矮化。问题不在于如何“婢作夫人”地把它扶上独尊地位，这不可能，而是如何恢复文言小说在明代曾有过的真实状况，发现和评估它的价值。就是说，倘若我们将明代看作一个“小说时代”时，需要清醒地知道，“小说”二字绝非是由《三》、《水》、《西》、《金》以及“三言二拍”等构成，此中文言小说也曾占有不可忽视的份额，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欣欣子序《金瓶梅》，胪列“前代骚人”《剪灯新话》等九种，虽说是用作《金瓶梅》的对比而抑扬其间，但那实际都是当时阅读界流行的作品。除《水浒传》，其余八种都是文言小说；而除《莺莺传》，其余七种又都是明人作品！这就告诉我们，在明代前期的一百几十年间，在《三国》、《水浒》的长篇白话创作尚还缺乏热烈的呼应时，文言小说竟是这一阶段小说界的主角。学者们的研究指出过，欣欣子序提到的九种小说，都曾被《金瓶梅》吸收为素材，比如《怀春雅集》有二十首诗词就被《金瓶梅》所袭用（陈益源《从〈娇红记〉到〈红楼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因而这就又告诉我们，明代文言小说曾对通俗小说作家及其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纵观明代小说界，会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大量以文言小说和笔记野史为主的汇编丛抄的编纂刊刻，虽说宋代已经有这样的现象，数量也不算少，典型代表是《太平广记》、《类说》等，但明代可说是发扬光大。从明初瞿佑编纂《剪灯录》开始，此后《古今说海》、《虞初志》、《艳异编》、《才鬼记》、《青泥莲花记》、《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情史》、《剪灯丛话》、《合刻三志》、《绿窗女史》、《五朝小说》、《重编说郛》、《顾氏文房小说》等等层出不穷。这种现象和明代出版业的高度发达及书商的商业运作有关，和社会阅读的取向有关。小说借助于出版传媒的传播力量和导向作用大出风头，获得前所未有的荣光。这些小说汇编丛抄，对创作者来说无疑起着刺激和示范作用，像瞿佑编了《剪灯录》又创作《剪灯新话》，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瞿佑的《剪灯新话》曾产生巨大影响，在明代形成一个“剪灯”系列，甚至朝鲜朝、越南后黎朝都出现过模仿之作（金时习《金鳌新话》、阮屿《传奇漫录》）。《剪灯新话》多缀诗词，这似乎和元初宋梅洞《娇红记》有关，只是篇幅不长而已，而那些联翩而出的明代长篇传奇小说（或者称作中篇传奇小说，那是用今人的中篇小说概念），更是《娇红记》的直接模仿产物。长篇化、才子佳人化、诗词化的所谓“诗文小说”的大规模出现，是明代文言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要说明人对文言小说的贡献，这算是一点，明人把长篇文言小说这种新文体铺张扬厉，发挥到极致。

从数量上看明人文言小说不算少，不过如同明诗一样，明人文言小说模仿性太强，这就限制了它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但是，学术研究和阅读欣赏不同，我以为小说史研究是小说文化现象的研究，不是一二流作家作品的评论和综述。作为小说文化现象，小说创作、小说编纂、小说刊行、小说作家的活动、作家群的地域集合、流派的建立，小说理论的表达，如此等等都是观照对象，而且还要将这一切置于古代整个小说史，置于明代整个小说界，置于明代政治、学术、宗教、文学、文化、社会思潮的背景中考察，揭橥一切小说现象的原因，阐释其深层的意义。在这样的目的之下，小说创作和非创作性的小说编纂，优秀作品和非优秀作品，文人创作和民间说唱，小说阅读和小说研究，小说刊行和其他传播途径，艺术努力和商业炒作，实在都没有高下远近之分，都为研究所必需。

也正因为如此，就文言小说创作及编纂本身来讲，对一切构成小说现象最重要因素的作品，必须竭泽而渔，一网打尽。现存的小说文献资料不足以准确反映整体面貌，因此对散逸的作品也要作发掘、整理和考证工作。而对于作家生平，对于作品产生年代、刊刻年代以及版本等等，自然也要力求作出最为准确详尽的考证。这个基础工作不能马虎，不能草率，否则即便是单纯的小说史描绘，也不可能是完备和准确的，更遑论深入探求其变革规律。这就是说，小说史研究首先是文献研究。

近年明代文言小说史研究有较大进展，陈大康先生的力作《明代小说史》对于文言一脉投注了很大的气力，改变了以往小说史以点代面、轻描淡写的格局。而陈国军博士此书乃又是明代文言小说史研究的专书，力图使明代文言小说获得最充分的表达，同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是明代小说研究的新成果。这里不拟介绍书中的具体意见，我只是想强调，这是一部颇见文献功力和理论功力的著作。从小说史建构理念上说，国军此书多维度地审视和诠释明代志怪传奇等文言小说，显出纵横捭阖，视野开阔的特点。对于文言小说自身在文体学、叙事学、主题学等方面显示出的审美特征、承继和变革，国军给予高度关注，并作出富于思辨的理论阐述，可说是一部明代文言小说的文体学史、审美史。没有孤立的文学现象，一切都有外部的内部的联系和根据。因此国军同时又非常注意从时代风气和思潮、文化生态、政治变化、文学渊源、地域关系等方面考察文言小说的方方面面问题，因而又不妨看作是以文言小说为核心的明代社会思想文化史。此书的另一大长处是文献性强，小说文献的发掘、爬梳和考据在书中随处可见，见出国军强烈的文献意识和考据功夫。比如对周静轩、《鸳渚志余雪窗谈异》、伪本《雪窗谈异》、《情史》等等的考据，都翔实缜密，颇有发明。

国军是我的学生。1989年他从安徽考入南开，做我的硕士生。他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历史小说，洋洋十数万字，已经显出某些不同凡俗的特点。毕业后任教于武警学院，2001年以副教授和武警校官的身份重返南开攻读博士学位，指导教师仍然是我。我们师生前后相处六年，感情深厚。我赞赏他的为人，诚实、友善、热情、乐观，师弟师妹们都很敬重他喜欢他。我更赞赏他的才学和学术献身精神，他读书刻苦，兢兢业业，虽廊坊近在咫尺也不经常回家，师妹们常说陈师兄太用功了，头发都掉光了。我和他教学相长，切磋学术，在他就读硕士期间合作撰写了《瞿佑仕宦经历考》（《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和《瞿佑续考》（《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读博期间又合写了《赵弼生平著述考》（《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之所以选定为《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是因为他熟悉明代小说，而这恰好正可以了却我多年的心愿。我研究文言小说，自战国至宋辽金，宋以后无暇顾及。幸有我的另一位学生占骁勇（02届博士）完成了清代文言小说研究，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已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国军研究明代，正可以连为一体。

国军的博士论文受到答辩委员和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在他毕业后我还经常听到学术同行包括老一辈学者对他的称誉。如今他的论文要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请我作序，我感到非常欣慰。我常想，师生之间是友情的联系，是学术的传承，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为人师者，乐莫大焉。赋得一绝以赠，望国军勉之，勉之！

峦峰曾越百寻高，

志在驰骋一世豪。

休道祖鞭先已著，

山川犹有万千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