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泛海东来以后，就以传播西学作为传教的手
段来结交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从1582—1773年间，来华的耶稣会士多达
478人。而耶稣会士素以博学著称，他们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
来的科学文化源源不断地介绍给中国，而且来到中国后，他们学汉语，
写汉文，研究儒家经典，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古代文明。这期间传入中国
的西方书籍不可胜数，仅明末就有7000到10000部书传到中国，有关中
国的著述和中文书籍也不断传入欧洲，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合作译著
了大量宗教和科学书籍，可以说，耶稣会士不愧为“西洋文明的伟大传
播者[1]”，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
194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徐宗泽编著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一书，可以说是明末清初近200年来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一次较为全面的
总结。它全面搜集、介绍了明末清初（1584—约1758年）西方传教士在
华著译之书，其收录范围，只录存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今上海图书馆）
所藏之书，而大量的保存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和罗马梵谛冈图书馆的书稿
和刻本，因条件所限，只将书目附录于后，以备参考。虽有诸多遗憾，
但在国家多事，典籍散佚严重的近代，能将人们不太注意的西方传教士
著译之书多方搜集，详加著录，编写成提要性书目，筚路蓝缕之功，可
谓大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明末清初西学在中
国的传播，而有关西学传播的原始史料又极端匮乏之时，这部书就显得
尤为珍贵。
从书中录存的大量序跋中，我们能从中窥探当时人们的心态和思想；
从著录的书目中，我们能了解当时西学传播的重点所在；从著译者传略
中，我们能较全面地了解传播西学的人物和生平事迹；从附录的著译书
名表中。我们大致可了解西学传播的年代顺序。可知什么时期是西学传
播的高潮或低谷。从而可以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顺西学传播的轨迹。总
之，认真研究这部著译提要，对我们研究中外图书交流史和西学在中国
的传播史，是大有裨益的。
下面我们就以《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为基础，从著译图书的
学科类型来分析西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情况。
明清耶稣会士著译图书所涉及的学科相当广泛，详情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以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著译提要》，肖一山《清代
通史》，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及有关资料整理加工而成。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①耶稣会士当时著译的书籍，主要以宣扬天主教教义、教规、仪式
及耶稣会活动的书籍为主，所占比例最大，占42.9%，还不包括一些零
散的祷文等小册子。这也和来华传教士的宗旨、目的相一致。利玛窦曾
经说过：“易于宣传福音的方法，就是用书籍宣传圣教，书籍可以在中
国各处畅行无阻[2]。”同时，明清时中国国力还较为强盛，当时的西
方殖民国家还没有力量来征服中国，所以他们更加懂得借助书籍传播来
宣扬上帝的福音，他们认识到：“到中国来传教，决不是强大的舰队、
声势浩大的军队，或是其它人类的武力所能奏效的……，要传扬圣道，
总得凭书籍才行[3]。”这也和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大炮掩护下的传教
活动有本质的区别。
结合《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书名表》（见《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
要》附录），我们可以看出，最初的著译书籍是宣传天主教基本知识的
书籍，为了让中国的士大夫相信，天主教和儒家学说并没有矛盾，他们
拚命从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竭尽全力揉合天主教教义和儒家思想，论
述天主教的“合儒”、“补儒”、“超儒”，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为
其创始之作。之后艾儒略的《三山论学记》、汤若望的《主制群征》，
无一不体现了这种天儒合一的思想。尔后“有许多辟邪崇正之书”[4]。
如《畸人十篇》、《辨学遗牍》等书。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一些浅显
易懂的旨在介绍天主教知识、仪式等方面的小册子已不能满足需要，就
有《七克》、《修成神务》等提高天主教修养的书籍出现，而圣经、圣
传为教徒必学之书、必学之人，所以有译述，且版本众多。到清初禁教
以后，传教事业日益没落，教徒中“信教之摇动，间或有背教者，西士
为助勉冷淡教友之热心，或劝亡羊之归栈，亦著有此类之书籍，如《莫
居凶恶劝》、《策怠警喻》等等[5]”。从传教士著译宗教书籍的顺序
来看，大致可窥天主教在华传教之一斑。
②明末清初的西学之风，基本上未超出传统科学的学科范围，集中
在天文、数学、地理学上，特别是天文数学方面的著作，高达89种，占
总数的23.5%。其原因有二：一是自古以来，中国即重视历算之学，不
仅因历法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而且更重要的是皇权受命于天，颁布历
法被看着是皇权的统治象征，所以观天象知人事就成为皇家天文机构的
职责和专利。明代严禁民间私测天象，但不禁研习历法，清代取消禁令，
康熙更是鼓励民间研习，因而历算之学大盛。加上明清两代改历的需要，
中国士大夫急需从西洋之学中吸纳较为先进的天文数学知识，使得这一
古老的学科焕发了青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西学的传播，可以说
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的复归，是古代经典学说的重新发现。
二是利玛窦及来华传教士所处的时代，正是近代科学开始酝酿，逐
渐形成、完善的时期，当时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哥白尼的日心说，都给
地理学、绘图学、天文学带来重大的革命。尽管利玛窦等人带给中国人
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属于中世纪的科学，如天文学上是托勒密——第
谷体系，哲学上是亚里士多德的宗教神学，但却是当时最有权威、最好
的知识，如地圆之说，五大洲之概念、几何学、代数学、三角学等及其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传教士源源不断地从欧洲来，科学知识也源源不断
地传播，并越来越近地接近近代科学的实质。而且在这场中西文化交流
中，西方传教士们或多或少、或自觉自愿、或不知不觉中迎合了中国士
大夫的某种需要，利玛窦等人就将帮助明朝修订历法作为敲开皇宫大门
的敲门砖，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而传教士们也积极编译撰写天文历
法之类的著作，借以站稳脚跟，博得士大夫的好感，进行学术传教。中
西双方的共同需要，就使得历算之学成为当时的热门学科，所译书籍，
在明清中外图书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③1644年以前的西学介译较为全面、完整，译书所涉及的学科范围
广泛，1644年以后学科范围较为单一，这当然与修订历法有关、但也反
映了明清两代不同的译书背景和特点。
清初西学的传播主要在宫廷内部，利用传教士的科技知识来为皇帝
自己服务，这样就使西学的传播，完全以皇帝的兴趣为转移，如康熙对
数学、天文、医学较有兴趣，这方面的译著就多一些，一旦皇帝本人对
西学失去兴趣，传播就会受到挫折，雍正、乾隆对西学不感兴趣，也一
无所知，西学译著就少得可怜，几成绝响。所以清初的西学译著主要集
中在宗教、天文、医学范围，特别以数学成绩最大。传教士们曾将已传
入中国的西方数学，如笔算、筹算、几何、三角、三角函数表、对数等，
翻译编辑成《几何原本》（七卷，附算法原本一卷，1690年张诚满汉文
译稿，现存故宫博物院）、《算术纂要总纲》、《比例规解》、《测量
高远仪器用法》、《八线表根》、《勾股相求之法》、《借根方算法节
要》等十几部满、汉文数学书籍。这和康熙个人的学科兴趣有关，因而
这时的西学传播有很大的局限性，译书范围相对狭窄、单一。
而明末西学传播，特别是1629年历局成立以前的西学传播更为全面
和广泛。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把西学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学习研究的。
早在1607年，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开始把西学分为三种：
一为“修身事天”。即天主教教义；二为“格物穷理”，即为自然哲学；
三为“象数”之学，即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到1623年，艾儒略在《西
学凡》中，将西学进一步全面系统化为六大学科，即文科、理科、医科、
法科、教科、道科，也即今天的修辞学、哲学、医学、法学、教规学和
神学，使中国学者对西学的认识更向前迈进了一步，李之藻、杨廷筠、
艾儒略、金尼阁等人，还设想过将金尼阁携来的7000部西书“开局演译”
，以期于光大实学。徐光启也在主持历局期间，提出了除翻译天文历法
书籍之外，更为长远、宏大的译书计划，称之为“度数旁通十事”，涉
及气象、水利、音乐、军事、财务会计、建筑设计、机械制造、大地测
量、医药、钟表制造等，尽管这些美好的计划未能一一实现，但这时的
中国学者和传教士还是尽自己的努力，身体力行，只要有利于实学，有
利于经世致用，都可以译出刊印，而很少有所顾忌，著译了天文、数学、
物理、水利、地理、地质、冶金、医学、哲学、伦理、教育、语言、文
字、宗教神学等方面的书籍，除天文、数学、物理、哲学、宗教书籍种
数较多外，其余各科数量很少，但作为介绍西学整体来说，却是较为[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