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清普遍存在的“弃儒就贾”、“贾而好儒”等社会新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学界已较集中地作了考论，普遍认为，从明中后期开始，士商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以致使两者互相渗透、互相交融[①]。美籍学者余英时从士与文化这个角度，论证了那个时期士与商的互动或称合流关系，又从商人本身意识形态变化出发，肯定并强调了由日本学者提出的“士魂商才”观念。笔者在翻阅嘉靖、万历时一些文人集子，尤其是在详读陈智超所著《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②]之后，深感到历史事实的错综复杂、丰富多样，拟从另一侧面，也即明代后期商贾文人化[③]这个层面，对士商关系等问题作一思考与阐发[④]。
明代后期，士与商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于这种现象似不能一言以蔽之。中国自古就有“君子之儒”（道德之儒）、“小人之儒”（世俗之儒）之分，前者专治儒业，将治国平天下看作人生最终责任；后者却专事翰墨，吟诗作画，结社交游，甚至可以说是诗酒人生。如果给后一种人定位，严格来说，他们不能算是纯粹的儒者，而是具有文学艺术才能之文人。明代儒生学者与文人两者间没有绝对界限，但区别确是客观存在。洪熙年间，大臣杨士奇与仁宗皇帝曾谈论如何看待儒人赋诗问题，杨氏答道：“儒者鲜不作诗，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记诵词章，前辈君子谓之俗儒。”[⑤]这是一种品级上的划分，雷同与“君子”和“小人”儒之说。我国的史志等文献中，大凡有“儒林”和“文苑”之分，那似又一种对文士学者技术上的区分。明代所谓“士少年”，博得一科第之后，方弁髦弃之而后学诗、钻研古文等，否则被视为“山林之士，不事科目者耳”。科举与文学分道，这又是实际生活中两者有别之佐证。当然，明代几乎所有文人，包括商贾及其子弟从文，无不是由学儒起步，一开始就将追求功名看作他们共同的价值准则和人生最高境界。但因为仕路狭窄，或其他种种原因，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与最终结果南辕北辙。明代后期，商人及其子弟中的文人学士，既有顺利出仕，做了高官大僚的申时行、许国、汪道昆等等；更有放情诗画，造就了不计其数的布衣文人，如下文将提及的吴敬川、童佩、沈明臣、方用彬等等。
明代儒贾关系，讨论已经较为圆熟，但商人与文人关系，商人为何、如何转向于文，学者虽有所涉及，却尚未深究。《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的出版，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具有丰富细致资料的个案，七百通信件之得主—方用彬，正是商人与文人双兼的典型人物。从他出发，推而广之，对明代后期商贾及其子弟文人化问题作些探讨，或可窥视当时商人的另一面相，以及商贾队伍的变化与晚明商业、社会文化等的关系。
当然，我们也无意以一点或一些点来概括商人全貌，只是希望通过对某些个案的深入探讨，多侧面地来考察商人，更透彻地剖析当时商人与文人关系。为叙述方便，本文只限于江南区域[⑥]的范围之中。
一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七百通手札，所提供的虽是方用彬其人其事的多方面碎片，但若将其串联在一起，一个文人商贾生动鲜活的生活画面即呈现眼前。七百通手札，经陈智超先生的精到考释，可知方用彬生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八月，卒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四月（公元1542-1608年），是一商人子[⑦]。本人与族人又共同开有店铺和典肆（有几座抑或只有一所综合性的铺子，材料没有明确记载，尚待进一步考证），亦一活跃的铺商。
方用彬祖父辈就是商人，经其叔祖兄弟三人的合力经营，家境已很富有。到他父辈，承袭祖业，仍在淮扬一带经商，所以家业愈益昌盛。[⑧]方用彬大约二十来岁，已经主管家庭经济，至迟三十多岁，即主持典铺生意[⑨]。五十出头，其店肆颇成规模[⑩]。除典当外，又销售墨、砚、香、笺等文化商品[⑪]。
在这样一个富商家庭，尊长给用彬一代子孙取名用文、用彬、用义、用仁、用俊、用仕等，故而方用彬与其他堂兄弟一样，来到人世伊始，就被寄予了成就文才的希冀。以后他不孚厚望，朝着父辈为他设置的既定目标施展人生。
方用彬二十多岁，已在诗学上略显才华。经朋友之叔介绍，他结识了长期为官、暂时家居的乡里大人物、即当时的文坛领袖汪道昆，道昆对用彬颇为赏识，劝其“折节为儒”。用彬说：
用彬不敏，又恶能儒？藉使纷如为世儒，世儒安足为也。今少主即位……诚愿从先生往受业成均，进而窃睹万乘之尊，百官之富，郊庙朝会之典，公车召对之仪，退而治博士诸家之言，友天下之士，于余小子足矣……用彬不敏，夫子顾策之舍业为诸生，乃今得从胄子相周旋，幸矣。
初出茅庐的方用彬[⑫]已流露出不甘于世儒，想为人上人，当高官大僚，或在天地间广交朋友，做自在人之意愿。也正是汪道昆，将他引领进了文事之门。汪还主动为他讲解学问，用彬成为道昆一门生。以后他一直在汪的引导和影响下行事。
经过一番努力，方用彬兄弟中有四人，通过“贡监”或捐资的“例监”，成为国学生。用仁等其他人后来的仕途如何，无法详考。用彬很可能是通过捐资，成为国学生，但以后的仕进却十分坎坷，屡试落第。不过，这并未使他一蹶不振，同时他也不甘皓首穷经，而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方用彬以写字作画，赋诗篆刻来消磨光景。在汪道昆家居期间，他加入汪支持并组织的丰干诗社。此后，一边经商作贾，一边倾心于诗画酬酢，图章创作，放情于策杖交游，徜徉云壑。他自己赋诗，也向许多友人，其中不乏公卿贵人、书画家、鉴赏家、诗作家征诗，编成了如《燕臺骧首卷》、《瑞麦颂》、《瑞芝馆诗》、《美人画兰诗》、《回生诗》、《竹里卷》、《黟江赋》及《豫章游册》等诗文合集。并为人书写匾额，亲治印章。又寻获种种机会出外交游，在当时交通不很发达的情况下，车辙马迹所至，有北京、南京、杭州、祁门、泾县、宣城、广东、苏州、无锡、武进（今江苏常州）、靖江、仪真（今江苏仪征）、萧县（属徐州）、武昌、麻城、南昌、大庾（江西大余）、开封等地。方用彬也与南京名妓马湘兰结交，并互有诗作酬答相赠，其中隐含着缠绵的文化意韵。中年以后，他诗画等才艺日臻成熟。友人称用彬诗“佳句格高韵胜，已登妙品”[⑬]。称其画：“枝枝法古，须苏长公梅花翁见之亦退三舍矣。”[⑭]其字与刻：“妙甚……白云源（似为一篆刻名家）规模不过如此。其间字画之均匀，镌镂之精绝，又在高手运移之巧，非区区所能尽也。”[⑮]其名声：“交游半海内，声誉满长安，操觚士咸喁喁向风，争趋附焉。”[⑯]还有说：“先生名世硕望也，犹如骊珠媚于溟渤，良璧韫于昆丘，神光炫耀而不可掩，望之而不可即，徒令人艳慕之而醉耳。”[⑰]这些赞语，因为出现在直接给他的文字之中，所以不免有当面吹捧和溢美之嫌，但用彬的多才多艺，在当地享有的崇高社会声望，清晰可见。与他结交的四百多位人物中，虽有方氏族人、高士名臣、宗藩世子和生意中人，但按其身分特征来看，无论是高士名臣还是宗藩世子，大多是文坛之人。更有不少为布衣文人，据粗略统计，他们人数约有165左右（有些身分不明者，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外）。他们大多与用彬趣味相投，或工于诗画，或长于篆刻，有的还精于文物古玩鉴赏。
这七百通手札尽管是出于别人之手，但细细品味，仍能从中见到方用彬本人之生活态度与人生轨迹。一个商人为何如此热衷于文化活动，自有其特殊的动机与态度。
扩大社会关系、提高社会地位
方用彬与社会上许多人一样，极其尊崇科举与文化，由此，也认同上层文人与士大夫的价值与审美观。要与上层相交，如拜在汪道昆门下，与汪氏二仲（道昆一亲弟一从弟）过从密切，加入丰干诗社，向黎民表学习书法等等，无不要求本人首先具备相当的文学水准和诗画才艺，有了这样的条件，才有攀高本钱。方用彬本人赋诗、向众友人征诗，并将之合订成集。他编的合集中有如《燕臺骧首诗》、《瑞麦颂》、《回生诗》和《美人画兰诗》等，《燕臺骧首诗》，是《燕臺骧首》画卷之配诗，《燕》画为用彬“借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及求千里马之故事，画一天马昂首于燕台之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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