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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一时代与文体视野中的张岱小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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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2: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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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美之萧雅，李于鳞之生险，袁中郎之峭隽"（《南明纪游序》，《王季重十种·杂序》），借鉴古今古文名家远多于当代小品领袖；在今人所指的小品散文和古文体制的游记散文和议论散文等三类创作中，古文的成就更高，其中游记散文尤其"取得较高成就"，代表了王思任散文的主要特色（16）。倪元璐的题跋、短札固然时见小品灵气，但他对传统古文载道宗旨和创作取向的重视，更体现出古文载道派的本色，如云"柳子曰感恩报国，惟有文章"，"道之可以起智造力，无如是器良者"（《题张肯仲艺》，《倪文贞集》卷十六），"今之为文者不秉法古人而自不见性" （《吴澹人庶常别言序》，同书卷七） ；创作上获得的历史定评"文章典雅，为馆阁所宗" （《四库全书提要·倪文贞集》） 亦纯粹是就其古文体制的制诰文字而言。陈函辉，"海内称文章风流豪荡者，推天台陈君焉"（邵廷采《东南纪事》卷五《陈函辉》），其所擅的文章更与小品毫不相关，据存世文集和殉节前自著《寒山年谱》，十一岁"究心古学"，十二岁"作《仁物论》数千言"，十三岁"先太夫人口授《左传》、《汉书》，遂肆志学古"，四十岁"文满天下，多谈经济，不复言帖括铅椠业"（《孤忠遗稿》卷一），一生所好即格物论理、弘道济世的古文。张岱《王谑庵先生传》承认王思任"《及幼》小题，直与钱鹤滩、汤海若争坐位"，但更盛赞其游记散文"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摹，尽情刻画，文誉鹊起"；其《石匮书后集》之《倪元璐列传》对倪元璐小品不着一字，而大力渲染其古文体制的奏疏"天下传诵，纸贵洛阳"，至称"上为拈之屏间"；同书《陈函辉列传》用大半篇幅一字不漏地收录其传诵一时的古文代表作《起义勤王檄》。凡此可见张岱对古文的垂青，而小品则难分其幸。就后者而言，《石匮书·文苑列传·总论》在批评明代八股害文，文风长期萎靡之后，云："孝庙（按即弘治）以后，文士蔚起，代不乏人，古奥如李空同，葩藻如何大复，华赡如李西涯，博洽如唐荆川，雄浑如李沧溟，苍茫如王弇州；后自七子之纵横，当世徐文长、袁中郎思以奇颖救之，而失于草率；刘子威、汤若士思以警练救之，而失于浓冶；钟伯敬、谭友夏思以澹远救之，而失于浅薄。"将晚明话语环境一直诟病不休的七子派和非七子派等明中后期诸大家古文，一体放在明代散文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考察，突出其振衰起敝之功，并对各家风格不吝张皇赞誉之辞，而对晚明士人极为艳称的诸大家小品，则直指其"草率"、"浅薄"之失，如此字眼迹近对其创作态度和创作水准的整个否定，也极类后来四库馆臣对晚明小品的鄙薄用辞，两相对照，尽见张岱对古文与小品的抑扬取舍。 由此可见，张岱的倾向确实在古文，他对小品并无好感；他在后人心目中虽然有"小品圣手"之称，但那些被视为最经典小品的文字包括两《梦》，却并不是他小品爱好的产物。直言之，我们不妨把它们就视为古文。
古文是讲究载"道"的，道的实现途径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撰作历史。一者，正如"史之为务，必藉于文"（《史通·内篇·叙事》），"言文章者宗《左》、《史》"（《文史通义》卷四），"文必秦汉"的大端也就是取法《左传》、《史记》等史书，文与史、古文爱好与史学追求向来就是一体两面、交互为用的。二者，所谓"经世之务，莫备于史"（魏禧《魏叔子文集》卷八《左传经世序》），"六经皆史"（李贽《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非仅章学诚《文史通义》），在史官本位的传统文化中，撰述历史本就是文人的名山事业。三者，如其自云"自幸吾先太史有志，思附谈、迁，遂使余小子何知，欲追彪、固"（《征修明史檄》），张岱出身在一个了不起的史学世家。高祖天复专攻史部地理类，著有大部头的《皇舆考》以"规《明一统志》之失"（《四库全书提要》），并创修《山阴县志》；曾祖元忭著有探讨历史编纂学理论的《读史肤评》，并推扬乃父之志，续完《山阴县志》，又自撰《绍兴府志》、《会稽县志》、《云门志略》等，在史部地理类乡邦著作的撰写中取得骄人的"创格"成就（《四库全书提要·绍兴府志》 ；亲承教泽的祖父汝霖曾主盟南京"读史社"，倾动一时，等。而从其在明亡之前五十年间刊刻行世的唯一著作就是史部传记体的《古今义烈传》这一事实，和明亡后"千秋万岁后，岂遂无荣辱？但恨《石匮书》，此身修不足"（《和挽歌辞》）、"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陶庵梦忆序》） 等自道来看，"余好作史"的史学追求确乎在其一生的全部文化活动中占据了核心的位置。其所以如此，除了上述诸因素，张岱本人的主体人格意志显然发挥了决定作用。《自为墓志铭》自道"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在自视点和外视点的交汇、自认和自谦的统一中昭示人们，"智慧人"和"强项人"乃是其主体人格的根本特点。如果说，明亡之前，主要作为智慧人，张岱天才地警觉，"世之士人，空列须眉，终鲜仁义 "（《古今义烈传·凡例》；张岱始事该书编撰时仅二十二岁），士风靡烂至极；敏锐地发现，"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石匮书自序》，所以，他才要穿穴史乘，提携义烈，以振士气，才要广搜博采，秦铜相照，必成信史，才有了一部史书的刊刻行世和另一部史书的草创。那么，明亡之后，则主要作为强项人，张岱景仰古今抗暴复国志士的悲壮事迹（如《乐府》组诗所述）和宋末文天祥、郑思肖等反元民族英雄和遗民的千古节义（见《石匮书后集》之《刘宗周列传》、《祁彪佳列传》等传末"石匮书曰"），继承了华夷之辨的强烈民族思想，形成不臣异族暴政的坚定民族气节。如其反讥《论语·夷狄章》云："余遭乱世，见夷狄之有君，较之中华更甚，如女直之芟夷宗党，诛戮功臣，十停去九，而寂不敢动。如吾明建文之稍虐宗藩，而靖难兵起，有愧于夷狄多矣。"（《四书遇·论语》 其内残犹且如此，其铁蹄南下到处屠城血洗之凶暴夫复何言！他描绘清人统治下的祖国，"中原何处是？到面尽腥风。石马嘶荒冢，铜驼泣故宫。星辰沧海北，风雨大江东"（《听太常弹琴和诗》之一），完全是一派腥风荒冢，黑暗如磐，飘摇陆沉的恐怖绝望景象。所以，他更加意识到为故国保留信史的紧迫，同时也萌生借助撰述来抒发其民族悲愤，寄托其故国哀思，成就其不臣异族之心史的强烈冲动。如云，"皇明无史乘，五凤属谁修？九九藏《心史》，三三秘禹畴"（《谢周戬伯校雠〈石匮书〉二首》），"余与三外老，抱痛同在腹"（《读郑所南〈心史〉》）。《心史》乃宋遗民郑思肖（字所南、忆翁，号三外野人）抒写亡国悲愤，长期沉井之作，《久久书》乃其中"九九错综书之，又取久久之义"名之 （《心史·久久书·自序》） 的抗元起义盟檄及跋文集，"三三禹畴"即《尚书·洪范》中禹所掌握的"洪范九畴"，与《春秋公羊传》讲的都是经世大法。有了这种为故国修史、舍我其谁的自信、自励，这种视宣扬不臣异族的民族气节、眷念故国的民族情怀为最神圣使命的自责、自强，才有了《石匮书》的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才有了《石匮书》之外的其他撰述活动。这样的民族气节，应该就是张岱古文的"道"；对两《梦》的观照，也不应脱离其一生文化活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这一史学追求的背景。张岱明亡后所作《史阙·南宋纪》中有关于南宋《清明上河图》的一段议论：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因南渡后想见汴京旧事，故摩写不遗余力。……嗟乎！南渡后人但知临安富丽，又谁念故都风物？择端此图，即谓忠简请回鸾表可也。
"忠简"即两宋之交抗金民族英雄宗泽，他于汴京陷落、高宗南徙之后，"前后请上还京二十余奏"，卒时"但呼过河者三而薨"，"遗表犹赞上还京"（《宋史》卷三百六十本传）。黄裳提出，"这短短的一节话，可以看做《梦忆》、《梦寻》的跋语"；还说，包括小品在内的张岱撰述，"大多是与史部有牵连的，可以看作一种突出的特色"（17）。笔者以为，这是对两《梦》乃至张岱全部撰述底蕴的一种精当体察，是非常贴近张岱之作要旨的。如果说，在张岱眼中，《清明上河图》就是张择端不遗余力摩写北宋故都风物，以为历史见证，也作为自己怀念故国之情的慰藉，并希望使人感激而起的图画之史，那么，作为后人的我们，更有理由把两《梦》看作张岱有关大明故国风物、山川的有同样目的和功用的文字之史。《梦忆》自序："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翻用自喜。"《梦寻》自序："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余犹山中人，归自海上，盛称海错之美，乡人竞来共舐其眼。"历史见证、感情慰藉、期有兴感，何所缺焉？张岱在文字中反复提到郑思肖，《石匮书》之得名、寓意既从其《铁函心史》而来，两《梦》之得名、寓意实亦如是。《心史》卷上《中兴集·忆梦哭歌》小序："五月二十一日夜，梦游西湖上，旧游宛然。行至戎马蹂践之地，忆今天子不在咸阳宫，大哭陨绝而觉，遂作此歌。"《梦寻》题材的选择和得名由此直接而来，《梦忆》的得名亦与此以及郑思肖的字"忆翁"直接相关，由此可见，两《梦》确实是张岱对大明故国山川、大明故国风物的恸哭之心史！
从《梦寻》作为张岱被《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唯一著作，所处的位置在史部地理类山川之属，从与两《梦》在题材和体例上有密切关系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刘侗《帝京景物略》等书，在各种目录学文献中也都处于史部地理类山川之属或者杂记之属等情况，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两《梦》在史体上属于史部地理类。如前所述，这正是张门史学所最擅长的史学门类。
综上所述，两《梦》不是张岱自觉的小品追求的产物，而是其载道济世的古文爱好和信史更兼心史的遗民史学追求的结晶，是从异族统治的黑暗中淬砺而出的特殊"史文"；坚定的民族气节、深沉的故国情怀，就是这史文所载的"道"。那种把张岱小品仅仅看作其自道的"忏悔"之什，或当作"繁华颂歌"（18）的观点，显然失之肤泛。
三 结论：新小品的"白眉"
称两《梦》是"史文"，并非真的要全盘否定它们的小品属性，小品毕竟是包容很广的文类概念而不是单一的文体名称，古人目录文献中载录为史文而今人视为小品者多矣。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无法否认早年的张岱对晚明小品诸浪尖人物曾经下过很深的研究工夫，如云，后虽自悔，"少喜文长，遂学文长诗，因中郎喜文长诗而并学"，"后喜钟、谭诗"，"非钟、谭则一字不敢置笔，刻苦十年"（《琅？？诗集自序》），诗文一体，对徐、袁、钟、谭诸人诗的长久浸润必然带来对他们小品散文的相当熏染；也无法否认在明亡前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密切接触，视为忘年老友或人生知己的陈继儒（1558-1639）、黄汝亨（1558-1626）、王思任（1575-1646）、刘侗（约1593-1637）、倪元璐（1593-1644）、黄道周（1585-1646）等，都是晚明当世赫赫有名的小品大家；更无法否认两《梦》娓谈絮语、如怨如慕，"奇情奇文，引人入胜，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砚云甲编本金忠淳《陶庵梦忆跋》，"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无所不有其一种空灵晶映之气"，典型地体现出小品的语体风格和情采魅力，明显地涵容了晚明小品的审美精华（其被今人视为晚明小品集大成者的主要原因或即在此）。但是，如前所述，两《梦》均成书于明亡三十年前后，这与晚明小品的长盛时代万历中到崇祯初，已有约四十年的时间距离。这四十年既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最终"夷狄滑夏"、尘埃落定的时间，也是晚明小品逐渐发生裂变，从而产生一种新小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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