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历史作为武侠小说中的一种元素,从武侠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并不是它必须具备的。历史元素在武侠小说中往往以历史细节的形式存在,而这个细节的真伪是无关紧要的。但历史在武侠小说中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即历史观,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与文学的存在价值有关。

 一
　　
　　历史作为一种叙事元素,是否是武侠小说所必须具备的?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历史的考察与辨析。
　　清代以来,侠义公案小说日渐繁荣。学界在研究中国武侠小说源流时,始终非常重视侠义公案小说与现代武侠的关系。侠义公案小说有它的特点,小说中有侠,但侠不是独立的,他们是附属于一些大僚的,他们活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帮助这些官僚,按鲁迅先生的说法是:“故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此乃公论,毋须多言。侠义公案小说中存在历史的元素,小说中的大僚一般来说都是有史可考之人,如《七侠五义》之包拯、《七剑十三侠》之杨一清、王守仁,这是小说中最显著的可以被称为历史的东西。但是,包拯等人的于史可考并不代表小说中的情节就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恰恰相反,小说所言附会者极多。当然,附会与否或多少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什么?是这些历史元素在小说中的存在,它的地位到底如何。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明清历史演义处寻求启示。在明清历史演义观中存在着非常激烈的文史定位之争,而这个争论的存在,其本质是中国古代小说与历史的特殊渊源以及小说寻求文体独立的探索之间的矛盾。同理可知,包龙图、王守仁在小说中的存在是惯性式的存在,侠义公案小说中的历史元素的出现是非自觉的。
　　晚清至民国是社会思想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侠义公案小说转变为武侠小说的重要时期,1908年,徐觉我在《余之小说观》中提到:“小说之趋向亦人心趋向之南针也。日本蕞尔三岛,其国民咸以武侠自命,英雄自期,故博文馆发行之押川春浪各书,若《海底军舰》,则二十二版。”这里我们看到了“武侠”的踪迹,实际上也就看到了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代思想者对武侠小说的定位。徐觉我谈小说,为什么要以日本为例证?很简单,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崛起在当时看来是很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的。不仅徐觉我这么看,梁启超也这么认为,如《饮冰室自由书》说:“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其原书多英国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也,翻译既盛,而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只不过这里的分歧仅仅是梁启超强调历史小说与政治小说而徐觉我关注武侠小说罢了。无论哪一种小说文类,都要有益于“新民”,有益于宣传“民权”与“自由”。正如《新小说》第一号所论述的:“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当时《新新小说》杂志曾刊载陈冷血著《刀余生传》,小说中之侠客虽名为强盗,然所行之事却与民族振兴有关,其“杀人谱”虽血腥而偏激,其不杀之人倒也是国家的中坚。又如《礼弃六》杂志所载剑秋著《燕子》,借侠盗“燕子”之口,驳斥俄罗斯侵略者对我之欺凌,民族气节立于纸上。我们把民国的武侠小说称为“武侠”小说而非“侠义公案”小说,就不能忽视时人对于武侠小说的地位与作用的界定,更不能言其为“乌烟瘴气”云云。
　　既确立了武侠小说的命名,也就等同于肯定了武侠小说的自足性。武侠小说的核心是尚武、是侠义。叶小凤的《古戍寒笳记》和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中都涉及到了大量的历史,但它们的重点还是落实在武和侠上。而这些小说对武和侠的强调,与它们创作主旨的现实关涉性紧密相关,《近代侠义英雄传》霍元甲与洋人比武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常令国人热血沸腾。说它们走的是梁启超小说“新民”的路子,大概不会有错。跟这种路向相对应的,是民国武侠小说中那些与历史关系很微弱的作品,其极至者,是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蜀山剑侠传》不仅与历史关系不大,而且简而言之,它跟人世间的关系也不大,表现的是人的自然生命的超越性。它凸显的是武侠小说中武的那一面。实际上,这里就形成了20世纪武侠小说写作的两种路向:一种强调武,从《蜀山剑侠传》到后来的古龙代表作,武侠小说的愉悦的功能被突出出来,这种路向的小说一般不跟历史发生关系;跟它相比,另一种也强调武(不如此,它就不是武侠小说了),但侠的成分被强调得更多,这个“侠”,有“为国为民”的意思在里头,它里面往往搀杂了一些历史的成分,武侠小说的认识功能在这里得到了强调。这是否意味着古龙等人的小说里面就没有“侠”?也不是。如果没有侠,干脆改名为“武打小说”更妥一点。但其实从来没有人质疑过比如“楚留香系列”的武侠小说身份,这是因为“侠”有它内在的区分,“在中国武侠小说中,最为普遍的侠的结构是‘原侠+善’。”这个“善”有大善与小善的区别,大善意味着隶属于国家民族的宏大层面,小善意味着隶属于朋友亲眷的凡俗层面。金庸小说里有死守襄阳的郭大侠,古龙小说里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楚小侠,虽有大小的区别,但都是侠。小侠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做到,而大侠则非得在大是大非的考验面前才能显现,而这个大是大非,往往就与历史联系在一起。
从这里可以看出,现代武侠以来,历史对武侠小说来讲并不是必要性的存在。历史是否需要在小说中出现,关键还要看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创作路向的选择。
　　
　　二
　　
　　尽管历史不是武侠小说所必需的叙事元素,但部分武侠小说由于其特别的目的,还是需要将历史引入小说。那么,历史在这些武侠小说中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形态存在?
　　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历史既然要进入武侠小说,首先就需要分清主次关系,不能越俎代庖,武侠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武侠小说,就在于它的主体或曰重点是武侠,不是科幻,也并非历史,现实世界中没有武侠,武侠生活在小说的世界中,武侠小说中着力建构的世界是江湖。江湖是一个虚幻的世界,这个虚幻是跟现实世界相对而言的,所以江湖中的人物,其能力或行径都是现实世界的规则所不能解释也不能认同的,如大侠超人式的体能或令人费解的经济来源等等,但这不影响江湖的自成体系,也不影响江湖的存在价值。江湖有它的独立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个人与江湖的关系来考察,武侠小说所建构的江湖井然有序,这主要表现在江湖为个人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成长机制。每个有志于武功的青年都能够加入特定的师门,并因个人天资与努力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武功造诣方面取得或大或小的成就。这里的进步之处在于摒弃了经济与血统的约束,彰显的是极为单纯的努力与进步的关系。同样值得称道的是江湖的认同机制,仅就武功而言,如果能达到一定的境界,便能获得相应的江湖认同,这个认同往往是以江湖绰号和江湖排名的方式来实现的。尤其是江湖排名,除了令狐冲刻意的搞笑而外,武侠小说所提供的排名,无论从作者的态度还是从江湖人物的反应来看,基本上都是非常严肃而客观的。当然,这里的认同机制中还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即江湖人物所渴望的爱情或婚姻的配给制度,爱情在心灵世界中的位置是毋须多言的,在一般人看来,这无疑是对个人努力的最大回报。所以,个人成长视角中的江湖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它的运行规则就如自然界春秋四季的交替一样自然和无可置疑。汤哲声说:“武侠小说恰恰不是现实主义的,它应该是浪漫主义的作品。”就千古尽然的理想与现实差距而言,说武侠小说隶属于浪漫主义,是极为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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