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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文结构的美学观念 ——明清小说评点考论

时间:2009-8-8 16:42:13  来源:不详
镇魔事”,“亦暗射开碣走魔事”。(注: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261页。)诚为有得之见。 因为晁盖在聚义起事的事件叙述中是个“提纲挈领之人”,(注: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259页。 )作者出此影射是很自然的。其二见于十四回,“七星聚义”最初密谋地点就是三阮的老巢,名曰“石碣村”。“石碣村”小聚义之后就是梁山伯“大聚义”。所以,此一石碣不是胡乱按上去的。它在大结构中的作用十分明显。金圣叹于十四回评云:“《水浒》之始也,始于石碣;《水浒》之终也,终于石碣。石碣之为言一定之数,固也。然前乎此者之石碣,盖托始之例也。若《水浒》之一百八人,则自有其始也。一百八人自有其始,则又宜何所始?其必始于石碣矣。故读阮氏三雄,而至石碣村字,则知一百八人之入水浒,断自此始也。”(注: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272页。)其三见于七十回。 水浒一干好汉喜庆团圆聚义,正当公孙胜作法奏闻天帝之时,天眼开而从天滚下一块石碣,“竟钻入正南地下去了。”(注: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282页。)妖魔冲天而出,成一番好汉聚义梁山的大故事;石碣没地而入,显一场英雄飘零凋落的大收场,这本是百回本作者的用心。石碣现于此处,相当于传奇戏曲的“小收煞”、八股文的“束二股”,其结构的功能是十分明显的。金圣叹就坡下驴,将“小收煞”改成“大收煞”,将“束二股”稍改而径自结尾,于是就有腰斩。站在古代“文法”的立场,这并不是不允许的,并非所有传奇都有“小收煞”,并非所有八股都有“束二股”。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文法”根据正在这里。当石碣三见的时候,金圣叹极赞以为这就是一篇之终的信号:“一部大书以石碣始,以石碣终,章法奇绝。”(注: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282页。)他以过人的识力提醒读者:“三个‘石碣’字,是一部《水浒传》大段落。”(注: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31页。《读第五才子书法》,第20页。)
    中国古典小说的大结构和大布局体现在起结的前后数回,间中不时有点缀和暗示,而前数回尤为突出。理解一部小说,前数回的读解特别重要。尽管它们可能与其后的主导情节有游离,读者却马虎不得。因为它是透过一个暗示和解释性的架构,以其神理贯串于其后的故事,特别是叙述人的观点和评价,在起首的这个架构中,有很明显的流露。评点家对这种大结构模式的一一析出,是我们认识古典长篇结构美学的一笔重要的财富。
    金圣叹对《水浒》起首的读解就下过一番工夫。他这样评论“楔子”:“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以瘟疫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为楔,楔出天师;以天师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为楔,楔出游山;以游山为楔,楔出开碣;以开碣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谓正楔也。中间又以康节、希夷二先生,楔出劫运定数;以武德皇帝、包拯、狄青,楔出陈达、杨春;以洪信骄情傲色,楔出高俅、蔡京;以道童猥催难认,直楔出第七十回皇甫相马作结尾,此所谓奇楔也。”(注: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30~31页。)“楔子”的作用固然是人物出场,而实际上又不止人物出场那么简单。金圣叹将之分为“正楔”与“奇楔”,似乎是提示读者注意叙述人故意设置两个不同的“声音”。在属于“正楔”的线索里,妖魔最终出世,发生这种为“王道”所不容的事情,读者应当可以从这种不寻常的出场安排中预料到英雄的凄凉结局。在这里,叙述者似站在一个“正统”的立场。而在属于“奇楔”的线索,叙述人向读者暗示,造成这种反常局面的原因,完全是朝臣的“骄情傲色”,叙述者于是又把读者带入理解人事反常的社会批判的视角。而超越这个对立的视角,故事的发生又属于无可如何的“运数”。金圣叹的评点虽然未能透解起首局面之所以如此的潜在原因,但从他“正”、“奇”之分的细心,却是有意引导读者进入更复杂的思考。
    从“楔子”那种象征笔法进入比较写实的叙述,《水浒》第一回讲述了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好汉王进的故事。他的故事游离于主导情节,实际上可以完全不用这“段”故事起连接照应作用。作者为何要写一个有始无终的王进?金圣叹从小说开篇大布局的角度给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读解。按照古典长篇大结构模式,作者必定运用精心构思的事件单元去暗示后面主导事件所以发生的原因以及它们的性质。王进“段”故事的结构意义正在于此。金圣叹在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的回评里写道:“高俅来而王进去矣。王进者,何人也?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盖孝子也。吾又闻古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之语,然则王进亦忠臣也。孝子忠臣,则国家之祥麟威凤,员璧方圭也,横求之四海而不一得之,竖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则当尊之,荣之,长跽事之。必欲骂之,打之,至于杀之,因逼去之,是何为也!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注: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47页。)按照金圣叹的理解,《水浒》开头实写部分布局:高俅来,王进去;王进去,史进来。这“段”故事不仅是角色登场次序,更是暗示作者的历史观和道德评价。“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何用知其天下无道?曰:王进去而高俅来矣。”“必如王进,然后可教而进之于王道,然则彼一百八人也者,固王道之所必诛也。”(注: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47~48页。)叙述者复杂的多重视角隐含在游离于主导故事的王进“段”中,它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一段“导读”。如同六十九回作者让一个善相马的“碧眼黄须,貌若番人”的皇甫端为最后一个上山的好汉,都是出于有隐喻意味的安排。古典长篇这种颇为独特的结构美学原则,如果不是金圣叹的细心解读,我们也许就放过了。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同样贯串着寻求大结构理解的强烈意识,虽然评点家各人笔下的批评文本不同,有意思的是他们对文本大结构的解读可以相互发明,而张竹坡与金圣叹、毛氏父子所本的美学观念,并无大的差异。《金瓶梅》第一回正文入话之前,有一段流露浓重虚空感的关于财色福祸、色空世界的话头,类似于《水浒》的“楔子”,张竹坡劝人细读,“此一段是一部小《金瓶》,如世所云总纲也。”(注: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13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总纲”的作用是为一部大书的主脑和故事定调,“开讲处几句话头,乃一百回的主意。一部书总不出此几句,然却是一起四大股,四小结股。临了一结,齐齐整整。”(注: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1页, 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话头”类似八股云云,是赞其格式讲究,但张竹坡认之为一百回的“总纲”和“主意”,说明他不但熟悉古典长篇大结构在形式上的特点,而且能指出这种结构模式在叙述上的意义。
    《金瓶梅》和《三国》、《水浒》一样,安排了一些看似游离主导故事的事件单元作为大结构的“关锁”、“照应”,以连接一百回的大起大结。张竹坡认为《金瓶梅》的大起大结是具有地理色彩的意象玉皇庙和永福寺,以玉皇庙“热结兄弟”起,以身死名裂葬身永福寺结。他在《读法》中说,“起以玉皇庙,终以永福寺,而一回中已一齐说出,是大关键处。”(注: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25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玉皇庙、永福寺是一部大起结。”(注: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715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 )细考张竹坡的批评和《金瓶梅》作者经营大结构之心,一百回书牵涉到许多人物,一部聚散离合兴衰的“炎凉书”,必然谋划众角色的起始处与结穴处。玉皇庙、永福寺起的就是这个作用,以一个地域意象将角色聚拢起来,以另一个地域意象将众角色归纳而去,方便表达“炎凉之旨”。如从情节连贯的角度看,以玉皇庙、永福寺为起结的手法,不免与主导故事有所游离,然它们对角色起的聚拢、发散、归穴的结构作用十分明显。所以,张竹坡定玉皇庙、永福寺为一百回大起大结,实不是无根之谈而是对古典小说结构美学原则有深切体会的有得之论。
    一个完整的大结构,除了有能够首尾相衔的起始以外,中间还要有若干关锁予以配合、照应。张竹坡认为《金瓶梅》的中间照应处有三“段”,并以“冷热金针”作为气氛的配合。中间照应的三“段”事件单元有如金圣叹在《水浒》中拈出的“石碣”三现一样。张氏在《读法》里评云:“先是吴神仙总览其盛,后是黄真人少扶其衰,末是普净师一洗其业,是此书大照应处。”(注: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25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所谓“吴神仙总览”事见第二十九回“吴神仙冰鉴定终身 潘金莲兰汤邀午战”。《金瓶梅》写到第二十回,人物已经出齐,按结构原则可予一关锁,而作者并未这样处理。张竹坡认为,“若急急忙忙写去,匆匆忽忽收煞,则不如勿作之为愈也。”(注: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298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必以一些零碎琐事点缀,以示从容不迫,将人物写透。“故必至二十九回,方以‘冰鉴’总锁住。”(注:张竹坡批评《金瓶梅》, 第298页,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二十九回“吴神仙冰鉴”写的是算命先生吴神仙给书中主要角色一一算命,含沙射影指出各人的下场一事。五十回以前,各人际遇均处风生水起“极热”的阶段,“冰鉴”则暗示不祥的结局,显与主导故事游离。只有从大结构去判断,才能认识作者安排的含义。张竹坡高人一着的地方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回评云:“此回乃一部大关键也。上文二十八回一一写出来之人,至此回方一一为之遥断结果。盖作者恐后文顺手写去,或致错乱,故一一定其规模,下文皆照此结果此数人也。此数人之结果完,而书亦完矣。直谓此书至此结矣可。”(注: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432页, 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张竹坡的有力批评,再次揭示了古典长篇结构模式的美学特征。其他如第四十六回“妻妾戏笑卜龟儿”亦此类对后文情节起暗示作用的关目。
    “黄真人少扶其衰”,当指第六十六回“翟管家寄书致赙 黄真人发牒荐亡”。这一回在大结构上的意义,张竹坡并没有多作解说。仔细推量他《读法》里的见解,“黄真人发牒荐亡”所以能起全篇关锁的作用,当指黄真人追荐李瓶儿亡灵时那篇不咸不淡满含反讽的“牒文”。这篇“牒文”与追荐亡人的情景显然不符。作者借此机会再次暗示诸人不详的结局。如“牒文”有这样的话:“切以人处尘凡,日萦俗务。不知有死,惟欲贪生。鲜能种于善根,多随入于恶趣。昏迷弗省,恣欲贪嗔。将谓己长存,岂信无常易到。”作者在这一回的暗示适逢其时,离七十九回西门庆纵欲身亡不远,恰是一个预警信号。由李瓶儿身死开始了败亡的起始,到七十九回是全书的高潮。高潮之前作一暗示,对后故事有所交待,这是符合老练文人的一贯手法。而“普净寺一洗其业”,事见第八十四回“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普净师化缘雪涧洞”。其时西门庆已死,正所谓“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诸姬散尽,零落飘离,这结局早在二十九回已定,读者可以想见。而作者在最后安排孝哥幻化的情节,以为世人指点迷津。所以,在基本线索发展上,西门死后即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的关锁就是普净向吴月娘化孝哥作徒弟,而真正实现则在末回结尾。张竹坡认为第八十四回是“一百回结文之定案”,(注: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1342页, 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理由就是基于故事情节转折的暗示。当作者叙述到吴月娘含糊许下,十五年后再作理会时,张竹坡批道:“非结十五年,乃开下十六回之事。”(注:张竹坡批评《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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