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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文结构的美学观念 ——明清小说评点考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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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2: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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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前因后果，但在文本剖析中常常把开篇当作一部的“总纲”。“总纲”比之于后文，固然有“微”“著”之别，但叙述应讲究的正是见微知著。人事波澜，先起后灭，各各不同，但所以起灭的因由，在人事的范围内，作者都把它们看出是违反天理，放纵野心和欲望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可以将它们归于一律，在开篇“总纲”里暗示出来。由此为后文的叙述观点定下一个基调，作为全文的贯串。一部大书，有“起”有“结”，中间又不时关锁照应，除了均衡、整一的形式的考虑外，恐怕定时提醒读者注意作者安排的叙述观点也是一个重要的根据。因为这样安排能够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人事的波澜起灭。清初李渔一段论戏曲开头的话可以作为旁证：“予谓词曲中开场一折，即古文之冒头，时文之破题，务使开门见山，不当借帽覆顶。即将本传中立言大意，包括成文，与后所说家门一词相为表里。”（注：李渔《闲情偶寄》卷二“家门”，见《李渔全集》第三卷，第60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人事范围内是非善恶的探求离不开道德化的视角。在这方面古人的理据当然是儒家经典。文人传统的思想教养也使作者依循儒家理学的观点来解释人事的起伏沉浮。三家评点不约而同指出作者所持儒家理学的叙述观点。如毛氏父子指出《三国》作者不断以纲常不修、败德乱政事件暗示它们与国家分裂与王朝覆亡的关系；金圣叹指出《水浒》作者劈头以朝纲紊乱、奸臣当道解释正常的儒家秩序被打破而有“妖魔”出世，好汉不守本分逾闲越轨而有日后灭顶之灾；张竹坡指出《金瓶梅》作者以西门庆一干人不修其身，不治其家，放纵欲望为身死家破名裂之由。这种读解往往被今天的评家讥为迂腐，其实深思之，这正是有文本依据的合理解释上一页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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