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代前七子在复古运动后期普遍存在着从文人向儒士转化即“儒士化”现象，王廷相、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为其代表。转化的方式、程度虽不尽相同，学术指向却基本上以关学为旨归，是前七子关学品性的直接反映，唐宋派的崇儒之路是前七子转化之途的自然延伸。文人与儒士的地位差异及正、嘉年间士人心态的变化是“儒士化”现象在当时风行的主要原因。
明代前七子在文学复古运动的后期普遍产生了密切亲近儒学的转向，对此，有学者总结为“弃文入道”①，也有学者认为是在理学思潮影响下的“思想转换”②，这些说法都很有见地，将前七子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本文拟从身份转化的角度再度审视，以期深入揭示转化过程中所入之“道”或“理”的具体指向及其学派属性。
实际上，从前七子整体来看，学术取向的转变与身份的转化相辅相成，但就每个成员而言，在这场由纯粹的“文人”③向德业儒士靠拢、转化即“儒士化”的过程中，其动因、方式、程度及最终的归宿并不完全相同。只有系统地探究上述问题，才能洞察前七子后期学术心态的变化轨迹，理清前七子与理学、前后七子与唐宋派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为准确评价七子派的复古运动奠定基础，也为考察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众多的文人身份转化现象提供鲜活的个案。
一
从现有资料来看，在复古运动的过程中，前七子中除了边贡外，其他六人都曾对当时的儒学发展状况进行了广泛的思考并发表了相关的言论。其中，王廷相、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四人向儒士靠拢、转化的倾向明显，且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情形：
1、彻底的弃文入道者，以王廷相为代表。王廷相为七子中转化最彻底的一位，他由一名文人最后转型为职业的道学家，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他六十五岁那年（1538）所刊刻的《雅述》篇中，就公开宣扬“文以阐道”的文学主张：
文以阐道，道阐而文实，六经所载皆然也。晋、宋以往，竞尚浮华，刻意俳丽，刘勰极矣。至唐韩、柳虽稍变其习，而体裁犹文。道止一二，文已千百，谓之阐道，渺乎微矣。从“文以阐道”的观念出发，王廷相甚至认为曾明确宣称复古文是为了复古道的韩愈、柳宗元等前辈也不符合要求。更有甚者，他还对复古运动中的同志李梦阳颇有微辞，对李梦阳所说的“宋儒兴而古之文废”④那段名言大不以为然，并由此而断定：“故知文士之言，糜而寡用。”以“文士”称呼李梦阳，以“功用论”评判文学，即清楚地表明了此时他所具有的“儒士”身份。
不仅如此，从“文士”转变为“儒士”之后，他还对先前所从事的文学事业进行了追悔：“仆早岁问学，无所师承，亦随众致力词藻，伥伥贸贸于无益之途，极十余稔。及壮年以来，知自悔悟，回视少年，已自浪过者多，不可一二追复矣。至今恨恨然!大抵体道之学，缓急有用于世；诗文之学，君子不可不务，要之辅世建绩寡矣，而不适用也。”⑤不难发现，王廷相晚年在事功和道学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他自觉的身份转化密切相关。
2、心转而行未成者，以徐祯卿为代表。在三十三年有限的生命旅程中，徐祯卿在学术思想上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转化：早年与祝允明、文徵明、唐寅一起在吴中放诞任情，切磋文艺；进士及第之后便转而与李梦阳、何景明等在京师研修古文辞，倡言“复古”；此后一度“脱弃华藻，游心玄虚”⑥，沉溺仙佛养生之道；正德五年（1510）冬天，在京师拜访王阳明，听其“语及圣门易简之旨，遂翻然大悟”⑦，表示要弃文入道，皈依阳明心学。王阳明对此曾总结道：“昌国之学凡三变，卒乃有志于道。”⑧可以说，徐在心理上已经完成了向心学家转化的过程，只是还未等到在心学的队伍中作出实绩，次年即因病辞世。尽管如此，明代的学者对这次转化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视他为实践孔门“朝闻道，夕死可矣”训教的当世颜回。
3、逐步向儒士靠拢、转化者，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李梦阳在七子中向来被视为具有“反理学”倾向的人物⑨，但他也只是对程朱理学的弊端及理学家文艺观念进行批评，对周、程、张、朱等理学大师还是非常推崇的。作为一名积极入世的正统文人，他的理想人格、思维模式、诗学观念必然受到作为官方哲学的理学思想的影响。到了晚年，这种影响与日俱增并且促使他向专业儒士靠拢、转化。
对此，有论者认为李梦阳当属七子中“未曾发现转变迹象或未得到资料反映”⑩的一类。从表面上看似乎如此，李梦阳后期在诗文创作中确实没有对理学发表过多少意见，但笔者以为他是七子中除了王廷相外转化力度最大的，其标志就是他在晚年专门写就的充满了学理思辨色彩的《空同子》这部著作。据朱安《李空同先生年表》记载，李梦阳在五十六岁那年（1527），“闵圣远言湮，异端横起，理学亡传，于是著《空同子》八篇”11，分别从化理（上、下）、物理、治道、论学（上、下）、事势、异道等六个方面“该物究理”，“发明性命之源”12，可谓向理学家转化过程中做出的最大努力。
其实，在此之前，内心的转化已经发生，时人对此曾有形象的说明：
李献吉晚而与某论学，自悔见道不明，曰：“昔吾汩于词章，今而厌矣。静中恍有见，意味迥然不同，则从而录之。”某曰：“录后意味何如?”献吉默然良久，惊而问曰：“吾实不自知，才札记后，意味渐散，不能如初，何也?”某因与之极言天根之学，须培养深沉，切忌漏泄。因问平生大病安在，曰：“公才甚高，但虚志与骄气，此害道之甚者也。献吉曰：“天使吾早见二十年，讵若是哉!”13
此处的“某”就是与李梦阳同时的理学家魏校，他细致地描绘了李梦阳跟自己谈道论理并欲弃文入道的口吻和心态，从而表明李梦阳晚年向儒士的转化实在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一名文士，在对待理学的问题上，何景明也从早期的关注、参与过渡到后期的积极思考、撰写相关著作并热衷讲学的阶段，从而开始了向儒士的转化过程。他曾经撰写《何子》（十二篇）、《内篇》（二十九篇）等论著，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理论思考。他还曾约王廷相进行讲学活动，据王廷相《大复集序》记载：
正德末，余督学四川，大复督学关中。一日走书曰：孔孟藐矣，学渐支离，涂岐矣，后生汶汶以塞。迩得论说数十，欲与君约境上之会，期越月之讲。然竟不果。
从积极著书到热衷讲学，何景明实际上已经从文人步入了儒士的行列，当时的许多学者却对此不甚了解，仅以诗人或“词华之士”视之。对此，康海就曾不无感慨地写道：“顾世无知之者，独曰：何子有诗人之遗意，厥觌浅矣!仲默岂独工于诗者?故仲默名遍天下，然实无知仲默者此也。”14蔡汝南也在《创建大复何先生祠记》中对“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词华之士同类而共訾之”的状况深表遗憾，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大复终究是一位“醇儒”15。
二
就转化的具体目标而言，上述四人都向理学靠拢，但最终归宿不尽相同。徐祯卿对阳明心学的心仪是不言而喻的，而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理学取向学界至今未有明确的说明。在讨论转化问题时，王廷相的哲学思想也被研究者搁置不论。事实上，王、李、何三人均是以关学为旨归。
在理学发展史上，关学是指北宋张载在关中地区开创的理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关学包括宋元明清时期推崇或接受张载学说的所有理学学派，其时限和地域都有所扩大，本文取广义。以“气本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和以注重气节、“躬行礼教为本”的学风为关学的两大特点。从地域、交游、师承、学风、人格、文学及儒学观念等方面来看，包括王、李、何在内的前七子就是一个具有关学品性的文学流派。关于此点，笔者已有专文论述16，可资参看。此处只就三人转化过程中的学术取向再作一些简单的说明。
王廷相可以说是明代关学的杰出代表，他继承和发扬了张载“气一元论”观念和阴阳相待的辩证法思想，以“气本论”为武器，对佛老的“虚无”论、程朱理学的“理为气本”17论都进行了深刻的批评，认为“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18，把古代的唯物论思想发挥到了顶点。他还从“知行兼举”19立场入手，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不于实践处用功“的弊病进行了揭露：“近世学者之弊有二，一则徒为泛然讲说，一则务为虚静以守其心，皆不从实践处用功，人事上体验。往往遇事之来，徒讲说者，多失时措之宜，盖事变无穷，讲论不能尽故也；徒守心者，茫无作用之妙，盖虚寂寡实，事机不能熟故也。”20王廷相在此表现出强烈的“崇实黜虚”的倾向，他沿着张载的“实学”路径，把“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哲学高度，开启了明清之际以复兴孔孟原始儒学为目标的儒学价值观念转换的先声21。
相对于明代关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廷相而言，李梦阳在理论造诣上显然比较浮浅，但他还是努力以关学最重要的范畴“气”作为利器来“该物究理”。据笔者统计，整个《空同集》（六十六卷）中用到“气”这一词语的地方多达447处，而《空同子》八篇中带有学理意味的“气”就达51处。解释自然现象如雷电、海市蜃楼用“气”；解释吉凶、生死时用“气”；解释人性、物理也用“气”。张载曾说：“凡可状者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22李梦阳即言：“天地间惟声色，人安能不溺之?声色
者，五行精华之气，以之为神者也。凡物有窍则声，无色则敝，超乎此而不离乎此，谓之不溺。”此处即通过一切有形（无形）的物体都是一“气”之化育这个关学命题来谈“理”与“欲”的关系问题，客观上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
总的来看，除了王廷相外，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向关学家的靠拢和转化主要表现在对学风的继承上。有趣的是，在关学学风的习染方面，作为关中士子，空同比大复略早，但后来大复却比空同更直接。自正德十三年（1518）起，在人生最后的三个年头里，大复一直在陕西担任提学副使，直接在关学的发源地弘扬关学，在以张载为宗师的“正学书院”里教授学生。他视张载的《正蒙》为治世法宝，曾为他人的《〈正蒙〉会稿》作序，并建议“关中诸生人置一本”23。在“学渐支离”的情况下，他即以张载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来校正之。《何子》十二论中都是对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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