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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中期小说批评刍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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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2: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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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亦即对小说作者的创作动机和创作过程的探讨。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认识。
1、创作动机的向上一路——发愤而为小说
发愤而为小说的观点，在明代就有人提出，但仅仅略具端倪而已。真正将发愤而为小说作为小说家创作动机之向上一路而大力张扬者，却在清代前中期，而且，还有不少是作家兼批评家的夫子自道。
陈忱在化名古宋遗民而作小说《水浒后传》之后，又化名雁宕山樵写了一篇《水浒后传序》。他在文章中说：“嗟乎!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陈忱还生怕读者不明其深意，又在化名樵馀所写的《水浒后传论略》一文中一再提醒：“《水浒》，愤书也。”“《后传》为泄愤之书。”表示出自己写《水浒后传》是继承《水浒传》作者发愤而为小说的初衷。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也说：“集腋为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无名氏在《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第四十回回评中也说：“此作者之所以发愤著书，一吐其不平之鸣也。”
从作者到批评者，大都能从发愤而为小说的角度来看待小说创作，这实在是对小说创作动机的认识的一大进步。尤其是小说作者将自己的作品看作是发愤之作，更是创作主体在认识上已处于自觉状态的重要标志。
2、发愤说的变奏曲——才情与寄托
严格说来，“发愤”的概念仍是比较宽泛的，每一位作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他所谓“愤”亦自有不同的含义。如上述几例，陈忱之所谓“愤”，表面上是“穷愁潦倒”，而实际上却是遗民的兴亡之恨。《水浒后传》中的民族意识是颇为浓烈的，而陈忱本人便曾经是一位抗清志士。蒲松龄之“愤”，大半为下层文人怀才不遇的愤懑。我们从《聊斋志异》中写了大量的美丽女性偏偏爱上穷书生这一“情结”，便可窥见其中奥秘之一二。而吴敬梓之
“愤”，乃是一种不平之鸣，尤其是对社会给有志改革者的不公平待遇的一种牢骚和反抗。无名氏的批评所针对者恰为书中人物萧云仙以礼乐兵农的思想改革社会弊端而不果之所发，其意显然。
清代前中期的小说作者和批评家，亦有将“发愤”的概念向更远处引伸的，于是便有了才情与寄托之说的产生。天花藏主人的《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序》中说：“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似乎很有些愤懑在胸。而这类才子佳人小说作者们的愤懑，多半是才情不得发挥的痛苦。天花藏主人在同一篇序言中说得明白：“故人而无才，日于衣冠醉饱中生瞎死则已耳。若夫两眼浮六合之间，一心在千秋之上，落笔时惊风雨，开口秀夺山川，每当春花秋月之时，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不幸憔悴以死，抱九原埋没之痛，岂不悲哉?”因此，这些作者“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梁事业”，做着他们五彩缤纷的风流梦。此可谓之在“发愤”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发泄“才情”说。
相近似的观点，在何昌森《水石缘序》中也可看到：“夫著书立说，所以发舒学问也；作赋吟诗，所以陶养性情也。今以陶情养性之诗词，托诸才子佳人之吟咏，凭空结撰，兴会淋漓，既足以赏雅，复可以动俗，其人奇，其事奇，其遇奇，其笔更奇，愿速付之梓人以公之同好，岂仅破幽窗之岑寂而消小年之长日也哉?”
在这些批评者们看来，作家以自己的八斗之才去表现天地间的真情至性，乃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也是一种发愤而为小说的延伸。因此，这些批评家将各自所认识到的“情”提到了很高的地位，对才与情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极端重视。 西湖钓叟在《续金瓶梅集序》中说：“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情在则文附焉，不论其藻与俚也。”剩斋氏在《英云梦传弁言》中也说：“晋人云：文生情，情生文。盖惟能文者善言情，不惟多情者善为文。何则?太上忘情，愚者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种柳主人在《玉蟾记序》中说得更具体：“通元子撰《玉蟾记》，可谓善用其情者矣。于极浅处写出深情，于极淡处写出浓情。于君子则以恺恻之心写端庄之致，于小人则以诙谐之语写佻达之形，皆发于情之所不得已。”
综观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当时确有一些批评家认为善用情、善言情是小说创作的高级状态。而一位作家如果能以“情”为核心，兼之精造巧构，定能写出佳作。许多作品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均乃由于“情”在中间起中流砥柱的作用。一部好的作品，势必以情为将帅、以文才为兵卫，以情为内质而以文才表现之。这种“才”“情”相结合而得以发泄的观点，正是一大批言情小说的作家们的创作动机和创作动力。
“发愤”说向另一方面发挥的结果便是所谓“寄托”说。仅以对《聊斋志异》的评价为例，便可大致说明这一问题。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已明确提出了“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的话头，此后的一些批评家们便有不少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
何彤文在《注聊斋志异序》中将蒲松龄与施耐庵进行了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夫耐庵生于宋，立于元，不求见用于世，故假《水浒》一传，以抒其抱负，宣其阅历。若著《聊斋》者，生逢盛世，以彼其才其学其识而不获一第，无怪其嘲试官谓并盲于鼻也。”
如果说，何彤文对蒲松龄之“寄托”的理解尚比较狭隘的话，那么，何的朋辈舒其对《聊斋》中之“寄托”的认识则似乎更为深刻全面一些。舒氏在何氏《注聊斋志异序》的跋文中说：“《聊斋志异》大半假狐鬼以讽谕世俗。嬉笑怒骂，尽成文章，读之可发人深醒。”
当然，在这方面说得更为深入细致的还是曾经帮助赵起杲整理刊行《聊斋志异》的余集。他说：“呜呼!先生之志荒，而先生之心苦矣!昔者三闾被放，彷徨山泽，经历陵庙，呵壁问天，神灵怪物，琦玮，以泄愤懑，抒写愁思。释氏悯众生之颠倒，借因果为筏喻，刀山剑树，牛鬼蛇神，罔非说法，开觉有情。然则是书之恍惚幻妄，光怪陆离，皆其微旨所存，殆以三闾之思，寓化人解脱之意欤?”(《聊斋志异序》) 将蒲氏的小说创作比之为屈氏问天、释氏说法，是极端重视小说中“寄托”的提法，也是“发愤”而为小说之极致。 3、对小说作者创作过程的揭示
清代前中期的批评者们不仅积极探求小说作者的创作心态，而且还深入讨论了作者们的创作过程。李渔在《闲情偶记·词曲部》中曾涉及到作家在塑造人物时的构思过程：“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无论立心端正者，我当设身处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当舍经从权，暂为邪辟之思。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浒传》之叙事，吴道子之写生，斯称此道中之绝技。”
这里涉及到的是人物塑造的深层次问题，即作家在塑造笔下人物形象时，要以己之心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要设身处地地体味到书中人物在特定的场合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写好人物，才能“说一人肖一人”，使作品中的人物各有其声容笑貌、行为口吻。李百川在《绿野仙踪自序》中也表达了这种创作体会：“余书中若男若妇，已无时无刻不目有所见，不耳有所闻于饮食魂梦间矣。”
一个作家，只有如此热爱自己笔下的人物，才能在梦绕魂牵的迷狂状态中塑造出生鲜活泼的艺术形象。除此而外，当时的批评家们还希望读者能尽可能地了解和理解作者艰辛的创作过程。只有透视作者的心灵文本，才能更好地解读案头文本。董孟汾在《孝义雪月梅传》第二十九回回评中说：“看书要知作者苦心，或添一事，或添一人，俱不得不然。”
作者的才、学、识的积累，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是必备条件和重要基础，对此，当时的一些作家和批评家也有清晰的认识。李百川说：“余意著书非周流典坟、博瞻词章者，未易轻下笔。勉强效颦，是无翼而学飞也。”(《绿野仙踪自序》)无名氏称许吴敬梓：“作者学太史公，读书遍历天下名山大川，然后具此种胸襟，能写出此种境况也。”(《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回评)诸联则盛赞曹雪芹：“作者无所不知，上自诗词文赋、琴理画趣，下至医卜星相、弹棋唱曲，叶戏陆博诸杂技，言来悉中肯綮。想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独得。”(《红楼评梦》)所有这些，均乃批评者与作者之间的知音言语。
社会大舞台，人心小宇宙。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知人论世无疑是一把金钥匙。对创作主体心灵文本的透视，是清代前中期小说批评的一大特点。同时，这也正是清代小说批评较之从前的一大发展和进步。
四、真实、虚构与典型化
小说创作中的虚实关系问题，是小说批评中由来已久的一个老问题。早先的批评家们多半认为小说是历史的附庸，故须以写历史真实为己任。直到明代，有些批评家才较多地涉及到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清代前中期的小说批评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金丰在《新镌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序》中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 这是一种比较平衡而可行的观点，大量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小说基本上是沿着这一基本思路而进行创作的。当然，也有向两极发展的不同意见。毛宗岗在伪托金人瑞的《三国志演义序》中说：“近又取《三国志》读之，见其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这便是基本尚实的理论。其实，毛氏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况。众所周知，《三国演义》中的虚构成分是占有相当比例的。对于《三国演义》中虚实结合的写法，章学诚大为不满。他认为写小说要么完全“实”，要么完全“虚”，切忌虚实参半。他说：“凡演义之书，如《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多纪实事，《西游记》、《金瓶梅》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唯《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士大夫作故事用者矣。故衍义之属，虽无当于著述之论，然流俗耳目渐染，实有益于劝惩，但须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错杂如《三国》之淆入耳。”(《丙辰札记》)在这里，章氏的“虚则明著寓言”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认为小说创作要“实则概从其实”则未免失之偏颇。这是一种对小说的本质缺乏认识的结论，也是小说羽翼正史的观念的遗存。
与上述尚“实”理论相反的是一些高度赞扬小说应大胆虚构的言论。黄越在《第九才子书平鬼传序》中说：“且夫传奇之作也，骚人韵士以锦绣之心，风雷之笔，涵天地于掌中，舒造化于指下，无者造之而使有，有者化之而使无，不惟不必有其事，亦竟不必有其人，所谓空中之楼阁，海外之三山，倏有无，令阅者惊风云之变态而已耳，安所规规于或有或无而始措笔词耶?”剩斋氏亦在《英云梦弁言》中转述作者松云的言论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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