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人的现实感虽然没有完全沉没在文山字海里，但是有时也已经像李逵假洑水，探头探脑的挣扎。

    从古人各种著作里收集自己诗歌的材料和词句，从古人的诗里孳生出自己的诗来，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的凭栏眺望一番。内容就愈来愈贫薄，形式也愈变愈严密。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发达到极端，可以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里。据说在文艺复兴时代，那些人文主义作家沉浸在古典文学里，一味讲究风格和词藻，虽然接触到事物，心目间并没有事物的印象，只浮动着古罗马大诗人的好词佳句（德·桑克谛斯(F．De Sanctis)《意大利文学史》(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1962年版第1册，第342页。）。我们古代的批评家也指出相同的现象：“人于顺逆境遇所动情思，皆是诗材；子美之诗多得于此。人不能然，失却好诗；及至作诗，了无意思，惟学古人句样而已。” （吴乔：《围炉诗话》卷一）这是讲明代的“七子”，宋诗的病情还远不至于那么沉重，不过它的病象已经显明。譬如南宋有个师法陶潜的陈渊（《默堂先生文集》卷四《小轩闲题》第二首：《渊明吾之师》，卷五《次韵令德答天启》：“我师陶靖节。”），他在旅行诗里就说：“渊明已黄壤，诗语馀奇趣；我行田野间，举目辄相遇。谁云古人远?正是无来去!” （《默堂先生文集》卷五《越州道中杂诗》第八首）陶潜当然是位大诗人，但是假如陈渊觉得一眼望出去都是六七百年前陶潜所歌咏的情景，那未必证明陶潜的意境包罗得很广阔，而也许只表示自己的心眼给陶潜限制得很褊狭。这种对文艺作品的敏感只造成了对现实事物的盲点，同时也会变为对文艺作品的幻觉，因为它一方面目不转睛，只注视着陶潜，在陶潜诗境以外的东西都领略不到，而另一方面可以白书见鬼，影响附会，在陶潜的诗里看出陶潜本人梦想不到的东西。这在文艺鉴赏里并不是稀罕的症候。

    再举一首写景的宋代小诗为例。沈约说古人写景的“茂制”“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钟嵘也说古人写景的“胜句”“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我们且看那首诗是否这样。四川有个诗人叫史尧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天资踔绝”，有同乡前辈苏轼的“遗风”；他作过一首《湖上》七绝：“浪汹涛翻忽渺漫，须臾风定见平宽；此间有句无人得，赤手长蛇试捕看。” （《莲峰集》卷二）这首诗颇有气魄，第三第四两句表示他要写旁人未写的景象，意思很好，用的比喻尤其新奇，使人联想起“捕捉形象的猎人”那个有名的称号（《小红萝菔须》作者勒那(Jules Renard)在《博物小志》(Histoires Na． turelles)里自称的话，见贝尔诺亚(F．Bernouard)版本，第3页。）。可是，仔细一研究，我们就发现史尧弼只是说得好听。他说自己赤手空拳，其实两双手都拿着向古人借来的武器，那条长蛇也是古人弄熟的、养家的一条烂草绳似的爬虫。苏轼《郭熙(秋山平远)》第一首说过：“此间有句无人识，送与襄阳孟浩然”； （《苏文忠公诗集》卷二十九） 孙樵《舆王霖秀才书》形容卢仝、韩愈等的风格也说过：“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 （《孙樵集》卷二）再研究下去，我们又发现原来孙樵也是顺手向韩愈和柳宗元借的本钱；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不是说过“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么? （《昌黎先生集》卷五）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不是也说过“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于之角，而力不得暇”么? （《唐柳先生集》卷二十一）换句话说，孙樵和史尧弼都在那里旧货翻新，把巧妙的裁改拆补来代替艰苦的创造，都没有向“自然形态的东西”里去发掘原料。

    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对本朝的诗歌已经作了公允的结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 （《沧浪诗话》《诗辨》节）因此他说：“最忌古董，最忌衬贴。” （《沧浪诗话》《诗法》节）明人对宋诗的批评也逃不出这几句话，例如：“宋人之诗尤愚之所未解。……宋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宋人又好用故实组织成诗，……用故实组织成诗，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 （屠隆：《由拳集》卷二十三《文论》）严羽看见了病征，却没有诊出病源，所以不知道从根本上去医治，不去多喝点“唯一的源泉，”而只换汤不换药的“推源汉魏以来，而决然谓当以盛唐为法” （《沧浪诗话》《诗辨》节）。换句话说，他依然把流当作源，他并未改变模仿和依傍的态度，只是模仿了另一个榜样，依傍了另一家门户。宋诗被人弃置勿道的时候，他这条路线不但没有长满了蔓草荒榛，却变成一条交通忙碌的马路。明代“复古”派不读唐以后书，反对宋诗，就都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他的道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都不知不觉地应用了他们所鄙弃的宋人的方法，而且应用得比宋人呆板。西昆体是把李商隐“挦扯”得“衣服败敝”的（刘攽：《中山诗话》），江西派是讲“拆东补西裳作带”的；（任渊：《后山诗注》卷三《次韵〈西湖徙鱼〉》）明代有个笑话说，有人看见李梦阳的一首律诗，忽然“攒眉不乐”，旁人问他是何道理，他回答说：“你看老杜却被献吉辈剥剥殆尽!” （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卷十八记谈田语：献吉就是李梦阳的表字。）“挦扯”、“拆补”、“剥剥”不是一件事儿么?又有人挖苦明代的“复古”派说：“欲作李、何、王、李门下厮养，但买得《韵府群玉》、《诗学大成》、《万姓统宗》、《广舆记》四书置案头，遇题查凑。” （《船山遗书》卷六十四《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参看李良年《秋锦山房集》卷二十二《题周栎园诗后》又《宋诗啜醨集》潘问奇自序论明七子。）这不是“资书以为诗”是什么?只是依赖的书数目又少、品质又庸俗罢了!宋诗是遭到排斥了，可是宋诗的习气依然存在，只变了个表现方式，仿佛鼻涕化而为痰，总之感冒并没有好。清代的“浙派”诗“无一字一句不自读书创获” （吴骞：《拜经楼诗话》卷四载汪师韩《跋厉樊榭诗》，那是《上湖分类文编》和《补钞》里没有收的。） 或者“同光体”诗把“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 （陈衍：《近代诗钞》第一册评祁寯藻。）。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自己明说承袭了宋诗的传统；可是痛骂宋诗的朱彝尊在作品里一样的“贪多”炫博，丝毫没有学宋诗的嫌疑的吴伟业在师法白居易的歌行里也一样的獭祭典故，这些不也是旁证么?

    韩愈虽然说“惟陈言之务去”，又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 （《昌黎先生集》卷十六《答李翊书》、卷三十四《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参看李汉《昌黎先生集序》和李翱《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载言书》，都反对“剽掠潜窃”，主张“陈言务去”。），但是他也说自己“窥陈编以盗窃” （《昌黎先生集》卷十二《进学解》；参看李冶《<敬斋古今黈>补遗》卷一赞韩愈、柳宗元、欧阳修都是本领高妙的大盗。）；然虽然说“偷语最为钝贼”，“无处逃刑”，“偷意”也情不可原”，但是他也说“偷势才巧意精”，“从其漏网”（《诗式》卷一《三不同语意势》条）。在宋代诗人里，偷窃变成师徒公开传授的专门科学。王若虚说黄庭坚所讲“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等方法“特剽窃之黠者耳” （《滹南遗老集》卷四十）冯班也说这是“宋人谬说，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贼耳” （《钝吟杂录》卷四）。反对宋诗的明代诗人看来同样的手脚不干不净：“徒手入市而欲百物为我有，不得不出于窃，瞎盛唐之谓也。” （《围炉诗话》卷六。参看焦竑《澹园集》卷十二《答友人论文》：“夫古以为贼，今以为程。”）文艺复兴时代的理论家也明目张胆的劝诗人向古典作品里去盗窃：“仔细的偷呀!”“青天白日之下做贼呀!”“抢了古人的东西来大家分赃呀!”还说：  “我把东西偷到手，洋洋得意，一点不害羞。” （维达(Marco Girolamo Vide)(1480—1566)《诗学》(De Arte Poetica)卷三，据匹特(Christopher Pitt)英译本，见恰末士(A．Chalmers)辑《英国诗人总汇》(English Poets)第19册，第647页。这是16、17世纪流传极广的理论，马利诺(G．B．Marino)指示作诗三法：翻译、模仿和盗窃——费莱罗(G．c．Ferrero)编《马利诺及其同派诗人选集》(Marino ei Marinisti)，第26—30页。后世的古典主义作家也保持类似的看法，例如蒲伯(AlexanderPope)的《与渥而许(w． Walsh)书》——休朋(G．Sherburn)辑《蒲伯书信集》(Correspondence)第1册，第19--20页，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为抄袭辩议》(Apologie Pour le Plagiat)——《文学生活》(La Vie itt6rarie)第4册，第158—160页。）撇下了“惟一的源泉”把“继承和借鉴”去“替代自己的创造”，就非弄到这样收场不可。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有个流弊：把诗人变得像个写学位论文的未来硕士博士，“抄书当作诗”，要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的书里，就得先把图书馆的书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还有个流弊：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去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这可以说是宋诗——不妨还添上宋词——给我们的大教训，也可以说是整个旧诗词的演变里包含的大教训。  

                                   三

    上面的话也说明了我们去取的标准。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前者号称“优孟衣冠”，一望而知，后者容易矇混，其实只是另一意义的“优孟衣冠”，所谓：“如梨园演剧，装抹日异，细看多是旧人。” （ 隆观易：《宁灵销食录》卷四评陆游诗；这句话对陆游太苛刻，但是指出了旧诗词里那种现象。）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这真是割爱：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类作品就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电线也似的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日的光焰来。我们也没有为了表示自己做过一点发掘工夫，硬把僻冷的东西选进去，把文学古董混在古典文学里。假如僻冷的东西已经僵冷，一丝儿活气也不透，那么顶好让它安安静静的长眠永息。一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事实上只会应用人工呼吸法，并没有还魂续命丹；二来因为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必去制造木乃伊，费心用力的把许多作家维持在“死且不朽”的状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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