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元初刘壎为曾巩的诗辩护，曾说：“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兴寡，先生之诗亦然。故惟当以赋体观之，即无憾矣” （《隐居通议》卷七）。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以近代文艺理论的术语，明确地作了判断：“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同时，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如范仲淹的诗里一字不涉及儿女私情，而他的《御街行》词就有“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样悱恻缠绵的情调，措词婉约，胜过李清照《一剪梅》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除掉陆游的几首，宋代数目不多的爱情诗都淡薄、笨拙、套板。像朱淑真《断肠诗集》里的作品，实在肤浅得很，只是鱼玄机的风调，又添了些寒窘和迂腐；刘克庄称赞李壁的《悼亡》诗“不可以复加矣!” （《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五）可是也不得不承认诗里最深挚的两句跟元稹的诗“暗合”（《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以艳体诗闻名的司马槱，若根据他流传下来的两首诗而论（陈起：《(前贤小集)拾遗》卷五《闺怨》），学李商隐而缺乏笔力，仿佛是害了贫血病和软骨病的“西崑体”。有人想把词里常见的情事也在诗里具体的描摹，不过往往不是陈旧，像李元膺的《十忆诗》（见《墨庄漫录》卷五），就是肤廓，像晁冲之《都下追感往昔因成二首》（《具茨先生诗集》卷十三），都还比不上韩偓《香奁集》里的东西。

    南宋时，金国的作者就嫌宋诗“衰于前古……遂鄙薄而不道”，连他们里面都有人觉得“不已甚乎!”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四十。王若虚是师法白居易的，所以他说宋诗“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算得一句平心之论，正像瞿佑《归田诗话》卷上论“举世宗唐恐未公”或者叶燮《己畦文集》卷八《黄叶村庄诗序》和《原诗》卷一论“因时善变”或者潘德兴《养一斋诗话》卷四引申都穆《南濠诗话》那几节一样，因为那些人也都是不学宋诗的。）从此以后，宋诗也颇尝过世态炎凉或者市价涨落的滋味。在明代，苏平认为宋人的近体诗只有一首可取，而那一首还有毛病（叶盛：《水东日记》卷十记苏平语；那首诗是王珪的《恭和御制上元观灯》，见《华阳集》卷四。），李攀龙甚至在一部从商周直到本朝诗歌的选本里，把明诗直接唐诗，宋诗半个字也插不进（《古今诗删》卷二十二以李建勋和灵一结束，卷二十三以刘基开始；参看屠隆《鸿苞集》卷十七；“宋诗河汉，不入品裁”，又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卷二十五《皇明诗选序》说宋诗跟明诗等不是“同类”而是“异物”。就因为讨厌何、李、王、李等前后“七子”的“复古”，明代中叶以后的作者又把宋诗抬出来，例如“公安派”捧得宋诗超过盛唐诗，捧得苏轼高出杜甫——参看袁宏道《瓶花斋集》卷九《答陶石篑》、陶望龄《歇庵集》卷十五《与袁六休书》之三，又谭元春《东坡诗选》载袁宏道跋、卷一《真兴寺阁》、《石苍舒醉墨堂》、卷五《赠眼医王彦若》附袁宏道评语。黄宗义《明文授读》卷三十六所载叶向高《王亦泉诗序》、卷三十七所载何乔远《郑道圭诗序》、《吴可观诗草序》和曾异撰《徐叔亨山居次韵诗序》也全是有激于“七子”的“复古”而表扬宋诗的，同时使我们看出了清初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陈讦等人提倡宋诗的渊源。有趣的是，许多宋人诗句靠明代通俗作品而推广，只是当时的读者未必知道是宋诗。举三个显著的例：《荷花荡》第三折里玉帝说的“淡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御炉香；侍臣鹄立通明殿，一朵红云捧玉皇”是苏轼“上元侍饮楼上呈同列”第三首，见《苏文忠公诗集》卷三十六；《鹦鹉洲》第三折里女巫说的“暖日熏杨柳，浓春醉海棠；放慵真有味，应俗苦相妨”是陈义与《放慵》前半四句，见《简斋诗集》卷十；《金瓶梅》第八十回的“正是‘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是黄庭坚《王厚颂》第二首后半两句，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五。参看宣统二年《小说时报》第六期《息楼谈余》记载赣州“清音班”唱本里所用黄庭坚的各联诗句。）。在晚清，“同光体”提倡宋诗，尤其推尊江西派，宋代诗人就此身价十倍，黄庭坚的诗集卖过十两银子一部的辣价钱（施山：《薑露庵杂记》卷六）。这些旧事不必多提，不过它们包含一个教训，使我们明白：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假如宋诗不好，就不用选它，但是选了宋诗并不等于有义务或者权利来把它说成顶好、顶顶好、无双第一，模仿旧社会里商店登广告的方法，害得文学批评里数得清的几个赞美字眼儿加班兼职、力竭声嘶的赶任务。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

    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么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例如何景明《何氏集》卷二十六《读(精华录)》：“山谷诗自宋以来论者皆谓似杜子美，固余所未喻也。”），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维肖而不维妙，像唐诗而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因此博得“瞎盛唐诗”、“赝古”、“优孟衣冠”等等绰号（参看于慎行《觳城山馆文集》卷十一《冯宗伯诗序》：“如画师写照，……无一不似，……了无生意，……似之而失其真矣!”又《朱光禄集序》：“大者模拟篇章，小者剽剥字句，……形腴神索。”这是曾受“七子”影响的一位过来人的话。）。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这两个术语见方回《瀛奎律髓》卷十姚合《游春》批语，参看卷十五陈子昂《晚次乐乡县》批语。）。这一点从下面的评述和注释里就看得出来。鄙薄宋诗的明代作者对这点推陈出新都皱眉摇头，恰像做算学，他们不但不许另排公式，而且对前人除不尽的数目，也不肯在小数点后多除几位。我们不妨借三个人的话来表明这种差别。“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复忌太过……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这是唐人的话（皎然：《诗式》卷五《复古能变体》条），认为“通变”比“复古”来得重要而且比较稳当。“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这是宋人的话（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之二），已经让古人作了主去，然而还努力要“合”中求“异”。“规矩者方圆之自也，即欲舍之，乌乎舍?……乃其为之也，鲜不中方圆也；何也?有必同者也”；“曹、刘、阮、陆、李、杜能用之而不能异，能异之而不能不同”——这是鄙薄宋诗的明人的话（李梦阳：《空同子集》卷六十二《驳何氏论文书》、《再与何氏书》；参看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六记顾璘驳李梦阳称杜甫诗如“至圆不能加规，至方不能加矩。”），只知道拘守成规，跟古人相“同”，而不注重立“异”标新了。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882页）宋诗就可以证实这一节所讲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表示出诗歌创作里把“流”错认为“源”的危险。这个危险倾向在宋以前早有迹象，但是在宋诗里才大规模的发展，具备了明确的理论，变为普遍的空气压力，以至于罩盖着后来的元、明、清诗。我们只要看六朝钟嵘的批评：“殆同书抄” （《诗品》卷中），看唐代皎然的要求：“虽欲经史，而离书生” （《诗式》卷一《诗有四离》条），看清代袁枚的嘲笑：“天涯有客太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 （《小苍山房诗集》卷二十七《仿元遗山(论诗)》第三十八首，所嘲笑的“无己氏”据说就指翁方纲。这首诗应该对照第五首称赞查慎行的诗：“他山书史腹便便，每到吟诗尽弃捐”；参看《随园诗话》卷一论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之书籍无所不搜，及其成仍不用一典。”），就明白宋诗里那种习气有多么古老的来头和多么久长的影响。

    从下面的评述和注释里也看得出，把末流当作本源的风气仿佛是宋代诗人里的流行性感冒。嫌孟浩然“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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