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关于20世纪宋诗研究的对话 |
 |
时间：2009-8-8 16:55:50 来源：不详
|
|
|
陶文鹏（《文学遗产》编辑部）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是继唐诗之后又一高峰，虽不能说完全可以与唐诗相媲美，但也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范，开辟了诗歌创作的新天地，其总体成就超过了元、明、清三代。而本世纪以来，宋诗研究虽然也有不少收获，但从整体上看，远没有唐诗研究那样声势旺盛，成果丰硕。与宋词研究相比，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实际成就也多有不如。这里面一定有不少值得反思、总结的东西，今天有幸邀请到两位这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谈谈。我们是不是先回顾一下20世纪宋诗研究的大致情况。
一、宋诗研究：总结回顾
莫励锋（南京大学中文系） 20世纪初的宋诗研究主要是由诗坛风气而派生出来的。清末民初的“同光体”诗人大多浸染宋诗，而且主要是学习黄庭坚、王安石等人的典型“宋调”。陈三立自称“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其诗的兀傲勃郁之气近于黄庭坚、沈曾植是学贯古今的大学者，他那奇奥僻涩的诗风颇像宋诗中“以才学为诗”的一路。郑孝胥后来虽身败名裂，但出仕伪满前诗名甚著，诗风也近于陈散原。由于这些诗人在当时诗坛上名声很大，比樊增祥、易顺鼎等学中晚唐者更有影响，所以他们所推崇的宋诗也就很受重视。《围城》中的董斜川说，“唐以后的大诗人是‘陵原山谷’”，即杜少陵、王广陵、梅宛陵、李昌谷、黄山谷、李义山、王半山、陈后山、元遗山和陈散原，这份“大诗人”名单中唐代只有三位，宋代倒有五位，这虽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的话，但确能代表民初诗坛的风气。正是在这种风气中，陈衍才能在理论上为宋诗张目，他不但编选了《宋诗精华录》，而且提出了“诗有三元”之说，即“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之说，认为以“元祐”为代表的宋诗可与盛中唐诗媲美。
程杰（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沈曾植认为，“三元”都有外国探险家开拓殖民地、发现新大陆那样的贡献，这是对宋诗历史地位的极高评价。
陶文鹏 上面所说的情形还不限于“同光体”诗人。例如黄节身为南社社员，但论诗推崇黄山谷和陈后山。一部《蒹葭楼诗》，受陈后山影响极多。黄节在大学主讲诗学多年，这种风气肯定会影响学术风气。
程杰 “同光体”是入清以来学宋之风的发展，属于古代文学的范畴。20世纪初期的宋诗整理也是承清代宋集编刻之势而来。李之鼎自1914年开始整理宋人别集，历时10年，完成《宋人集》甲、乙、丙、丁四编，主要编刊中小诗人的别集，达60多种，多为善本，每种还附有有关诗人的资料。《宋人集》与《全宋诗》，可以称作是20世纪宋诗的两大文献工程。一在世纪头，一在世纪尾。
陶文鹏 20世纪的宋诗研究从纵向上看也正是一个两头热、中间冷的过程。
莫砺锋 五四前后的白话诗也与宋诗颇有渊源。胡适说“最近几十年来，大家都爱谈论宋诗，爱学宋诗”，甚至还说“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他说的“宋诗运动”并非指“同光体”，而是指与“同光体”水火不相容的白话诗人。因为在胡适看来，“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正是宋诗的一大特点。
程杰 当时这样诠释传统是为文学改革服务，从谣谚、乐府民歌、词曲以及宋诗中寻求文学进化和革新的规律，为文学革命张目。
陶文鹏 关于宋诗与白话诗的关系，葛兆光写过一篇《从宋诗到白话诗》，说得很清楚。
程杰 葛兆光先生在两者间的比较贯通很有见识。大约同时苏州大学马亚中先生也有文章涉及这一点，好像出发点不同。
莫砺锋 这种思潮对学术研究也有所影响，胡适的文学史著作对宋诗评价就较高。
陶文鹏 后来朱自清写《宋五家诗钞》与此也不无关系。
莫砺锋 由写诗而派生的宋诗研究，往往只注意到几位大家。陈衍《宋诗精华录》虽然入选达130人，但大多只有一二首作品，其中选诗10首以上的只有14人，而《石遗室诗话》中论到的宋代诗人也不多。这种情况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大量的宋代诗人还没有进入研究的视野。
程杰 就认真的研究来说，确实如此。但有一个现象也须指出来的是，我们建国后的文学史，可能是受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一观念的影响，有关宋诗的部分偏轻，涉及的诗人特少，包括我们系主持、最近出版的两卷本《宋代文学史》。倒是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诗史著作，论到宋诗时还能客观地提到一些中小诗人，如1925年出版的李维《诗史》，就提到夏竦、宋祁、郭祥正、袁世弼、参寥、惠洪，宋末的方凤、方岳等。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开个名单，材料似乎也只是从《苕溪渔隐丛话》来的。30年代有两部关于宋诗的专著，常被人们提起，一是胡云翼的《宋诗研究》，一是梁昆的《宋诗派别论》。前者有一些章节谈宋诗特征、唐宋诗风格异同，虽只是大略说说，但有些启发性。后者专门以派别立论。虽然有泛流派的倾向，流派的标准也不一致，有些名目、提法明显失当。但从流派人手，应该说抓住了宋代诗史的一个纲。宋诗宗派意识强，风格流派多，体派显得特别重要。今天讨论宋诗体派，总免不了要提到梁昆这本书。
陶文鹏 20世纪40年代的宋诗研究，钱钟书的《谈艺录》是很有影响的。其中有相当篇幅是论述宋诗的，比如说关于唐诗与宋诗的不同及其划分，可以说为历史上唐宋诗之争作了一个科学的辩证的颇有说服力的总结。书中对黄庭坚、陆游等人的诗，也作了独到的评价。还有缪钺先生的《论宋诗》，虽是单篇论文，但对唐宋诗艺术的比较，很生动，也很精辟。
莫砺锋 五六十年代，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都受到当时政治风气的极大影响，宋诗研究自不能例外。那时最重要的宋诗研究著作是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这当然是一本有许多卓越见解的书，但是前言里指责宋诗“把末流当作本源”，并不符合实际，也未搔着宋诗痒处。而选目中黄山谷诗只有3题5首，仅及陆游诗的九分之一、范成大诗的四分之一、刘克庄诗的二分之一。这无疑是当时那种重内容、轻形式，重思想价值、轻艺术价值的习气所造成的。只要把钱钟书《谈艺录》中有关黄山谷的段落拿来对照一下，便可看出这一点。
陶文鹏 当时所发表的宋诗论文，总数不足200篇，其中谈陆游、文天祥爱国主义思想的倒占了一半，所以对宋诗的研究在总体上是偏颇而肤浅的。
程杰 与《谈艺录》相比，钱先生的立场确实有很大改变，但当时仍嫌“左”得不够，事实上他的《宋诗选注》一出来就受到了批评。五六十年代，在宋诗没有引起多少注意的情况下，出现了两个讨论热点，一个是关于苏轼的政治诗；一个就是钱先生这一选本。钱先生这部书，虽然有局限，个别细节上也有疏误，但还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书中以否定的立场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了宋诗创作特征的基本方面。据说，王水照先生曾说《宋诗选注》要用四种眼光来读。水照先生的具体意见，我不清楚。但《宋诗选注》确实远非一个作品读本。首先是它以选见史，入选大家、名家大都有较详辟的评论，贯穿起来就是一部简明宋诗史。前言和一些重要诗人名下陆续讨论了宋诗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继承与创新、书本与创作等，集中起来不啻是一部宋诗通论。另外如文同名下谈以画喻景的写景法，苏轼名下讲比喻，曹勋名下论宋代边塞诗，刘子翚名下讨论理学家诗，范成大名下讨论田园诗，这些问题在宋诗中都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值得我们予以专题探讨。打开这本书，总能感受到钱先生对宋诗全面而深入的知解把握。书中信息量这么大，并非一般的功夫。几年前我与秦寰明先生话及此书，一致感慨，就对宋人别集等文献资料阅读而言，今日治宋诗者要达到如此广泛的程度是很难的。钱先生这一选本至少可以说是1949年以来30年内宋诗研究的最大收获。
莫砺锋 “文革”结束以后，宋诗研究在规模和深度上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一阶段，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论文和著作，文献的整理也很有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与唐诗、宋词相比，宋诗的研究仍是比较冷落的。我们虽然不能知道研究者的确切人数，但从发表论著的情况来看，搞宋诗的人大大少于搞唐诗的，也不如搞宋词的人多。我想这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唐诗、宋词的作品数量适中，《全唐诗》5万首诗，加上陈尚君的《全唐诗补编》也不到6万首。凡是研究唐诗的人，大多通读过《全唐诗》，钟振振即读过6遍。但是《全宋诗》即使出齐，有几个人能够通读一遍？即使勉强通读了，恐怕也很难形成较全面的印象，因为作品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搞宋诗的大多是以几个大家为对象，很难兼顾中小诗人。这样凡是想专治一代诗歌而又不受“浅尝辄止”之讥的学者，多半会选择唐诗。因而，即使像钱钟书先生那样渊博的人，也难免有掌握材料欠全的缺点。《宋诗选注》里选了吕本中的《兵乱后杂诗》，注中说明是据《瀛奎律髓》所收的5首而选的，并说这不见于《东莱诗集》，其实原诗29首俱在，题为《兵乱后自嬉杂诗》，存于宋刊本《东莱外集》。如果钱先生看到全部29首，也许选目会有所变化。二是唐诗研究的基础较好，作品的整理、诗人生平的考订，都已有较好的学术基础，现在的研究者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望得更远。
程杰 搞宋诗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许多工作要从头做起。立论偏颇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
陶文鹏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唐代文学研究影响较大，全国性的学会早已成立，年会如期举办，还有《唐代文学研究》和《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两种专门刊物，队伍壮大，发表阵地也多，自然会吸引更多的人。而研究宋诗的人则像是散兵游勇，又很难有机会“樽酒论文”，“招兵买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立一个“宋代文学学会”、“宋诗学会”，创办一份宋代文学研究的专刊？
程 杰 宋诗研究的落后状况是历史地形成的。宋诗在古人那里长期遭冷遇，当代又受到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双重夹击，严重地影响了学科的起步。学科建设、研究队伍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课题本身的难易倒是其次的。其实难易是相对的。唐诗意境多在虚处，宋诗则在实处。虚处要搞清、要落实就难。研究唐诗，生平考释、作品编年、知人论世就相对难一些。宋诗所谓“用人行政”、茶马市货、议论赠答、旧闻轶事一应俱在，诗人生平事迹、作品背景实证材料相对多一些。唐诗研究基础好，然盛极难继。宋诗量大，一望略无开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关键是要人力投入。而宋诗之真正引起注意，有所投入，只是近二十年的事。
莫砺锋 当然，如果不与唐诗、宋词攀比，仅在宋诗研究自身范围内考察，这二十年来的成绩还是不错的。首先是文献工作。北大编了《全宋诗》，如此浩繁的一代文献总集，将为研究者提供很多方便。川大编的《全宋文》也很有用，有关宋代诗人的资料大都可以检得。
程 杰 别集的整理工作也很有成绩，朱东润先生的梅集校注、钱仲联先生的剑南诗稿注、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诗注、陈增杰先生的林景熙集注、傅平骧与胡问陶先生的苏舜钦集注都值得称道。可惜整理的面还不够广。不用说许多中小诗人，就是苏轼、黄庭坚、王安石这样的大家，至今我们读的仍是宋人、清人的旧注。
陶文鹏 宋人以学问为诗，像苏、王、黄这样的大家久久不见新注本，也许是因为难度较大吧。
莫砺锋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找我整理山谷诗集，我因学养不够，知难而[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